学问应该怎样去做，取决于对学问的理解。理解为为社会现实服务，不能古为今用的研究就被看成没价值；理解为解释历史和寻找规律，偏而窄的研究就成了小趣味和私人化。理解为思想、理论、体系、规律是研究的终极，点点滴滴的史料爬梳和史实考据就落了个“考证至上主义”的罪名，等着挨批。
有什么样的理解，就有什么样的研究；有什么样的研究，就出什么样的成果。能够逃离时代风气的人不是没有，但如文革时代的林昭和顾准毕竟是少数。今天的学术生产，时代风气的软导向之外还多了一层体制统摄的硬指挥，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可任由翱翔的空间不太大。
在有悠久历史的古典学术领域，硕学鸿儒太多，硕学鸿儒的学述也就太多。有以“远求海外珍藏本，快读平生未见书”相标榜的（旧联不知所出），就有以“读已见书”颜所居的（余嘉锡）；有以用“新材料”研究“新问题”为“入时代学术之新潮流”（“必记本”注：陈寅恪《敦煌劫余录序》）的，就有以要“建立自己的研究重心，不要跟风抢进”相号召的（严耕望《治史经验谈》）；有的说要像乾嘉学术“为‘窄而深’的研究”，“见其‘为学问而学问’，使吾辈奋兴向学”（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有的反是，“所谓窄而深之研究，缺乏一种高瞻远瞩，总揽并包之识度与气魄”（钱穆《新亚学报发刊词》）。有泥古派，就有疑古派；有疑古派，就有走出疑古派；有的注重知识之探求，有的倾心价值之研索，缘此又有考史、释史、论史之不同……。
这些观点你可以说它们不矛盾，很辩证，但怕不辩证，也怕太辩证；怕不全面，也怕太全面。所以，我们不妨有自己独立的见解，至少应该有认同或不认同某人某见解的意识与权利。
就区区而言，内心向往的是从文化角度入手的文献考据，或者说是对文献的文化关注。比如清人戴震，号称乾嘉考据学皖派的代表人物，但他何止是考据学家。他的《孟子字义疏证》用训诂、考据的方式梳理“仁”、“义”、“理”、“智”、“性”、“道”等范畴，其意则在批判程朱儒学“理具于心”和陆王“心即理”，故人以考据学家兼思想家称之，诚不谬也。
又比如陈寅恪，他在西南联大讲过一个题目，是杨玉环入宫前是否处女，有人说这岂不无聊到迹近猥琐了，其实不然！牟润孙先生（“必记本”注：现代史学家、教育家，香港中文大学教授）正确地理解了其中的蕴义，说这是关系到杨玉环是否先嫁过李隆基的儿子李瑁，李隆基是否霸占儿媳这一违反中国伦理道德的问题，是关涉到李唐王室的血统、习俗以及华夷之辨的文化问题（《陈寅恪与钱钟书》）。人多谓陈氏学术尤重种族和文化，可见其所重者非托之空言，而是以考辨为途径，经由考辨臻于义理之阐发。
但考据和义理合二为一是一个很高的标杆，不是人人都能跨越；陈寅恪《王静安先生遗书序》所总结的王国维治学三特色也是很高的标杆，非不世出的大家不能跨越。就说陈寅恪先生自己吧，他推举王国维的“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又要求“取用新材料研求新问题”，但认真追究，与其说他是用了多少地下的新材料研究了多少新问题，毋宁说是用旧材料得出了新结论。然则，用陈寅恪都不能全然做到的来要求他人，现实吗？
没有悠游容与的闲心，没有非功利的素心，没有对于美的会心，如何能去亲近文学！急功近利、追名逐利本质上是与美相对立的，所以我们或许能去考辨去研究，但没法去审美，我们在文学面前懵然不知，全然无觉，良有以也！常有人批评文学研究者离文学越来越远，那实在不是因为瞧不起文学，不妨看成衮衮诸公们多少还有些自知之明，避难就易，三十六计走为上了！
理解决定心态，心态影响行为。个人以为，学问这一行是组成三千大千世界的一元，与其他三百五十九行一样，具有独立自足的意义，不比别的行业低贱，也不比别的行业高贵，不必将目标悬得过高，跟自己找过不去。
乾隆时期的卢文弨说：“人之力固有所不能兼，抑亦关乎性情，审其近而从事焉，将终身以之，而后可发名成业，其能有所兼者，尤足贵也”（《书杨武屏先生杂诤后》）。心性不同，才情不同，志趣不同，能力不同，尽可以也应该选择自己喜欢的和适合自己的道路，却不必对异己者妄加轩轾。无论考还是论，文化还是文学，窄还是宽，打通还是固守，只要踏踏实实，兢兢业业，有大所得尽可自慰，有点滴之得亦可自慰，没有所得也不必焦虑。古代的士大夫今天叫读书人，用张之洞的话来说，“好学者即是佳士”（（《輶轩语·语学·为学忌分门户》），又何必非得“发名成业”而后可呢！
现而今的问题不是“发名成业”的问题，而是有多少“佳士”的问题。读一本书恨不得写三本书，好读书不求胜解变成了不读书好求胜解，你能期望这样的学者写出什么样的东西来呢？
信笔至此，记起了程千帆先生说过的一段话：“前辈基础扎实，刘弘度先生一生对《庄子》下过很深功夫，但不写东西，我曾经问过他，他说：‘你以为读了书一定要让人知道吗？’”（《书绅录》）是的，在包括程千帆先生本人在内的“前辈”学者中，这实在是一种稀松平常的情形，现而今，几乎无可再见此风景了。
现而今提倡文化产业化，学术如果也算文化，那么生于提倡文化产业化的时代真是它的大不幸。产业的特点有二，模式化和规模化，即在规定时间内按规定模式完成规定数量，这就决定了学术生产的圈养方式。而学术实在是不能被圈养的东西，它需要的是散养，散养的含义是，首先要有足够的自由，选题的自由，路数的自由，观点的自由，个性的自由，然后要有足够的兴趣和足够的专业修养，再然后要有一种“能事不受相促迫”的客观环境和主观心态。
有一个现成的好例子，那就是《宋诗选注》。
《宋诗选注》是怎么作出来的呢？别的不说，单看选目吧。杨绛先生说：“选宋诗，没有现成的《全宋诗》供选择。钟书是遍读宋诗，独自一人选的。那么大量的宋诗，他全部读遍，连可选的几位小诗人也选出来了。他这两年里工作量之大，不知有几人曾与理会到。”（《我们仨》）。
事实是，钱先生的宋诗阅读工作又岂止是“这两年”，在1956年完成《宋诗选注》之前的30年间，他就大量地检阅各种宋人的别集、总集，单在《容安馆札记》中明确提及的就有近300家！我们没有钱钟书的聪明是不用说的，有没有钱钟书的勤奋呢？屑不屑下了几十年的功夫之后，再来做那么薄薄的一册“选注”呢？
不能也不必刻意去追求包括文学研究在内的基础文科的社会功用，狭隘的功利主义常常是要坏事的，评法批儒评水浒和梁效班子都是不远的殷鉴。但有些事情也真是匪夷所思，青灯黄卷的书斋生涯，有时也能在浑然不觉间担当为国争光的大任。
比如业师、敦煌学家项楚教授就曾经对我说，当年独自一人埋头于王梵志诗歌的校注时，何曾知道有一个在六十年代就撰文批评过中国学者的日本学者，又准备撰文批评此前出版的一部同类著作了；何曾想到过自己的著作将为中国挽回一次必将丢掉的“面子”；何曾立志要将“敦煌学在日本”的局面改为“敦煌学在世界”呢？但这一切竟然就发生了！
回到开头，什么是好学问呢？这当然是一个言人人殊的问题。私见以为，智慧、灵性、识见、个性、读书之广、用力之勤，这些要素至少得占一样，占的样数越多，好学问的可能性就越大。
如果一样不占，写了争如不写。
几年前的首届高校学术期刊发展论坛上，经济史学家李伯重教授指斥中国大学文科学报多数都是学术垃圾的生产场。批评得太直率了，很有些让人挂不住脸。但我们想想北朝时期的颜之推是怎么说的吧：“吾见世人，至无才思，自谓清华，流布丑拙，亦以众矣，江南号为‘詅痴符’。”（《颜氏家训·文章》）“詅”者，叫卖也。对于爬格子（如今得说“敲键盘”了）的人来说，还有比这更酷――“残酷”――的“酷评”吗？自号为学者者，岂能不凛焉戒惕！
最后还想向学术行政者进一言。现在时兴的是量化考评机制，学术管理部门最喜欢的就是这种方式，因为它省事易行，最主要的是几乎不需要任何智力。但一个学者，单位时间里所写越多，摊在每篇文章上的时间和精力就越少，其质量就越难保证，这本是一个浅显易懂的道理，也未必不是导致如今学术质量不断下滑的重要因素。所以我想，可不可以试试这种思路，别担心，仍然是量化管理，仍然用不着智力，只不过反过来，不是求量之多，而是求量之少，规定一定的时间段比如一年、三年内，每人不得发表多于多少篇的文章，否则扣其工分，降其职称，就像一些高校干过和正在干的那样（当然不用说这些高校是因少而扣而降了）。也许过个十年八年，我们能够发现，并不需要刻意倡导什么方法，鼓励什么创新，学术的水准还真有所不同了。
文章来源：必记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