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也许只有为数不多几个研究他的专家认识他了。
他出生的时候，英国女王的坚船利炮正隆隆地向这个国家驶来；他去世的时候，中国的大片土地已在日本人的炮火中沦丧。
那年，一个12岁的小孩从丹徒的私塾中走出来，独自一人摸到了上海的徐家汇，投进一所教会学校。
史家说:这一走，中国近代史上，一个不可或缺的人物走进了历史。
一、少年求学，融贯中西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标志着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也意味着中国开始逐步沦为半殖民地社会。
在这深具意义的一年，马相伯出生了。
12岁之前，他一直接受着传统的私塾教育，但他不爱听老先生摇头晃脑地讲诵经典，也对老先生口头里的“皇帝什么都懂”始终抱有疑义。
12岁时，出于对日复一日的私塾的厌倦，以及对未知世界的好奇心，马相伯瞒着父母，独身一人搭乘着内河民船，去到上海闯荡。
当时，上海最早的一所西式学校是徐汇公学，师生少得可怜，教员只有4名，学生只有39人。但其中西杂糅的办学理念却深深地吸引了马相伯，经友人介绍，他得以入读徐汇公学。
刚入学时，公学老师问他:“每天能读几行书?”他答:“12行。”老师便照此进度教他，结果他很快就能背诵。老师就将授课内容调至24行，后又增至60余行，他依旧能熟练背诵。
得益于这样的天赋与努力，他先后学成了拉丁文与法文。
徐汇公学旧址
徐汇公学十年，马相伯在学业上的成绩令人瞩目，多次因学业优秀获得“文科奖赏”和“圣学奖赏”的殊荣，直至于1870年获得神学博士学位，此后又专修文学、哲学与数学。
当发现中国的“勾股”就是西方的微积分，中国的“方程”就是西方的“比率”时，他欢欣不已地说:“把中西的数理贯通起来，也是我们研究西洋科学的一种乐趣！”
然而，民族日益沦亡的危机逐渐消解了他融贯中西的简单的快乐。西方传教士借着历次侵略战争签订不平等条约，不断地强化文化殖民的立场，而马相伯则更加青睐于古早的温和的儒化传教。
虽同为修士，但是身为中国人的马相伯还是遭受到了教会内部的排挤与打压。他的私人信件遭到搜查与拆阅，他也不能再给学生授课，被“打入冷宫”，翻译整理书籍去了。
《马相伯画传》
二、忧国忧民，求仕救国
某一日，有外国修士来华，马相伯被迫腾出朝南的房间，住进了朝北的房间里。
这虽只是一件小事，但无疑显露出西方诸国早已凌驾于中国之上的现实，不平等条约为中国人带来的压迫已逐渐曝露于生活的方方面面。
时逢“同治中兴”，洋务运动正开展得如火如荼，满汉英才勠力同心，拱卫于朝堂之上，能臣之士皆在合适的职位上人尽其用。晚清帝国似乎流露出复兴的迹象。
与耶稣教会的矛盾冲突，使马相伯陷入沮丧，但时代的号召，反而激荡起他尽己所能，救国于水火的慷慨情怀。
“离会参政”成了马相伯人生的重要节点。他先是入余紫恒幕府掌理文案，随即便担任山东潍县机械局总办之职，成为了“洋务运动”的一员。
机械局总管军火制造，是个人人眼红的肥差，其中的层层盘剥，中饱私囊可想而知。甫一上任，马相伯即大刀阔斧地改革起来。
然而，他向户部呈报的改革方案却因制作成本提高而遭驳回，其兄长好友杨谷山则告诉他:“你将方案中的‘斤’改做‘磅’，包你准过。”果不其然，清廷官员对“磅”这一字的含义稀里糊涂，很快就准许了马相伯的方案。
理想丰满，现实骨感。改革伊始，马相伯便在权力倾轧之下丢了官。随后，李鸿章派他去稽查矿务，也没能激荡起任何水花。
晚清已如泥沼，黑暗而不见底。政治的腐朽与官员的蒙昧更是一再地刷新了马相伯的认知。
马相伯
此后，他出任在日使馆参赞，赴朝鲜充当国王顾问，赴美国参与商战筹资，无一事不尽心力。但都或以无奈收场，或以闹剧告终。
尤其是赴美筹资一事，马相伯已借着开设“华美银行”的名义与美国银行家谈妥了5亿两的借款数，只待朝廷首肯便能将这笔巨款“借”来用以振兴军工经济。
然而，此事传到朝堂之上，群臣沸议，他们攻击李鸿章（李负责在朝堂筹划此事）与马相伯有“卖国”之嫌，就连西太后亦被惊动。
李鸿章只能拍急电令马相伯速停筹款事宜。一时间，马相伯在美国进退维谷，简直要不能见人了。
“溜之大吉”的马相伯转到欧洲，他考察欧洲的著名大学、社会风尚以及政治沿革，对欧美之发展及中西方文化进行了深刻的反思。
他敏锐地捕捉到了中国人的病根。
《马相伯画传》
三、捐款兴学，东方“震旦”
他想起曾在余紫恒幕府时同幕僚们谈及海外瀛洲、寰宇内外的情景，那些满汉官员们不可置信的神情就如听闻了《西游记》中的“华胥国”一样。
他也回想起满清高官只识“斤”而不知“磅”的无知愚昧。
这就是中国之病啊！中国之病，起于蒙昧，起于闭锁，起于封建，起于落后、起于不自知，起于常自满，何以医治?唯有教化！
回看这十几年的从政经历，一片辛苦与努力皆是付诸流水，国家依旧老弱，而马相伯自己奇功未立而复遭蜚语。中华还有救吗?有！但是，满清已经没救了！
于是，自欧洲归国之后，他淡出政坛，回归书斋，一心钻研起“教育救国”。
20世纪初，许多有识之士不约而同地意识到“自强之道，以育人为本。求才之道，则以设立学堂为先。”
建造一所什么样的学堂呢？欧洲大学的影子浮现在马相伯的脑海中，他暗暗地告诉自己:就建成那个样子，建一所思想自由、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新式学校！
为此，马相伯将自己所有的家产——松江青浦的3000亩田产尽数捐赠给天主教江南司教收馆，作为创办理想中的大学——中西大学堂的基金。
然而，天主教会只对资助感兴趣，对办学则毫无兴致。办学的事就这样搁置下来了。
此时，中国社会已经刮起了求学之风。中国青年自发地寻找名师，学习先进知识。
蔡元培找到了马相伯请教拉丁文。马相伯倾囊相授，并建议道:“学习拉丁文非一日之功，不如选派一些学生过来进行系统性的学习。”
当时蔡元培正任教于南阳公学，他参照马相伯的建议，选派了24名学生前来学习拉丁文。
经过4个月的教学，这些学生的拉丁文小有所成，已经可说可写了。课外，马相伯还教学生们法文、数学和哲学，与学生们一块儿进食，一块儿旅行。
言传身教之下，学生们的学业与人格都得到了升华。马相伯教书的名声也传扬了出去，云南、陕西、山西、四川的学子纷纷慕名而来。
学生越来越多，小屋是装不下了，马相伯筹划着扩大规模，借此机会创办学校。于是，他再次求助于教会。教会之前收了他的捐赠，此次便顺便资助了他。
“震旦公学”就这样成立了，窘迫到教师只能由教会教师担任，校舍也要借用教会的房屋。但它依然成为了学生们求知的乐土，精神上的归属。
这时的马相伯已经六十四岁了。
四、三次办学，终成“复旦”
对于教会的过度依赖，造就了“震旦大学”的“先天不足”。
马相伯虽然借着教会的名义办学，却并不打算传授天主教教理。教会对此自然十分不满。1904年教会从安徽调任神甫南从周主管“震旦”教务。
南从周趁着马相伯生病，大肆改订校规校政。马相伯愤而辞职。学生们哗议，紧接着摘下“震旦”校牌，相继离校，“震旦公学”也随之解散。
马相伯离开“震旦”后，受到了各界人士的鼎力支持，于是他偕同离校的学生们，开始筹建“复旦公学”
所谓“复旦”即为“复我震旦”之意。
经费依旧短缺，校址依旧成问题，但这一次马相伯没有向教会求助。他与学生们向社会募集办学基金，得到了各界的支持。
募捐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募捐一事强化了兴学对于中国的救国意义，也表现了复旦同仁们办学的决心与毅力。
但是，伴随着“震旦”与“复旦”的名声大噪，扯皮也随之而来。
法国教会先声夺人，盗用“震旦学院”的名义，在报纸上公开招生。马相伯随即发表《公白》一文以正视听。
虽然经了一些波折，“复旦公学”仍于1905年顺利开学了。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为了躲避战火，“复旦公学”迁至李鸿章祠堂继续授课，随即便因清政府倒台，经费无以为继而中辍。
1912年，马相伯又呈文孙中山，请求复校，被予以批准。
三度起落，终成“复旦”。
五、老骥伏枥，其鸣也悲
为了办学，马相伯倾尽家财，一家过着清贫的生活。长子马君远中年夭折之后，家庭更是陷入困顿。最后，母亲与妻子相继去世，马家只留下他与一岁半的孙女马玉章相依为命。
但是，即便老迈，马相伯也始终怀有救国之志。“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三天，马相伯即公开发表抗日言论。
他说:“以武力囊括我东北河山矣。噩耗传来，天地变色！国家危难至斯，诚达其颠……今后宜更近一步研究，力求明彼国之情，共谋抗御……虽自顾老迈，仍愿勉励负一部分责任。”
这时的马相伯已经有93岁高龄了，他依然为抗日奔走着。
他撰写了《为日祸敬告国人书》、《泣告青年》等一系列抗日文章，积极组建中国民治促进会、江苏国难会、不忍人会等爱国组织，倡导抵制日货，书写“寿”字和对联义卖，为抗日将士募捐。
写字义卖
1939年，由于担心马老年老畏寒，于右任特邀马老移居昆明，但是途中颠簸劳顿，马相伯不得已滞留在越南谅山休养。
在越南他依旧挂念着祖国。他对侍奉左右的孙女马玉章说道:“九香，你听爷爷的话，我死后，你就到重庆去，找于右任伯伯，要求到前线去，为国家效力。”
他也怀念着少年时光。他回忆起童年时最爱仰观天象，喜欢追究天象的根源。他总是在万里无云的天光之下看着月亮，看到发狂，竟在月亮之下拼命地追赶，但是终于徒劳。还有一次，他登楼开窗，拿着一枝竹竿去敲月亮，但也终于落了空！
这是他的童年，也是他的一生啊！终其一生，他都是那个月下狂奔、拿着竹竿敲月亮的痴儿。那个月亮就是崭新的中国。
即便年届百岁，他都没能触碰到那轮明月。活了一百岁，他也不甘心啊！他对前来探望的胡愈之悲叹:“我是一只狗，只会叫:叫了100年，还没有把中国叫醒。”
同年11月，马相伯口中呢喃着“消息……消息”，带着对抗日前线的挂念，带着无缘新中国的憾恨，溘然长逝，终年100岁。
11月10日，毛泽东、朱德、彭德怀联名致电马相伯家属:
惊悉相伯先生于本月4日，遽归道山，老人星黯，薄海同悲。遗憾尚多，倭寇未殄。后死有责，誓复国仇。在天之灵，庶几稍慰。特电驰唁，敬乞节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