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中国古代史，直到宋朝，湖南还是历代王朝理想的“贬谪之地”。
就地理而言，洞庭湖周边开发的比较早，而湘西、湘南开发的比较晚。湘西南“蛮夷众多”，“梅山之地，旧不与中国通”；而湘东南地区，直到宋朝，还有很多未开垦之地。《宋史.地理志四》在提到今郴州永州一带时说：“而南路有袁、吉壤接者，其民往往迁徙自占，深耕穊种。”江西南部一带的老百姓，经常迁徙到这里开荒种地。
根据竺可桢先生《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唐至北宋，正是历史上的温暖期。地靠岭南的湘南地区非常湿热，山高林密，非常湿热，还属于“瘴疠之地”，正是惩罚官员的理想流放之所。
湖南最早的流放者，当时属于屈原。
“入溆浦余儃徊兮,迷不知吾所如。.乘舲船余上沅兮,齐吴榜以击汰。”——屈原《九章》
从行吟沅江，到魂归汨罗，屈原翻开了文人流放湖南的第一页。
“冯唐易老，李广难封。屈贾谊于长沙，非无圣主”。一百多年后，贾谊到长沙担任王太傅。
出发之时，贾谊甚至以为自己将一去不归，“贾生既辞往行，闻长沙卑湿，自以寿不得长。”司马迁在写《史记》时，把屈原和贾谊放在一个列传里——《屈原贾生列传》，似有感叹二人同命之意。
唐朝，湖南又迎来几位重量级贬谪者。
“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在洪江市黔城镇，还有王昌龄的芙蓉楼。这里当时是龙标县，在这里，王昌龄不但送走了辛渐，还送柴侍御到武冈上任。唐朝时期的武冈县城在今天的城步，沅江支流巫水想通，所以就有了：
“沅水通波接武冈,送君不觉有离伤。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
李白在听闻王昌龄被贬谪龙标，写下了；“杨花落尽子规啼，闻道龙标过五溪。我寄愁心与明月，随君直到夜郎西。”
因为龙标县，王昌龄还被称为王龙标。
刘禹锡，曾被贬为朗州(常德)司马十年之久。“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且置身。”这是刘禹锡对常德的描述。“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刘禹锡在湖南也留下《秋词》等不少名篇。
对湖南影响最深的贬谪者，莫过于柳宗元。
柳宗元与刘禹锡一起被贬，两人在湖南一南一北，同为司马。唐朝的司马就是为贬官而专设的职务，既无具体事务可干，也有没有官舍可居住。白居易的“江州司马青衫湿”就是此意。
柳宗元初贬邵州刺史，还未到任，即被改为永州司马，自此，柳宗元成了永州的文化名片。
柳宗元到永州上任之初，还带着六十七岁的老母亲和牙牙学语的幼女，随行的有堂弟柳宗值和表弟卢遵。令柳宗元十分悲痛的是，老母亲和幼女皆死于永州。
整整十年，柳宗元在永州生活，漫游，写下了作品500多篇。其中入选教材就有《小石潭记》、《捕蛇者说》、《黔之驴》和那首小孩子都会背的《江雪》。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这就是永州冷清的冬天。
唐时的湖南，还迎来一些路过的贬谪者。李白贬夜郎，路过洞庭；此外还有韩愈、宋之问、沈佺期等皆路过湖南。
晚年的杜甫，在生命的最后两年，流落于湖南。写了“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之后，杜甫病逝于一小舟，和屈原一样，魂归汨罗江。
宋朝，湖南又迎来一大批贬谪者，而且大多集中在了永州。
寇准于天禧三年（1019年）被贬为道州司马。道州，今天湖南永州道县。“降准为太常卿、知相州，徙安州，贬道州司马”——《宋史.寇准传》
很多文章不加考证就说寇准做了衡州司马，这是不负责任的。我们来说看《宋史.寇准传》：“在雷州逾年。既卒，衡州之命乃至，遂归葬西京。”寇准还还没有接到去衡州的命令就去世了。
周敦颐，本身就是道州营道县（今道县、江永一带）人。治平元年（1064年）周敦颐又被贬回永州任通判。
1011年，苏轼得以赦免从海南北归，新职务为任安徽舒州团练副使，湖南永州安置。但还未走到韶关，再次被赦免，可以自由选择住处。苏轼选择从江西北归，投靠苏辙，一代宗师与永州擦肩而过。
苏轼和永州擦肩而过，他弟弟却来过。《宋史.苏辙传》：“徽宗即位，徙永州、岳州，已而复太中大夫。”
苏门学士黄庭坚，于崇宁四年(1105年)，“徙永州，未闻命而卒，年六十一。”朝廷准备把黄庭坚从宜州贬到永州，命令还没送达，黄庭坚就病死了。
苏轼又一学士秦观，于绍圣三年（1096年）被贬郴州，次年春写下了《踏莎行·郴州旅舍》。
抗金名将张浚，与绍兴七年（1137年）冬十月，贬居永州。
此外，宋朝先后贬居永州的还有丁谓、曾孝序、蔡攸、邹浩、范纯仁、胡铨、蔡元定等数十位高级官员，永州可谓是宋朝的“流放胜地”。
以上包含了到过湖南的古代著名人文的绝大部分，如果没有他们，湖南的古诗文基本上是空白。
迁客骚人下潇湘，不到湖南岂有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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