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黄帝的孙子，昌意的儿子，号高阳。
他做事镇静自若有勇有谋，通天理而知晓天下事。
作为《史记》中的第二帝，他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五帝系统的构建受大一统观念的影响。在这一过程中，传说时代各部族的始祖与英雄被转化为人间圣王，而其间所谓的血缘关系，实则是为构建一脉相承体系而设，主要用于强化这种传承的连贯性与正统性。
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食物短缺依旧是他面临的首要问题，也是部落稳定与发展的关键。
为此他开发土地，开垦荒地增加耕种面积，同时也在不断尝试栽培其他可以食用的农作物。
历经数代传承积累的经验，或凭借口口相传，或依靠符号记录，使他们对诸多植物的习性有了较为透彻的认识。他们依据谷物习性的差异，在不同地域分别种植，巧妙地结合当地土壤条件，充分挖掘土地潜力，期望实现粮食产量的提升。
在黄帝时期，人们已经开始通过“治五气”来“蓺五种”。到了颛顼时期，人们对于自然的了解有了进一步的感知，他们“载时以象天”，按照季节形式顺应自然。
对于自然的探索，既是生存的必要，也是人文精神的传承。
有一部古老的历法以他的名字命名，即《颛顼历》。
《颛顼历》与《黄帝历》、《夏历》、《殷历》、《周历》、《鲁历》一同被称为古六历。其相传为颛顼所创，不过这种说法或许存在附会之处。较为可信的是，它以传说及流传下来的历法知识作为根基，由秦人制定而成。由于秦人将颛顼奉为祖先，所以把该历法命名为 “颛顼历”。
颛顼历以及其他古历法，皆是先民对人与自然关系予以探索的有力见证。
颛顼历从秦始皇二十六年起施行，直至汉武帝太初元年结束，前后共沿用了 117 年之久。
在处理农事之外他又做了第二件事“绝地天通”！
这是中华文化史上记载的第一次具有深远影响的文化整顿事件。
在与共工争夺帝位的战争中，他明白了一个道理，那就是战争需要明确的首领、统一的战争指挥以及上下一致、勠力同心的统一思想。
在当时，社会呈现出 “民神杂糅，不可方物；人人祭神，家家巫史” 的景象。
由于祭祀活动毫无门槛，人人皆可参与求神问仙，致使所得结果千差万别，缺乏统一的标准与权威解答。
这种祭祀泛滥的状况，一方面导致民众虽耗费大量物资用于祭祀，却难以获得实际的福佑，所谓 “民匮于祀，而不知其福”；
另一方面，又造成 “蒸享无度，民神同位” 的乱象，神的威严因与民众地位混同而丧失殆尽，不再具备神圣性。
更为严峻的是，“民渎齐盟，无有严威。神狎民则，不蠲其为”。
各个家族皆以自身问巫卜卦的结果为准，全然不顾共同的盟约，使得战争联盟丧失了强有力的统一指挥与协调机制，严重削弱了整体的凝聚力与战斗力，为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埋下了巨大的隐患。
为了消除这种隐患，他让孙子黎负责祭天，重负责祭地，将祭祀天地的权力牢牢掌控在王室手中，严禁民间私自举行祭祀活动，以此阻断民间与天地神灵的联系，此即所谓的 “绝地天通” 之举。
这一举措致使民众丧失了与神灵交流、沟通的权利，民众的独立自主性被严重削弱，自我判断的能力也在不知不觉中丧失殆尽。
“最终解释权”移交给了特权阶级。
“绝地天通” 之后，王便成为了神灵在人间的唯一代言人，其地位凌驾于众人之上，由此形成了 “天一王一民” 的等级秩序，这成为不平等现象滋生的根源，也为后世专制制度的产生埋下了伏笔。
不仅如此，王凭借代神立言的特殊身份，获取了绝对的话语权。在这种绝对话语权的笼罩下，一种顺服权威的话语规则逐渐形成，同时也催生出 “主文而谲谏” 的言说模式。
在此情形之下，话语不再是人们探索思想、追求真理的工具，而沦为围绕权威进行附和、应和的手段。
《史记》对相关制度的确立有如下记述：“依鬼神以制义，治气以教化，絜诚以祭祀。” 他对鬼神之道满怀尊崇，悉心创设礼仪规程，志在借由礼义教化来培育民众的品德修养。
他的足迹广布八荒，北达幽州，南抵越南，西至内蒙古的苏古诺尔与嘎顺诺尔两湖之畔，东及扶桑之地。其间的一草一木、一禽一兽，还有国内各处的神祇，不论四岳（泰山、华山、衡山、恒山）、四渎（长江、黄河、淮河、济水）等名川大山的大神，抑或是小山溪、小河沟的小神，只要光芒所照之处，都被他的威德所服，统统归其统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