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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晨更工学团”的负责人徐明清在小阁楼的地板上捡到一封信。
或许因为保管妥当的缘故，信件的纸张虽微微泛黄，却依旧透露着一股墨香味。
而在信件开头的称呼，写的“进子”二字，落款则是“小俞”。
看着信中的肉麻情话，徐明清寻思了好一会。
“进子”应是指工学团里的女性教员江青。
那么这封寄信的“小俞”又是何人呢？
出于好奇，徐明清在将信件还与江青时，特意问起了寄信人身份。
踌躇了好一阵，江青这才面色泛红地说道：“这封信是我们谈恋爱时，他写给我的。我们结婚以后，他被捕了......”
俞启威
很多年以后，徐明清才真正明白，为江青写下这封真挚情书的爱人，实则就是她的第二任丈夫--俞启威。
“闹革命”的贵公子
我们都知道，江青在与主席结婚前，曾有过3段轰轰烈烈的婚姻。
如果说江青与第一任丈夫和第三任丈夫的婚姻中，利益的成分占大多数。
那么，她与第二任丈夫俞启威结婚，实则是因为爱情。
为什么说江青是因为爱情才和俞启威结婚的呢？
其中有两个原因。
一个是因为俞启威背靠的家族。
而另一个，则是俞启威本身的“革命属性”。
都说一个人童年越缺少什么，长大后就越想要什么。
江青是如此，俞启威亦是如此。
江青
江青小时候的日子过得实在有些苦。
1914年，她出生在山东诸城的一户有些名望的商户之家。
说是商户之家，可等江青出生的时候，家族还是没落了。
父亲封建愚昧，生母李栾氏又是不得宠爱的偏房妾室。
所以江青从很小的时候，就得裹着小脚、学洗衣做饭，任打任罚。
不过，或许是在县立学校读过几年书的缘故，江青骨子里早早就有了反抗意识。
在家里面对父亲的暴虐，她虽不吭声，心里却在不断盘算着怎样才能更快离开这个家。
而俞启威，则和江青家庭环境大不相同。
他在家里排行老三，可谓是真正的豪门贵公子。
1912年，俞启威出生在北京，原籍为浙江绍兴。
俞启威所在的俞家乃绍兴一个名门。
其祖辈世世代代都是清朝高官显贵。
鲁迅的老师俞明震
俞启威的祖父俞明震，乃是晚清的重臣，在教育界和诗坛均负盛名。
要知道，1902年鲁迅赴日留学，就是俞家人一手操办的。
而等到清末民初的时候，俞启威的父亲俞大纯借着自己在国民政府交通部的资源，参与了众多民生方面的投资。
没几年，他就赚得盆满钵满，在北京和上海等地拥有十几处房产。
不仅如此，俞启威的叔叔还是蒋经国的女婿。
按理说，借着家族的荣光，俞启威这个“俞三少爷”应该做得十分矜贵。
可偏偏命运就是这么奇妙。
俞启威这个人虽然身在高处，心却与贫苦的人民百姓紧紧相连。
1930年，俞启威考入国立青岛大学物理系。
在校期间，他积极参加爱国学生运动、领导学生参加罢课、去南京国民党政府请愿等活动。
他的举动获得了我党高度认可。
1932年，俞启威成功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青岛学运的领袖人物。
也正因此，一次偶然的机会，他结识了在青岛大学教务长赵太侔家中借住的江青。
那一年，江青17岁，刚刚与第一任丈夫结束婚姻关系。
其正处于感情的空虚期。
而这时，一个长相英俊，家境优渥又进退有节的翩翩贵公子出现在她面前。
这让江青如何不心动？
事实上，对于江青的第一印象，俞启威仅停留在活泼漂亮、有好感的程度。
而真正让俞启威这个进步青年打开心扉，深深爱上这个女孩的原因，是她愿意加入由自己组建的左翼文化团体“海滨剧社”，与自己一起接受先进的思想。
1931年，在不被长辈祝福的情况下，19岁的俞启威与17岁的江青正式结为夫妻。
因为当时俞启威还没毕业，没有正式的工作。
江青便将自己在图书馆里挣的那点微薄工资全部拿了出来，用以两人的生活开销。
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当时的江青是真心爱着自己的第二任丈夫。
为了让妻子和自己在革命道路齐头并进，1933年2月，在青岛大学党小组担任宣传部长的俞启威将江青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那段时间，两人不仅一起参加各种反对日军侵华的学生运动，还在我党在上海的地下活动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1933年7月，因叛徒出卖，俞启威被捕入狱。
在狱中，无论“糖衣炮弹”还是各种酷刑，他都没有说出任何党内情报。
其中也包括江青的消息。
1935年，为了保全大局，江青与俞启威结束了婚姻关系。
自此，这对曾经爱得难分难舍的恋人，一个向着红色事业继续前行，一个跻身话剧和电影界，开启了人生的第三春。
红色岁月
这边，江青化身为蓝苹，靠着一部话剧《娜拉》在上海电影圈混的风生水起。
甚至她还与当时负责主编《电影画报》的影评大家唐纳打得火热。
而那边，刚被家人保释出狱的俞启威却依旧初心不改，愣是想在这红色岁月搅出点名堂来。
1935年，俞启威从山东转移到北平。
他利用自己的学生身份，参与组建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继续从事抗日爱国运动。
在著名的“一二.九”运动中，俞启威更是担任了领导人的职责。
面对国民党政府的“对日不抵抗策略”，他带领着北平数千人的大、中学生举行了抗日救国示威游行，坚决捍卫中国领土的完整。
也正是在这次游行活动中，上级看到了俞启威的领导能力，于1936年4月任命其为中共北平市委宣传部部长、学委书记。
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后，中华民族全面抗战就此打响。
作为有名的进步青年，俞启威也不闲着。
1938年，被任命为军区的党委书记后，俞启威将工作重心从北平校园转移到了战地。
他开始在冀中军区进行思想建设方面的工作。
当时，俞启威所在的根据地属于对敌斗争的最前线，时不时就会遭到敌方的偷袭。
为此，他只能带领同志们灵活转移。
然而，如此大规模的转移行动，进行一两次还能应对。
可次数一多，同志们就有些吃不消了。
遗憾的是，在这个过程中，最先病倒正是俞启威这个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领导人。
看着他顶着一张病态苍白的脸，与大家一起赶路，战士们都很心疼，纷纷劝他去后方根据地休息一阵子。
但是，俞启威为了能和战士共进退，硬是撑着病弱的身子不肯离去。
最后还是组织亲自出面，才将这头“倔驴”劝回了延安。
在延安休养期间，俞启威不仅身体恢复如初，在思想上也进步了不少。
为了提醒自己不忘初心，他甚至将自己的名字改为了“黄敬”。
而黄敬，正是当年他在学生时代，从事地下工作时的代号。
解放战争时期，身体完全康复的黄敬被分配回了老部队。
而这次，他同样担任着晋察冀军区副政委、华北军区后勤部政委等重要职务。
在解放天津的平津战役中，其更是立下了汗马功劳。
1949年1月15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野一纵三师二团长达29个小时的激战中，天津人民终于迎来了解放。
而作为这场战役中功不可没的革命先驱，俞启威被授予市长的职务。
这也是天津解放以来，当地的第一任市长。
除了在革命事业上鞠躬尽瘁，面对感情上的问题，黄敬同样拎得很清。
事实上，江青遇到烦心事的时候，曾多次主动给黄敬写信，以求宽慰。
但碍于两人的身份，他态度坚决，一直选择默不作声。
人民的公仆
显然，比起复杂的感情，事业对于黄敬来说无疑是最直接，也是最该花心思的东西。
自1949年担任天津市长以来，黄敬在这个岗位上干得极好，在天津城市建设中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首先是市民的饮用水问题。
在解放军进城的时候，黄敬等人观察到天津的市民普遍面黄肌瘦，健康状态不佳。
经过多番了解后，他才知道这一切是市民们饮用的井水不干净惹的祸。
为了让天津市民能喝上干净无污染的饮用水，黄敬特意从中央请来了一批水利专家进行现场调研。
而后，在天津市委的主导下，天津市的水质污染问题得到解决。
非但这样，通过与济安自来水厂的合作，这些干净的水源更是成功疏通到千家万户。
此举让天津市里市外的老百姓都享受到了自来水自由。
水是生命之源，更是农作物之源。
1950年，因为黄敬“清水”有功，天津郊区那些原本干旱的土地竟然变得草美地肥。
连带着当年的农作物都实现了一波大丰收。
除了饮用水问题外，黄敬在天津市的交通建设更是下了一番苦功。
据黄敬观察，当时的天津之所以发展不起来，很大一个原因便是它的交通，尤其是天津郊区的交通不够发达。
为了改变这个状态，从1949年前，黄敬就联合交通部就城乡的道路建设进行大规模的整改。
重点是将天津的郊区与天津市区连接起来。
不过要先修路，就得有工人才行。
黄敬苦思冥想，最终从天津的失业人口中找到了答案。
原来，在解放之前，因战事频繁，天津很多工厂在战火和硝烟中走向了灭亡，留下了大批下岗就业的工人。
这些工人的家里往往上有老，下有小。
对他们来说，失去工作，无异于是将他们往死路上逼迫。
黄敬认为，既然我这边干活需要工人，而这群待业的工人正巧又需要个就业的机会，双方何不一举两得，实现双赢？
不过俗话说得好，要想牛干活，就得给牛吃好草。
而这里的“好草”，正是员工宿舍。
1951年12月，为了天津的交通项目顺利展开，黄敬特意前往北京与主席商讨“工人宿舍楼”修盖一事。
最终，主席同意了他在距离工业区较近的地方，新建一批工人宿舍楼。
随着这批总面积为61万平方米，总住房数为五万间工人宿舍楼建好，天津这座充满活力与创造的城市，与这群城市建设者，一起走向了更加光明的未来。
后来，黄敬又调任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国家技术委员会主任等职，并在1956年当选为中央委员。
1957年，黄敬靠着出色的政绩被任命为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副主任、国家技术委员会主任兼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
然而，这个人民公仆在上任仅一年的时间后，便因突发恶疾，遗憾离世，享年46岁。
后记
革命先驱虽然离世，但他的后代却还在革命事业中发着光和热。
俞正声
1968年，黄敬的儿子俞正声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导弹工程系毕业以后，踏踏实实地从一名普通技术员干起。
其一步一个脚印，从党组成员到副部长，再到湖北省委书记。
如今，他已经进入中央政治局局，成为全国政协主席。
不过，尽管已经官居正国级，但在俞正声看来，在追随父辈这条路上，自己还有很长的一条路要走。
参考资料
光明网文摘报《毛泽东与江青的婚事》
环球网《江青在嫁给毛泽东之前的“复杂”过去》
郑翁.第二章 李云鹤和俞启威的同居——江青的入党以及她的第二次婚姻[J].福建党史月刊,1996(07):23-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