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唐纳辞去香港《文汇报》总编辑这份工作。他这一举动让很多人都不理解,毕竟现在我党与国民党的战争已经快接近尾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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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众人一直在等待祖国解放的那天,而此时唐纳的离职申请就显得格格不入。但毕竟这是个人问题,他们也不好多说什么。但通过后来唐纳的助理透露他走的原因,众人这才明白他的心思。

报社里有人对他表示理解,也有人则说他这是多此一举。那么唐纳为何选择在此时离开?他又为何会被人说是多此一举呢?

江青前夫唐纳

唐纳这个名字其实并不是他本名,他原名叫马继宗,唐纳只是他的笔名。而这个唐纳之所以会在此时选择离开,与他的前妻江青脱不了关系。唐纳与江青同岁,1914年5月7日出生在江苏苏州。由于家境优渥,他从小就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但他最感兴趣的还是在文学方面。

1932年他顺利考入上海的圣约翰大学,次年便以唐纳、罗平、陈陀等笔名在《晨报》“每日电影”、《申报》“电影专刊”、《新闻报》“艺海”等副刊发表电影评论。由于选取角度犀利,再加上他独到的见解,吸引了一大批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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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年唐纳进入华艺电影公司担任编剧,为不少抗日歌曲填了词。由于唐纳外貌英俊,身材也是高大俊朗。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上,唐纳被一导演看上,把他拉去出演电影男主角《都市风光》的李梦华。

正是在这时,他认识了当时化名为蓝苹的江青。两人在剧组打得火热,再加上兴趣方面都相差无几,于是两人便火速结了婚。但婚后没几年,由于两人还是抵挡不过性格方面的冲突,这份缘分也就到了尽头。后来江青就与毛泽东认识,两人结为夫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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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当年知情人士透露,唐纳在与江青分开后,因对江青的不舍之情过于浓烈,竟跑去跳了河,好在被岸上的及时救了上来。自此唐纳便放下了这段往事。

1948年12月,唐纳向报社提出辞呈,他说:“解放战争即将胜利,这最大的心愿完成了,但我却是不愿再回去了的。”唐纳担任总编辑的香港《文汇报》创刊于1948年9月9日,距离12月不过三个月而已。当时有不少人挽留他,但他去意已决,不久后唐纳便被派去海外工作,并在那边遇到了自己的真爱陈润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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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唐纳走后的第一年,有人便开始为他感到不值。在他们看来,唐纳出国就是为了与江青避嫌,不想让众人过多猜测。但是江青的前前任丈夫却没在乎这么多,他留在国内按部就班的进行革命,解放后又升任天津市市长,并没有因江青受到什么影响。

江青前夫黄敬

黄敬本名也并不叫这个名字,而是叫俞启威。他祖上是当过官的,他的姐姐俞姗早早出名,是戏剧界极为出名的人物。他们还有一个更加坚硬的后台,当时既是国民党大佬又是中国“兵工之父”的俞大维是他们的亲舅舅,因此身世在他们那一代也还算显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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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启威与江青两人的能够认识,是他的姐姐在中间当了牵线人。当时江青还叫李云鹤,她在1931年前去投靠自己的老师赵太侔。此时赵太侔已经是青岛大学的副校长,在他的帮助下在青岛安顿下来。而赵太侔的妻子俞姗则和小三岁的李云鹤非常聊得来,还将自己的弟弟俞启威介绍给了她。

俞启威是青岛大学的高材生,而李云鹤则是旁听生的身份。而他们唯一有交集的地方便是海鸥剧社,俞启威是此剧社的负责人,而李云鹤恰巧又被人介绍到这里演出。两人在姐姐的牵线搭桥下,很快就走到一起。

俞启威被李云鹤的美丽与开朗所吸引,而李云鹤则是被他的才华和能力所吸引。两人在一起后经常成双出入,在众人眼中是金童玉女般的存在。

彼时虽然俞启威的家人是支持国民党的,但他本人却一心直奔共产主义。在他的的影响与带领下,李云鹤也在1933年加入共产党,入党介绍人自然就是俞启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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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九·一八”事变后,俞启威就开始在学校里面动员学院开展罢课和工人罢工的壮举,以求政府将日本人去除出去。可惜的是,他们这群人里面出了叛徒,俞启威被捕入狱,一直跟着他的李云鹤也未能幸免。几个月后,两人便被党内同志救出。

被救出后由于俞启威在狱中受了太多折磨,只好送往医院养病。而唐纳则独自前往上海,将名字改成“蓝苹”,在这里当起了她的电影明星。后来俞启威多次找过李云鹤,但她却不愿再回去,时间一久,两人的情感便不似之前那般如胶似漆。1935年两人这段感情还是以失败结尾。

分开后俞启威便将自己名字改成了黄敬,而李云鹤则继续回去做她的电影明星。后来因与章泯和唐纳等人有了纠葛,在圈子里混不下去了。被联华影片公司解聘后同一年,她又恢复了党籍,主要从事文职和文艺工作。在跟随大部队去延安前,她又将自己的名字改为江青,被安排进中央党校12班进行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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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敬与江青分手后便一直致力于革命事业的发展,从领导“一二·九”爱国学生示威游行活动到后来参与组件解放先锋队,黄敬都一直冲在前线。后来因身体熬不住便退到后方北平市委担任书记。

成天津市长后多次求助毛主席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先后担任中共晋察冀区委员会书记、冀中区党委书记、冀鲁豫区党委书记、中共中央平原分局书记、平原军区政委,这是党组织对黄敬的信任。

1949年初天津成功解放,黄敬接到中央的电报,任命他为天津人民政府的首任市长,黄克诚担任市委书记。

黄敬接下这个担子前在心中思考良久,毕竟前去刚解放的地方当领导可不容易。但黄敬是一个极为喜欢挑战自己的人,最终还是奉命前往。

等到达天津当地后,黄敬发现这里比他想象的好很多。毕竟天津的底子并不差,光在工厂工作的工人就有7万了。在解放军到达天津后,他们就从资本家官僚手中接过各大重要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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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敬立马着手开始恢复天津生产力。解放后虽然海外时长没有了,便自己开展本地市场。原来的农村与城市割裂,他便想办法将两者黏合起来。不过一年的时间,天津的生产就正常开始生产力,除去废弃的旧工厂,新工厂也增加不少,为后续的解放战争提供不少动力。

随着天津渐渐稳定,他也逐渐有时间关注其他方面的事情。1951年11月,当时任天津地区领导的刘青山和张子善因贪污罪名被捕入狱,最后经中共河北省第三次代表会议讨论,二人被判处死刑。若问这两人的结果为何如此严重,那就不得不提到他们所贪污的数额了。

从1950年到1951年间,刘青山和张子善利用职务之便,盗窃地方粮款289151万元(注旧币1万元合新币1元)、防汛水利专款30亿元(还30亿元)、救灾粮款4亿元、干部家属救济粮款14000万元。而这些只是皮毛,他们还联合奸商对群众的资金下了手,伪造假身份恶意买断,给灾民的生产和生活带来严重的影响。经最后总结,刘青山贪污达1.84亿元(旧币),张子善贪污达1.94亿元(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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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敬听闻后大感震惊,他想起这两人在革命年代的所作所为,也做了不少贡献,再加之这两人当初是在他手底下成长起来的,多少有些感情。于是他便想去给他们求求情,他先是找到负责华北总局的薄书记,希望他帮帮忙,但薄书记说什么也答应不了。

黄敬见无望便准备去找毛主席,薄书记被他这般坚持的态度感染,不忍看这么一位重情义的人“触霉头”,便告诫他一句:你可确定想好了?

黄敬没多说转身前往毛主席工作的地方,毛主席得知黄敬来了,便将他请了进去。一进门黄敬讲明了他的来意,他认为刘青山和张子善在革命年代还是有功劳的,此次希望能够再给他们一次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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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听后没有生气,而是让黄敬坐下来。接着便说:“刘青山和张子善这两人在革命年代确实是立过不少功,但在解放后中央也全都按照功劳给大家安排了新的工作。是他们没能坚守本心,辜负了中央和群红对他们的期望。再者,他们此次犯下的过错已经如此严重。若只要有人为他们求情便可免罪,那其他犯罪的人难不成也可如此?”

听完这话的黄敬心中有了数,“功是功过是过”这句话说得没错。是他们二人做得太过了,此次若不严惩,又怎么服众?次年两人被枪决。

同时在这一年,黄敬因偶然间发现大部分天津工人竟还住在窝棚里面。他想给工人改善住房问题,但经过计算后,就算是只盖平方他们此时的财政也不够。最后黄敬只好向党中央请示,请求分一点经费给天津工人盖房子。毛主席听到后直言:民生问题自是不能拖的。不久后这笔建房补贴就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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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上了新房子,工人们的积极性也更加高,天津的生产力也越来越好。这之后黄敬就被调走了。

1958年黄敬因积劳成疾引发心脏病去世,时年6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