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8月底，刘邓大军胜利进入大别山，大别山是我们军队的老根据地，就在挺进大别山的途中，许多当年从大别山出来的老红军，讲起大别山时，都是喜笑颜开，双目放光，说：“到了大别山就算到了家，这里是老根据地，老百姓会欢迎我们的。”家乡在北方的战士们听后都很高兴，觉得大别山有群众基础，到了那里就会如鱼得水。然而刚到大别山，各种问题都来了，大别山很快就给了刘邓大军一个下马威。
刘邓部队里许多战士都是北方人，一到了大别山，发觉地形、气候、人情风俗都变了，各种不习惯。那里山上蚊子不但多，而且还大，战士们往那一坐，脸上、脖子里到处都是蚊子、飞虫，让人浑身难受。有的战士休息时，被叮咬得受不了，就用被套盖着头，即便如此，蚊子都能把被套咬透。为此有战士就调侃说：“这里三只蚊子就能炒一盘荤菜。”
来自北方的战士，以前从没见过水牛，当看到身躯庞大，眼睛也睁得溜圆的水牛时，有的还以为遇到啥怪物了呢，一看见水牛就躲得远远的，不敢接近它。有个文工团战士，刚到一个村子，才拐了一个墙角，就一下子踩在水牛身上，那水牛猛然一下子站起来了，大眼睛只盯着她，吓得那战士惊叫着，扭头就跑。
晚上宿营睡觉时，战士们就睡在稻草堆里，大别山蛇多，稻草里往往藏的也有，这很让战士们头疼不已，睡一觉都是提心吊胆。
大别山的老乡在屋外一般都搞了个瓷缸，埋在地上，这就是他们的粪坑，屋里便桶里的大小便满了之后，就会倒在外面的瓷缸里，为了往田地里运输方便，他们有些瓷缸就经常放在路边。尤其是夏天太阳一晒，瓷缸里面就发酵了，颜色看起来就和地面一样。
夜里行军，到了一个村子，指导员要到村里找向导，部队就在原地休息，战士们把背包往路边一放就坐在上面，有的就一下子整个掉到了粪坑里，搞得浑身上下都是粪便，那个狼狈呀可想而知。渐渐地，大家有了经验，每个战士都拿根棍子，坐下之前，一般先用棍子在地面倒几下，安全了，这才坐上去。
这都是小事，虽然不习惯，但还能忍受，受不了的就是吃饭。北方人往往吃面食、小米，很少有战士吃过大米。刚开始听说到大别山能吃大米，都还挺高兴。那会想到，一吃上了大米，却是常常拉稀。
大米真不能叫粮食，北方的战士吃了几碗大米饭，走不到几个小时肚子就饿得咕噜叫了，身上出虚汗，浑身发软，几乎走不动。几天下来，个个磅大腰圆的北方汉子就蔫了，脸色变得蜡黄。后来没吃的了，大米找不到，只找到一些未脱皮的稻谷，由于赶着行军，大家来不及把稻壳去掉，就把一袋子稻谷倒在锅里，可是怎么煮也煮不烂，做得半生不熟的，盛了就吃，稻壳刺得战士们嗓子疼，可又不能饿着肚子行军，只得硬着头皮吃。这还不算，吃了还拉肚子，不是十天半月地拉，而是整个月地拉。
为此，战士们掉队的很多，那队伍真是稀稀拉拉的。
有一天，部队行军，6纵队政委杜义德看到了，就生气地叫住一个战士问：“你们是哪个部队的？怎么这么多掉队的？”，那战士跟他说，大家都在拉肚子。俗话说：好汉架不住三泡稀。杜义德也明白，脸色就缓和不少：“你们怎么不想想办法？”话是这么说，可当时又能有什么办法呢？
部队不但缺医少药，而且医疗条件也简陋。一旦打仗负伤了，给伤员洗伤口，也只能用盐水。药品都是靠打仗缴获来补充的，说没有就没有了，所以有时有的重伤员，没办法抢救，只能在重伤员跟前放些干粮、一些盘缠，让他们自己找条活路。相比较，拉肚子就更不算是个问题了，只能靠自己硬撑着，后来战士们都习惯了，再吃也没事了。
6纵参谋长姚继鸣是一个知识分子，打仗很厉害，字也写得好，还会编顺口溜。他编的顺口溜不但在6纵广为流传，其他纵队也几乎人人皆知，他的顺口溜很能引起大家共鸣。其中有一句“大路不能行车马，小路不到一尺半”流传很广，说的就是大别山的道路。
提起大别山的路，战士们都直摇头。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之初，不少纵队首长看地图，发现大别山中也有公路，于是就把一些重炮也带上了。到了大别山一看，大家都傻了眼，这里到处是崇山峻岭、羊肠小道，好不容易才能见到一块平地，也都是稻田。所谓的道路，也就是一溜稻山埂，别说是大炮，就是一些马和骡子都走不了。
大别山，秋天雨一直下个不停，整天都是阴雨绵绵，田埂上就像浇了油，一步三滑，三步一跤，走着走着，哧溜一下，一个人不见了，回头一看，摔到稻田里了，浑身都是泥水、没掉下去的，摔跤时也是两腿劈开，坐骑在田埂上。行军过来，没有不摔跤的，不少人的屁股都摔肿了。
道路虽说难走，但咬着牙战士们都还能忍受下来，让人头疼的就是大家没鞋穿。行军到了大别山，几乎所有的战士脚上穿的布鞋都磨透了，没有鞋子，只好赤着脚行军。大别山的老百姓都很穷，家里有双布鞋也舍不得穿，即便走亲戚了，路上都拎着，快到亲戚家了，才把鞋穿上。
大别山的百姓脚底下的功夫是从小就练出来的。但北方来的战士们就不习惯了，他们并不是没有赤过脚，在北方平原，脚下都是土地，赤脚走路并不觉得苦。然而大别山的石头很多，一天行军下来，个个脚板底下鲜血淋漓，看着让人触目惊心。
政委杜义德看在眼里，也是急在心里。有一天行军，杜义德看到一个营从营长到战士，都赤着脚在走路。他走过去，生气地问那营长：“你们怎么不穿鞋？”那营长一双脚也是鲜血流淌不止，随口没好气地说：“你让我到哪里搞鞋去？难道我不知道穿鞋走路快？”
杜义德于是指了指自己的脚对他说：“你看看我脚上穿的是什么？这难道不是鞋吗？”那位营长低头看向杜义德的脚，只见杜义德脚上裹着一层稻草，一些布条包扎着。
“这是什么鞋？”营长一脸诧异。
杜义德说：“这叫草鞋！红军长征就是这么走过来的，大别山再苦，还能比长征苦吗？”那营长似乎有些为难：“战士们大部分都是北方人，没有打过草鞋。”
“你们营有没有来自南方的战士？他们不会打草鞋吗？若不会，我亲自教你！”
那营长慌忙讲：“我们营有南方战士，我们自己打！”
于是，刘邓部队都开始了打草鞋活动。部队一宿营，吃罢饭，就开始打草鞋。北方的战士没穿过草鞋，手里攥着一把稻草，不知道如何下手，南方战士就手把手地教。每次宿营，战士们人人都打10多双，行军时用绳子穿起来，背在身上。
大别山经常下雨，道路泥泞，草鞋也不经穿，往往走不到两三里路就穿坏一双草鞋，身上背的10多双，到不了晚上，都一双也不剩了。那时，能有一双布鞋穿，就成了战士们的一个梦想。
除了这些，疥疮又是对刘邓部队更为严重的一个威胁。由于大别山，气候潮湿，再加上日夜阴雨连绵中行军作战，露宿荒野，战士们身上，几乎没有干的时候。部队里，卫生条件简陋，也不好，来大别山一个月不到，几乎大家每个人身上都有了虱子。
身上到处都有，皮虱、阴虱，最厉害的是头皮上的，头皮痒得发麻，就使劲去搔，搔出血了，血痴就和头发粘在了一起，看起来如同叫化子一般，严重时头发都粘在了一起。
6纵17旅49团团长苟在合就身受其苦，他身上的虱子也成堆了。有一次宿营时，苟在合身上实在奇痒无比，他就把衣服脱下来，一旁的通信员接了过来，他升了一堆火，把苟在合的背心一烤，那上面的虱子密密麻麻都掉在火堆里，噼噼啪啪地响，如同放鞭炮一般。
就在这种情况下，战士们都得了可怕的疥疮。疥疮传染性极强，一个连队哪怕一个人得上了，要不了几天，一个连队的人都会一个不剩地传染上，几乎人人都没能逃过疥疮的折磨。
俗话说：疥疮是条龙，先从手上行，腰上盘三圈，腿根扎老营。疥疮主要就是痒，痒得抓耳挠腮，晚上睡觉时，战士们都把自己的皮肤抓破了。白天行军时，每个战士都卷起裤腿，几乎三步一挠。
治疗疥疮，效果比较好的就是用硫黄治，可当时能到哪里去搞硫磺？即便搞来了也是杯水车薪，根本不够，这可不是一个连、一个团、一个纵队，几乎整个刘邓大军都普遍患有疥疮。
有人建议，用土办法，可以把手榴弹搞开，里面的药里有硫黄，一颗手榴弹能搞一两。有了硫黄，还要用猪油，于是就从老乡那里买了一些猪油。猪油先煮一煮，再放进硫黄里，然后战士们集合起来，找一间大屋子，窗户关严，烧上一堆稻草之后，战士们个个把衣服脱光，把疥疮挠破，出了血之后，烟火一熏，再往上抹一些猪油。
就这么搞了一个月，基本上把疥疮算是灭掉了。然而这只能管一时，要不了多久，就又有人会染上，可以说，部队在大别山的日子里，疥疮从未断过，那真是一个苦啊！
除了疥疮，战士们还有疟疾之苦。到达大别山后，条件异常艰苦，生活上出现了种种困难。战士们吃的是糙米野菜，喝的是池塘里的脏水，当地人在池塘里洗马桶又撒尿，水牛也放在里边，人还需要饮里面的水。将士们对这里的生活很不习惯，病号是一天天增多起来。
那时在大别山没有井水吃，战士们只好饮山沟和鱼塘里的水，这样的生活很不习惯，加上部队长途跋涉，疲劳，而且天气炎热潮湿，大家又没有蚊帐，拉痢疾、患疟疾的人很多。有的战士发烧发冷很厉害，部队虽说从解放区带来了一部分药品，但药源仍严重不足，部队自购和缴获敌人一批药品，但仍不能满足需要。有的战士就因没药品及时治疗而长眠在大别山。
为解除病痛，大家都纷纷找民间的土方、偏方，试着治病。
一次，纵队里一个指战员听当地老乡讲，山上的羊屎蛋能治疟疾。战士们于是就上山到处找羊屎蛋。经过尝试之后还真管用，吃了几次，战士们病居然都好了，这一下可把大家高兴坏了！
由于对大别山自然环境的不适应，刘邓部队减员很大。在刘邓首长发给上级的报告中，病员占三分之一，多至一半，这个数字非常惊人的，由此可知，刘邓大军进入大别山后的艰难处境。有时部队减员太多，人少枪多带不上，就把多余的武器砸掉，有些枪是很好的，可惜得很。
在这艰苦的斗争中，有人开始动摇了。自然条件的艰苦和恶劣，虽然使少数人动摇了，但大多数的刘邓部队的指战员，战士们都还是咬着牙坚持着，坚持到胜利的那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