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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极必衰,物极必反。

就跟一个人一样,原本好好的,生龙活虎,突然就得了病,没几天就走了。

很多人都感慨,好好的一个人,说没就没了。

王朝也这样,看起来好好的,政治清明,百姓安居乐业,四夷宾服,可说倒就倒了。

其实这都是表面现象。

一个人病倒之前,五脏六腑已经开始病变,只不过还没有形成合力让他倒下。

王朝在病倒之前,内里也已经腐朽不堪,只是需要一个契机来触发连锁反应。

一座大厦看起来金碧辉煌,但地基已经被老鼠掘出了空洞,柱子也被蠹虫吞噬的十之七八,只要一阵大风吹来,整个大厦将轰然倒塌。

盛唐就是这么一座大厦,外观华丽,内里已经烂透了。

安禄山就是一阵大风,呼的一下吹过来,大唐就房倒屋塌。

从始皇帝统一华夏,到溥仪逊位,两千年来,王朝灭亡也就那几个因素。

暴政、农民起义、军阀割据、权臣篡位、异族入侵。

抛去这些表象原因,仔细归咎下来,本质原因是财政崩溃。

财政崩溃的原因是公权与私权的博弈失败。

以国家代表的公权的一方,败给了以少数利益群体为代表的私权的一方。

一个王朝从立国之初的政治清明、赋税轻薄,到王朝中期的政治混乱、赋税加重,再到最后政治腐败、财政崩溃,都无法绕开这条路。

土地是封建时代的核心资产,是百姓的生活之本,也是国家的赋税之源。

所以土地是有钱人争抢的对象,土地兼并不可避免的愈演愈烈。

贵族地主有一万种方法避税,土地被他们兼并后,国家就丧失了财源。

老百姓丧失土地,也就意味着丧失了衣食来源。

久而久之,国家和百姓变的很穷,少数阶层变的很富有。

但百姓总要吃饭,他们活不下去就要造反,农民起义应运而生。

安史之乱虽不是农民起义,但大多数百姓在叛军的裹挟下,变成了叛军。

反正也没饭吃,还不如造反来的痛快。

叛军所过之处,先要拿富裕阶层开刀,开完刀后,土地重新分配,对老百姓反而是件好事。

既然和平手段无法调节利益分配,那么就只能用暴力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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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细看看开元盛世,在其表象之下已经出现了崩溃的迹象。

安史之乱只是把脓包捅破了而已。

玄宗朝的盛世,地价腾贵,兼并严重,小民百姓大多失去土地,沦为地主的附庸。

租庸调的税制已经无法发挥作用。

杜甫在玄宗时期居然写出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之句,可见社会情况已经非常糟糕。

社会矛盾突出还不算,边疆还不安稳,契丹、吐蕃、南诏轮番犯边。

承平日久,府兵制已经无力应对边患。

为了抵御边患,唐玄宗搞了个节度使制度,权力下放地方,节度使权力大增,也为安禄山反叛创造了条件。

地方节度使集军权财权行政权于一身,权力极度膨胀,中央衰弱,地方强盛,安禄山不反,其他节度使早晚也会反。

土地制度崩溃,财政制度崩溃,军事制度也崩溃,王朝的支柱已经倒塌。

内外交困,民不聊生,这是安史之乱的背景。

出现这种危机时,恰恰又是李林甫、杨国忠这种奸臣执政,他们举止失措,没有能力制止兼并、缓和矛盾、解决边患,大唐这艘大船以失控的速度撞上冰山。

安禄山瞅准机会发动叛乱,以摧枯拉朽之势席卷了整个大唐。

盛唐就这样被安禄山从极盛一脚踹到了极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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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如何才能让盛世持续下去,且不被蠹虫们侵蚀?

办法只有一个,王朝能抑制兼并、节制资本,能有力进行二次分配。

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吃得饱穿的暖,病有所医,少有所教,老有所养。

在这种情况下,蠹虫们吃点就吃点,资本们兼并就兼并点,老百姓也不会眼馋。

做到这样,应该、大概、或许、可能就不会由盛转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