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把中国民族音乐做到国际化的厂牌，走到了数字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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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墨墨

我对风潮唱片的印象，始于那个几乎每个周末都泡在音像店里的上世纪90年代。那些专卖中国图书进出口公司原装进口唱片的柜台里，有大量挂着“风潮音乐”logo的CD唱片。

这些唱片和五大唱片公司的产品不太相同的地方，一是价格：大公司的中图进口版CD卖天价的132元，“风潮”的亲民些，一般是99块，甚至有79的，已经和内地版相差无几；二是内容，“风潮”的片子，基本都是器乐曲，比如民乐、宗教音乐、世界音乐、疗愈音乐甚至“易经五行音乐”，当然也会有些歌手或乐队的专辑，其中最让我惊讶的，是风潮曾经为腾格尔出过好几张个人专辑。

进入新世纪以后，CD唱片逐年式微，卖中图进口唱片的柜台越缩越小，但反而风潮的进口CD品种越来越多，而且包装设计越来越豪华、复杂和奇特，同时，网络上每年都会传来风潮出品的某张CD又提名了格莱美最佳包装设计奖的消息。

如今，风潮音乐即将迈入三十七年，主理人杨锦聪已65岁，他希望在在风潮六十岁生日时见证它的一个甲子。以前从不锻炼的他，现在开始每天都跑步，跑马拉松，跑铁人三项，努力至少再工作二十三年。

带着累积在心中的种种好奇，我完成了这次采访。以下是杨锦聪的自述：

我小时候给家里放了三年牛，童年的这段“牧童短笛”也孕育了我这一生从事音乐行业最初的兴趣和热爱。中学里我参加了管乐社。考大学时为了符合父母和社会的期待，我上了交大理工科，我自己学吉他，也开始创作，还参加合唱团，在合唱团时拿过全校第一。大学毕业找了半年工作，一不小心就在1988年和“唐山乐集”的老板一起创立了风潮唱片。

风潮音乐的前身叫音乐中国出版社。1987年两岸开始文化交流，1988年成立公司时我们就想做大陆当代最好的音乐家的作品以及传统音乐作品，希望打造一个中国当代名家名曲系列。所以我们在上海找到了音乐家董克钧和任韵夫妇，他们那时候正在研究把佛曲用传统民乐的方式去演奏。后来就有了中国当代名家名曲系列中最具代表性的专辑之一，董克钧的《中国梵乐》，这张专辑民乐部分是由上海民族乐团录的，这是全世界第一张佛教音乐专辑，反应很不错。

因为要做内地的音乐，我当时常常跑内地，几乎每个月或者每两个月就要来一次上海，我发现内地的市场上，也有很多消费者想要这样的音乐。当时我们通过香港的一家叫百利的唱片公司和“中图”认识。风潮的唱片就通过百利，由“中图”进口到内地来销售。我们出的唱片尤其是“花乐”“茶乐”那样比较功能性的音乐在内地卖得非常好。风潮是最早把大陆音乐带到台湾地区的公司，同时也是最早把台湾制作的音乐带到大陆的公司之一。

我们推出了中国当代名家名曲系列之后，台湾有好多唱片公司都来大陆做相似的东西，大家就是包装不同而已，结果台湾市场很快饱和了，我们出的唱片一直被退货，1990年的时候公司就负债600万，几乎快要破产。

我的家人非常支持我重新站起来，他们把房子和田地拿去抵押，跟邻居借钱来资助我。但最重要的还是因为这张《中国梵乐》专辑。两年里我们除了出佛教音乐等宗教音乐外，还出了很多传统民乐，可唯独这一张《中国梵乐》，总是有很多人会打来电话问什么时候出第二集，还有的人并不是从音乐艺术角度去评价这张专辑，而是说，晚上睡不着，心情很焦躁，听这张专辑可以让心情平静下来。

这其实是消费者在告诉我一个很重要的讯息，那就是如果我要继续从事音乐行业，那除了要做好音乐本身以外，更应该抓住消费者生活上的需要。重新开始做风潮唱片的时候，我只做了一件事情，那就是再次回到上海，找了另外一位音乐家，叫陈大伟，我们一起在一年里做了六张佛教音乐专辑出来，风潮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翻盘的。

我们在内地录音的时候，内地正流行《黄土高坡》，就是“西北风”，有人给了我张“西北风”的碟，里面有腾格尔唱的《黄河几十几道弯》，我们听了都觉得很震撼，震撼于他唱歌怎么那么有生命力。

那时候台湾有一个很重要的介绍大陆风情的电视节目叫做《八千里路云和月》。节目灵魂人物就是凌峰大哥，那个节目在台湾的收视率达到50以上，非常夸张。节目的主题曲本来是凌峰大哥自己唱的，但他很喜欢腾格尔，我把风潮代理的《黄河几十几道弯》给他听，他就问我看能不能请到腾格尔来为《八千里路云和月》唱主题曲。我在1990年年底通过中央歌舞团找到了腾格尔。

腾格尔那时住在北京西边的一个胡同，我敲开腾格尔家的门，他家那时候大概只有两间很小的房间，没有厨房也没有厕所。腾格尔是蒙古族人，但很腼腆。我说明来意，问他是不是可以为“八千里路”唱主题曲，他答应了。然后我再问他是不是愿意在风潮出一张专辑，他也说好。

我到现在还记得，“八千里路”录音的时候是冬天，我们录音录到大概凌晨两三点，北京那时候是零下不知道多少度，出了录音室后叫不到车，就只能走路。从录音室走到我住的地方，走了快一个半小时，全身都冻僵，但是腾格尔唱“八千里路”主题曲的那个高亢的声音在我心中久久挥之不去，反而像喝了高粱酒、二锅头一样，感觉很兴奋。

我把“八千里路”那首歌带回台湾，凌峰太喜欢了，节目就换上了这个主题曲，一播，整个台湾炸锅，台湾人都太喜欢腾格尔了！然后我就成功申请腾格尔去台湾演出，他成了第一个在台湾演出的大陆歌手，那时候的新闻宣传力度好大好大！因为这个机缘，风潮后来陆陆续续跟腾格尔有合作，我们也成了好朋友，最近一次去北京，腾格尔还请我们吃饭呢。

腾格尔本来就有一面很喜欢搞笑的，他很喜欢讲笑话，虽然有些笑话你听了不见得能笑出来，但他就是一个很喜欢搞笑的人。因为我们很熟悉了，我才会看到他比较生活一面的样貌。他现在在用这种方式唱歌（在网络上很红），不过对于台湾的听众来说，对腾格尔的印象始终还是“八千里路”“天堂”“父亲”那样的经典歌曲。

和HAYA的缘分也是来自腾格尔。腾格尔到现在还常常和朋友们讲当年风潮拿出30多万给他的事，这30多万让他买了所有的乐器，录了一张专辑《黄就是黄》，还组建了他一直想做的乐队——苍狼乐队。

HAYA的创始人张全胜就是苍狼乐队的成员，弹马头琴，当时还是个大学生。全胜对于音乐的想法和腾格尔有些不同，他有一个企图心，就是要把蒙古族特色的音乐做到面向世界。他在2000年出头的时候和黛青塔娜他们几个组成了HAYA乐团，风潮发行了他们的专辑《寂静的天空》，比较偏New Age，音乐是来自内心的抒发。之后的几张专辑则更偏世界音乐，风潮把这些发行到海外，很成功。

之所以有“世界音乐”这个标签，是因为像HMV或者Tower这样的大型唱片店为了商品上架方便，就把来自亚洲和非洲等等地方的唱片统一放到这个“World Music”的货架上。我觉得所谓“world”，就是“global”嘛，其实只要是地球上的音乐，那它就是世界音乐。

大家都说音乐要走国际化，我一直的主张就是你只要能够把在地的音乐的特色发展到极致，你就是国际化的音乐，就是世界音乐。至于你说贴标签，我当然不能介意，因为我要卖唱片，只要成功卖出唱片都是好事情。但如果只是迎合西方口味的话，你做一次两次可能会成功，不可能长久。风潮今年进入第三十七年，我觉得只要你拿出实力，时间会说明一切。

我知道那些买我们唱片的西方人，他们是真的喜爱中国文化，他们喜欢喝茶，喜欢打太极等等。好比我们有一套关于茶的音乐，卖到德国，我们的德国经销商跟我们讲，在他们德国人家里，就很喜欢泡中国茶，茶让他们的身心静下来。这就是东方文化、老庄哲学这些让他们西方人的生活慢下来，这是我们中国文化的展现，博大精深。

其实音乐的国际化是音乐记录三个阶段的最后一部分。

音乐记录的第一阶段是搜集。风潮花了近十年时间，请各地的老师去搜集声音，每两个月固定给他们一笔钱，让他们用我们给他们的机器像是DAT录音机去记录当地的声音。现在风潮有五十几个少数民族总共上千首的声音档案库，但这个库从来没有出版过，因为它比较单调，没法直接卖到国际上，看看未来是不是有可能以AI技术让这个库可以有一个比较好的呈现。

第二阶段是传承。以台湾地区举例，很多部落的青年在学习自己部落的歌谣，再教给更小的小朋友。风潮出过泰武小学古谣传唱专辑，得了金曲奖，这就是传承。

第三阶段是发扬。像陈建年、纪晓君还有以莉·高露和王宏恩等等都是通过自己的创作去重新诠释他们部落的音乐，讲他们这一代故事，创作属于他们这一代的音乐，这才是适合国际化的。

林生祥的音乐就属于在地音乐国际化，他把客家音乐做到极致。我在他大三的时候就认识他。交工乐队的《我等就来唱山歌》和《菊花夜行军》都是我的一个好朋友创立的“大大树”做的，“大大树”自己不做发行，所以都交给我们风潮发行，后来他有一张《我庄》也是风潮出版的。生祥和相关音乐人都很信任风潮的发行和版税结算，所以大家一直都是很好的朋友。我们一直想把中国的乐队做到国际化，而生祥早在十几年前就已经跑遍了欧洲。

格莱美奖有一个奖项是最佳世界音乐奖，在音乐上我们能够报名和竞争的就是这个奖项。在这个奖项我们要跟谁竞争？我们要跟印度音乐竞争，跟拉丁美洲音乐竞争，还有跟非洲音乐竞争。老实讲我们比较辛苦，因为拉丁音乐、印度音乐尤其是非洲音乐，西方人更熟悉。

我这一生有个梦想，就是我非要拿到一座格莱美的音乐类奖项，这个可能还需要二十年的奋斗，我们要让我们东方的音乐能够被西方人触碰到，让他们听得越来越多，越来越熟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获奖，所以我们要多宣传，这样才有机会。我希望未来在我退休或者离开风潮之前，能够完成这个梦想。

你在一个产业里，你的产品就要独树一格，要无可取代。我们在音乐行业里，就是要有创新。

首先第一个是内容创新，风潮从中国梵乐到方言专辑，再到健康养生、花乐茶乐，内容是有创新的，第二个环节就是包装设计上的创新。老实说风潮早期的唱片包装就真的还好，后来是日本唱片业给了我很大的刺激，他们的唱片包装设计是非常好的，我要把风潮的唱片卖到你们日本市场，就得把我们的唱片包装做得和你们的一样好，甚至能超越你们。

李欣芸的《故事岛》专辑，你说成本高不高？当然高，但印刷是量越大越便宜，这就促使我们团队去卖货，去提高销量。作为一个厂牌的主理人，我从公司整体上考虑，有些唱片你可以赚多一点，有些唱片你可以赚少一点，甚至不赚，但是你赚的是整个品牌的量。

《故事岛》我们一张可能赚不到五块钱，但花乐茶乐那些，我们每张可能可以赚到二十块钱。重点在于，风潮出来的产品给人不一样的感觉，别人一看就知道《故事岛》背后有很多的设计。这些年台湾地区的唱片设计不断地入围格莱美最佳包装设计奖，有一些还真的获了奖，这件事情是风潮带动起来的。

当年风潮在数字音乐这件事情上也是走在最前面的，这个可能和我交大理工科毕业的背景有关，我不排斥科技。2000年数字音乐被唱片行业看成是洪水猛兽，风潮却觉得这一定没办法抵挡得住，与其阻挡，不如来拥抱它。

大公司为了卖CD，它提供的数字音乐码率很低，风潮就提供最高码率的音乐，让最好的品质可以在数字音乐上呈现。我们认为会听数字音乐的是一群人，而喜欢买CD是另外一群人。当时大公司的CD销量都是每年以百分之五十的速度下跌，但风潮一直到2003年CD销量还一直在上升，直到2015年，风潮出的亲子音乐CD还有几万张的销量。

风潮有一个数位部门团队，和全世界的互联网公司合作。我们现在的收入有很大一块来自内地和腾讯、网易云、华为的合作，另外在海外我们也和Apple Music、Spotify和Youtube合作，毕竟风潮一直以来都是要把我们的音乐卖到国际上去的。

风潮这些年也在转型，风潮现在有一半的时间是用来做音乐节的，我们在台北办了八年的世界音乐节，在屏东办了一个半岛歌谣祭，请国际上的音乐人和来自福建的福佬系歌谣的传统老艺人进行对话。另外我们还在做亲子音乐剧以及开办线上课程等等，这些都是我们现在重要的收入来源。

风潮会和音乐人采用各种新的方式去合作，现在这个科技时代，技术越来越方便，越来越多的音乐人会选择自己上架自己出版。那风潮的角色就变成我们去帮助他们推广和宣传，为他们做演出和经纪，各种不同形式的合作，去做我们热爱的音乐，但风潮不会再回到传统音乐行业里的那种角色，因为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

很多人都在问，你们风潮还出唱片吗？我说我们还出；他们再问，那你们赚钱吗？我说不赚钱。不赚钱为什么还要出唱片？因为持续提供好的音乐内容是我们做这个行业的愿景和初衷，这是一件永远不会变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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