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蜀黍，俗名苞谷，于深山之中广有产出，贫民多以此替代米麦。” 玉米自起始之际，便被视作穷人的 “救命粮”。
在清朝历史的长河中，曾有皇帝下令严禁种植玉米，尤其是在受灾严重之地，种植者便会厄运临头。
其缘由颇为简单，玉米对土地的要求并不严苛，能够轻易地在山区繁衍开来。
如此一来，便可能为大量土匪与流民提供生计，故而玉米成为官府极力禁绝的对象。
嘉庆十八年《平定剿匪纪略》卷 38 载：“查南山匪徒起衅根由，…… 多系川楚等省贫民，或孤身前往，或携家眷而来，开垦荒山，种植包谷杂粮；其距兴安、汉中相近者，借水运贩卖。”
此奏折之意，乃是指玉米成了查南山区土匪的 “匪粮”，售玉米所得则为资敌的 “贼赃”。
道光年间，安徽徽州府官员上奏：“棚民私行开垦，种植苞谷，…… 此棚匪成群结队，实乃地方之患。”
种植玉米分明关乎 “国家粮食安全”，怎会沦为一桩罪过？
道光八年（1828 年）《白山司志》记：山地广种玉米，民众皆赖其以果腹。
《安顺州志》亦载：“包谷，于山地遍植，民众皆仰仗其接济饮食。”
道光二十年（1840 年）《宣平县志》称：“玉米，…… 每百斤可磨粉九十五斤，贫民借此充作日粮”；清末光绪年间，常山县亦是 “深山穷谷专种包粟以度一年之粮。”
诸位，其中缘由已然明晰。
玉米乃能让穷人饱腹之物，如此一来，富人又怎能肆意压榨？
乡绅阶层自是借助官府之力，妄图从根本上打压玉米的种植。
《遵义县志》一语中的：“苞米价廉且耐食，食用又便捷，为富人所不屑，却是农家之命脉。”
清代康熙、雍正之后，人口数量迅猛增长。据考证，清朝建国之初，全国人口约在六、七千万上下，历经数十年的安抚流亡、休养生息，人口涨至一亿二、三千万。
自 17 世纪后期起的百余年间，正值清代所谓太平盛世，人口日益繁盛，至 18 世纪末，全国人口已然突破三亿大关。人口的剧增给粮食供应带来了极为沉重的压力，于是众多农民纷纷前往山区垦殖。
玉米特别适宜在山地、山地种植，清人郭云陛在《救荒简易书·救荒土宜》里谈到：“黄子包谷宜种沙地。黄子包谷沙地能成，若于立夏断风前五日种之，则苗不为沙所打，而能早熟。
据估计，清代北方有玉米参加轮作复种的耕地，比不种玉米的耕地，可增产23.75%;南方则是28.33%。同大米等粮食品种相比，玉米还耐饥，时人有“大米不耐饥，苞米能果腹”之语。
然而，有利益之处，必有纷争。
为维系所谓 “江湖” 的生态平衡，古代官员祭起 “环保主义大旗”，且屡试不爽。
嘉庆二十年（1815 年）《宁国府志》记载：“苞芦，流民赁屋种植苞芦，妨碍河道，嘉庆十二年奉旨查禁。” 道光三十年（1850 年），汪元方称浙江西部各属山区，有外地流民 “棚居山中，开种芭谷，引类呼棚，蔓延日众”，致使 “每遇大雨，泥沙俱下。”
道光十三年（1833 年），御史蔡凑遂上疏朝廷，请求严禁 “棚民开山之举”。
瞧，种玉米竟会导致水土流失，阻塞河道。
官员们禁种玉米的奇葩理由，竟是为了环保。
为打压农民的种植权益，官员们在奏折中写道：“…… 去秋包谷青空，廉谷、荞麦收成共有五分以上。力田之家尚堪自给，惟粮价高昂，各厂不能多养工人，佣工者无可营生，且知向来办账外来游民不入户册者例不给颁，遂起意抢夺，无业游民纷纷附和，以致聚集人众，竟敢抗拒官兵。”
在官员、胥吏们上纲上线的笔墨操弄下，玉米成了 “有害农作物”。
从粮食价格，论及无业游民；
从聚众闹事，谈及对抗官府。
透过此短短几百字的奏折，可窥得因百姓种植玉米，遭官府与豪强联手打压多年，终至无奈啸聚山林的往昔。
追根溯源，玉米种植粗放，价格低廉，“扰乱了” 粮食市场的价格，粮商无利可图，官员们又怎得分账？
人于饥饿时仅有果腹之忧，贫民饱腹之后，富农便会徒增无数烦恼。
众人皆能饱腹，谁还会去地主家 “借贷”？
若无人借贷，不玩 “驴打滚”“九出十三归”，市面上的当铺、钱庄岂不要关门大吉？
市场经济岂非要被 “泥腿子” 们搅乱？
君谓计将安出？唯有弹压一途。
于是，便有了这样一份奏折：“我等阖邑居民，于嘉庆七年间呈请县府，通详严禁，饬县驱逐。该匪等抗断不遵，串通本地匪类，捏写租票，勒索退价。我等屡经赴上司各衙门具控，俱批令将山场封禁，毋许棚匪一名藏匿。而本县以棚匪众多，驱逐为难。数载以来，骚扰不安。”“数载以来，骚扰不安。”
可见，关于农民种植玉米之事，官府与乡绅已持续打压多年。
小小的玉米成了 “富民所唾弃”，“山民赖以活命” 的珍宝。
但凡错误执行的政策背后，必然牵涉庞大的利益集团，古今皆然。
道光四年（1824 年），两江总督陶湖因安徽休宁县 “書民” 程元通等的申控，限定当地垦山棚民于租期年满后，“退山回籍，其年限已满并未载明年限而承种已逾十年者，再种二年退回；如年限未满业主情愿还租及诉讼到官，纺退租价，按年分摊；如置有田产与土著民人缔姻编入保甲者，与土著无异，应令入籍。”
你若钟情于种玉米？再种便取消你的户籍，子女还妄图参加科举考公务员？简直痴心妄想！
即便如此，仍难阻挡山区居民种植玉米的热忱。
清史记载：棚民退山后，不得仍种包芦，改种茶、杉，培蓄柴薪，以免坍泻。如仍有将山场混召异籍之人搭棚开垦至五十亩者，无论公业私业，发边远充军；不及五十亩者，减一等；租价入官。
表面观之，清政府担忧流民聚集山区，会对统治构成威胁。明了否？皇帝最为忌惮者为何？自是影响统治！于是，乡绅恳请官府上奏天子，进山剿匪，夺得田地后再分账。说白了，便是当地豪强见山区开垦出诸多良田，撺掇 “郑必昌、何茂才” 之辈上演一出类似 “改稻为桑” 的闹剧。他们甚至无需使出 “毁堤淹田” 这般愚笨手段，径直将山区百姓 “棚民” 划归 “山匪” 即可。
老百姓所种的 “玉米粮”，触动了官老爷的 “铁饭碗”，自然要将你的“保命锅”砸烂。
否则，鲁迅怎会喟叹：“我翻开这历史一查，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吃人。”
清朝后期，人口愈发增多，粮食愈发匮乏。贫农与地主之间的矛盾逐步升级，引发了白莲教起义、捻军起义、太平天国运动，清政府对民间的掌控力日益衰弱，禁止玉米种植之事遂无人再提。
《巫山县志》载：玉米、甘薯……，产量数倍于稻谷。
光绪十九年，《奉节县志》记：“苞谷往昔禁绝…… 今则漫山遍野皆有栽种，农民之食全仗于此矣。”
言语间，都是清朝官员对玉米种植政策变化的无奈与困惑。
玉米，终究是健旺地生长了起来。
光绪末年，“小麦、苞谷，民间种植极为繁盛，皆为大宗出产。” 宣统三年，玉米、小麦、红薯已然成为全国的主要粮食农作物。
当饥荒的阴霾笼罩华夏大地，玉米粒粒饱满，坚毅地抵御着饥馑。
在荒芜的岁月里，玉米粥的馥郁芬芳，飘荡于破败的屋檐之下，那是生命的召唤。
它陪伴着苦难的中国熬过 丁戌奇荒1987，挺过 1888 大饥荒，渡过 1920 五省大干旱，挨过 1931 江淮水灾、熬过河南 1942 大灾荒。
玉米于贫瘠之地顽强抗争，根须似干枯消瘦的手指，紧紧攥住大地的咽喉，只为那一线生机。
它陪伴着苦难的中国，撑过了最为饥饿、困厄、艰难的时光。
它那宛如信笺的苞叶，写满了岁月的沧桑痕迹。剥开一片褶皱纵横的苞衣，那金黄璀璨与清甜甘美，能够润泽一条饥肠辘辘的生命。
建国之后，我国农业与农村经济步入改革发展的崭新阶段。
20 世纪 80 年代起，玉米茁壮成长，穗大粒饱，精耕细作，颗粒归仓，玉米产量连年递增。
90 年代，中国玉米生产达历史最佳时期，种植面积与产量皆位居世界前列。
得益于 20 世纪科技的进步，玉米终成全世界第三大重要粮食作物。
亲爱的玉米，早已褪去 “救命粮” 的旧有身份。
如今，餐盘里的玉米粒，依旧闪烁着往昔的光影。
时刻提醒着我们，莫要忘却曾经的过往，敬重土地与生命的恩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