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雪贝财经第362篇原创文章
作者：周闪闪
策划：老胡
壹
“幸福者退让”是一个在冲突解决中被广泛推崇的处理原则。对其具象化的解释是这样的：假如你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那么当遇到别人的挑衅甚至侮辱时，你最好忍一忍，不是因为你胆小，而是因为你值得珍惜的东西更多。一个场景案例曾广泛流传：
“此刻我正被一个外卖员疯狂地辱骂，他用尽此生知道的所有脏话来攻击我，而我没有和他对骂、没有反驳，只是低着头看似谦卑地接受着狂风暴雨。我今年35岁在深圳有房有车，还有美丽贤惠的妻子和乖巧可爱的女儿，而他，什么都没有，却知道我家的门牌号码。”
面对面的伤害是切实的，过去数年，它发生的频次在上升，但终究是绝大多数人在漫长人生中所遭遇的小概率事件。在权衡利弊、审时度势面前，“幸福者退让”原则无可挑剔。
但是，对于稍有声名的人士而言，一种摸不着的暴力施害时时刻刻都在发生，而太多人无视了它对具体的人和身心能造成多么严重的伤害，也往往低估了网络中的暴力传导至现实世界的能力。2023年，武汉一位年轻的母亲在承受丧子之痛时，仅仅因为穿着得体即遭受残忍、无休止的网络辱骂，最终选择了跳楼自杀；2024年，农夫山泉董事长钟睒睒先生的母亲因钟遭受谣言网暴而气郁离世。
这些都是发生于近在眼前的案例，而类似的悲剧案例实在是太多太多。一拥而上、拳脚相加，而后四散奔去，就像一切都没有发生过，无人担责。公众似乎也已对于这种网暴之恶的群体狂欢视若无睹。
遭受这些暴力的可以是公众人物，可以是偶然卷入流量机器的新闻主角，可以是官员，也可以是企业家。总之，受害者可以是我们其中的任何一个人。而在绝大多数时候，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在这种网络暴力面前，对于山呼海啸的谣言与言语侮辱都无能为力。
这世道甚至进化出了一种畸形的“政治正确”，如果那些遭受网暴的受害者奋起反击，反而会被嘲笑，会被斥责“不够包容”；如果那些饱受谣言之苦的企业家、企业对谣言和污名化进行辩护，反而会被认为是“失败的公关”，因为势必会“引起第二轮舆情”。
沉默与容忍、做一个“自保者”反而成了最受鼓励的解决方案。
贰
网暴是一种恶，我相信所有人都认同这一点。那么，对网暴容忍，用沉默、忍让和时间来自愈，它究竟是一种智慧，还是一种对恶的纵容？世道不应该是这样子的。我们接受的教育有太多的陈词滥调了，我们接受了太多精致而慷慨的“美德正确”了，如“世界以痛吻我，我要报之以歌”“面对辱骂，为对方祝福是最美好的回报。”
所以，过去的两日，当农夫山泉董事长，也是2024年目标最大的网暴受害者钟睒睒站出来寻求“媒体的公正力量”时，他反而显得格格不入，。“理中客”们甚至要求他“收手吧”、公关专业人士对他的行动批评得头头是道。这些谏言者可能出于好意，但是，本质而言，他们只是“政治正确”的信徒，是精致的“自保者”。
而现世，自保者们太多，而钟睒睒太少。尤其是像钟睒睒一样，将矛头对准的是谣言与网暴传播的最主要平台“字节系”和他的控制者张一鸣时，他更像是令人匪夷所思的堂吉诃德。
过去的数月中，钟睒睒、张一鸣，以及钟睒睒在过去几天同样质疑过的拼多多掌控者黄铮，他们三人轮番坐上过中国首富。从年龄看，钟睒睒比后两者都年长超过25岁，是“长辈”，但是，不论是对话语权源头的掌控、审查能力，还是对舆论资源的调动能力上，钟都是“晚辈”。
所以，当钟睒睒在江西赣南的一家工厂的会议室里，面对数十家媒体，他虽声嘶力竭、高声喊话，却几乎只能用恳求的口气请求在场的媒体人士能作为“公正力量”，来“共同捍卫网络舆论的文明价值”。
钟被冠以“中国首富”，这一名号在中国的舆论场里天然自带其他负面标签，财富的“聚”似乎必然就夹带着不可告人的神秘与和权力的勾连。所以，一旦被冠以“首富”之名，此人似乎就必须要放弃自己的部分权利，就应该把头埋进尘土里，去包容那些本不该被贴上的负面标签，去对谣言与抹黑无限制的包容。
确实如此，如果用中国惯常的人情世故、趋利避害的处事法则去框定钟睒睒，他在过去两日的举动得不偿失。网暴的高峰期已经过去了大半年，为何还要重新提起，让公众重新恢复那些对谣言的记忆？字节系作为平台是中国最庞大的流量机器，张一鸣也已退休，为何还要为自己重新立起一个庞大的标靶？不论对于谣言制造者，还是平台方，即便是从法理角度去对峙，农夫山泉也必然得不偿失。
如果向前看，钟睒睒的这场行动无论如何都毫无必要。但是，钟睒睒不是一个精致的利弊权衡者，也不是一个说话追求周全圆滑的所谓高情商人士；他会毫不掩饰地表达自己对某些权力部门的不满，也会毫不掩饰自己对某些商业模式、某些企业家的鄙视；他对邪恶事物绝不妥协，在是非黑白面前，他很真实、很轴、认死理；不论对手多么强大，他会用一种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勇气顽固地与对方角力，且毫不畏惧为此承担风险。
24年前，在发动一场世纪水战时，他是如此；11年前，在为农夫山泉产品品质辩护、与北京一家媒体进行旷日持久的对质时，他是如此；时至今日，他对于关系自身与企业的声誉，与网暴做斗争时，他依然如此。
“农夫山泉的尊严比金钱更重要，决不会向舆论暴力低头”。这句话不是钟睒睒在这一轮网暴发生之后说的，而是11年前说的。那一次，他认为竞争对手联合北京一家媒体策划了一场对农夫山泉瓶装水品质的抹黑行动，而事实并非如媒体所报道的那般。
叁
回到钟睒睒要求字节系的缔造者张一鸣道歉一事。首先，可能绝大多数人会认为这是一场精心策划、周密布局的舆论声讨行动，而从我了解到的事实来看，并非如此。包括11月19日晚间，他对于拼多多价格体系的声讨，对企业家直播带货的批评，以及20日上午发出对张一鸣道歉的诉求，这三者都并非提前策划。
前两者是钟在现场与媒体人士的闲聊时，在回答有人提起相关话题、主动列举相关案例时，他接过话头进行的评论，这是他个人商业观点的表达，但并非有意策划相关话题。事实上，即便是这场闲聊也并非因策划而发生的。
而第二天，对于网暴的声讨，则是他在一份主题为农夫山泉农业业务发展脉络的PPT，临时在最后添加了一页，如下：
他一字一句喊话张一鸣的纸张也是他自己临时撰写，让助理打印出来装在一个档案袋里交给他的。完整言论如下：
今天愿各家媒体的公正力量，共同捍卫网络舆论的文明价值。
首先，我要喊话抖音、今日头条的实际控制人张一鸣先生：抖音、今日头条首先是一个企业，一个盈利为目的的企业，一个有足够力量掌控舆论的平台企业。因为有这样的背景，请你承担一个企业的文明准则和规则。
作为文明的规则或准则，既应该遵守和约束自己，也应该以此为准则约束社会形形色色的各色人等，为各种差别的人提供无差别的公平和公正。
法律公正是这种无差别服务机制的基本伦理，也是社会公理。
这些规则和准则应该明确无误地公布于众。约束他人，也约束自己。
若破坏约束所有人的规则/准则，随意使用平台手中的权力，进行谣言传播，不实不全面，断章取义的信息打赏，在现代技术的互联网上实施“野蛮人的丛林法则”，以强欺弱、霸凌弱小，这将不仅仅是个人的一种耻辱、一种强权企业对文明的一个戕害，也同样是对人类科技文明的亵渎 。
同时，请今日头条、抖音，不要以任何所谓“避风港”原则进行搪塞，立即撤除对我的个人名誉权的侵害的言论、图片，并向我个人和我家属道歉。这时间已经不短了。
“谣言的传播者与制造者同罪”是一项法律意义上的文明。
任何一项在盈利平台上发布的谣言，平台都应该承担法律责任，这就像我一个制造企业，生产假货和销售假货一样同罪。
有组织地引流、限流，没有原则，随心所欲地删稿，对流量及其谣言以金钱奖励与激励，把网络变成技术、算法，变成了玩弄民众智商的游戏。这不仅严重破坏了国家的法律体系，还造成对个人或企业的严重伤害。
我们是一个文明社会，文明社会不仅要强者孤勇，还要保护弱者。
盈利性质平台企业必须承担法律责任。
平台互联网企业要珍惜来之不易的改革开放环境，在法律框架下自律，不要滥用自己的舆论强权力，停止“丛林法则”。
人非圣贤，谁人无过？
希望张一鸣先生，抖音、今日头条及一切对我个人有过谣言伤害的媒体自媒体，我在等待你们诚恳的道歉！
我在等待。
有人说，以上字字泣血。作为当时就在现场的人士来说，我认为这种描述毫不过分。钟睒睒念到上文时，他确实是在努力克制自己激动的情绪，高声颤抖着、一字一句都在压制自己挤压在心的憋屈与愤怒。
从我个人观感来看，当时非常担忧他会情绪失控。而事实上，也确实如此。当一位媒体人士提到他的母亲时，他终于绷不住，转过身走下台抹泪。谈及他的母亲，完整言论如下：
“我母亲是一个非常健康的人，大年三十我们全家团圆时，我还告诉她，她是家里唯一有可能活到百岁的人，因为她身体没有任何疾病，还在上老年大学，没有心血管疾病等问题。3月5日，我去参加日本国际食品展，3月11日接到了我姐姐的电话，她第一句话就告诉我母亲走了。我当时还以为母亲只是去了诸暨，没想到她已经离开了我们。家有一老就是家有一宝。老人是家里的凝聚力量，是象征性的人物。有她在，即使我已经70岁了，也依然有依靠。但那一刻，我突然感觉失去了依靠。”
在处理个人情绪上，从某种角度上看上，钟睒睒确实是一个感性的人，他承认自己“年纪大了，泪点有点低”。
公众很容易对成功的企业家有不切实际的期待，期待他们有滴水不漏的言行举止，期待他们有周全圆滑的处世之道，还期待他们有容得下所有质疑的博大胸怀。事实上，公众所期待的甚至不是一个人，而是一座神。唯独忘了，他们也是普通人，有自己的情绪，有自己对万物的喜好与厌恶。
他们不会想象，钟睒睒也会点开一段段短视频、一条条新闻的评论区，去查看素不相识的网民是如何评价他的；面对毫无底线的谣言与辱骂，他也会积攒一肚子的憋屈。其实，他们为什么不能愤怒呢？他也是孩子的父亲，也是一位95岁母亲的儿子，而这些家人也会因为她的儿子、他的父亲遭受的无妄之灾而愤怒和牵挂。
事实上，已有太多企业家遭受过山呼海啸般的网暴，从马云、柳传志、俞敏洪，到雷军、刘强东等等。这样的名单可以列到无限长，而事实是，具有一定资源调动能力和话语权的企业家尚且如此。
肆
最后，我想谈一谈网络暴力与平台责任。实际上，这世界的悲欢确实并不相通，对钟睒睒所遭遇的这一场网暴，有太多人认为他显得有些“小题大做”，认为他应该一笑置之。
首先，我认为，幸福者可以退让，但并不代表他们不可以主张自己的权益，而当这种权益被主张时，他们理应得到回应。
对于钟睒睒来说，他的权益主张就是在自己经历一场网暴之后，他的母亲甚至因此而离世后，他应该得到一个“诚恳的道歉”。
至于其中的是非对错，是道德范畴，也是法理范畴，应交由公正的评判者来界定。但是，权益主张理应被回应。不论是从法律责任、契约责任和道德责任角度，这种主张也都应该被回应。
官方的“互联网平台主体责任”和口号都不必在此重述。我想用一个很朴素的交易逻辑来看待这件事情，那就是阴谋论永远有市场，一场网暴背后的另一个横切面也是一场流量生意：平台因谣言与对立言论而产生流量，产生新增用户，因流量而构建商业模式，进而产生利益获得者。那么，平台就有义务回应利益受损方的权益主张。
权益主张是否被支持是另外一回事，但这不影响权益必须被回应。如果再用“谣言的制造方不是平台，所以不该承担责任”这种强盗逻辑来搪塞，在道德和法理层面都已经毫无立足之地。
其次，我相信字节系作为事关意识形态的平台方拥有这世界上最严密的审查系统，而这种审查系统应该最大程度做到透明与公平。
因众所周知的原因，能做到多大程度的“透明”，平台自身的权限究竟有多大并不可知。但是，它不应该是一个密不透风的黑箱，因为这是平台赢得用户与利益相关方信任的基础和根本。
至少，钟睒睒所提出的“抖音与字节都是有足够力量掌控舆论的平台企业”这一点是事实。也就是说，在权限范围内，平台很大程度上可以掌控舆论的方向。毕竟，6年前，张一鸣就为“算法没有价值观”道过歉，也承诺过“全面纠正算法缺陷”。
既然人可以干预算法，可以引导舆论，那就有价值观的体现。那么，农夫山泉红色瓶盖代表日本国旗上的太阳，钟睒睒儿子是美国籍就代表着叛国，这种舆论导向难道就是平台所尊崇的价值观吗？
这是“今日头条”上至今仍存在的一个新闻策划话题
荒谬而低智的网络暴力、激烈的矛盾对立如果被纵容，就是鼓励人性复杂性中恶的一面，相信这并不符合任何一家立足于长远的企业所乐见的。如果仅仅因其能带来流量而被鼓励，那将是最令人不齿的商业模式。
实际上，直到我写这篇文章时，当我用关键词在抖音搜索相关视频时，网暴与谣言性质的视频依然出现在了推荐的第一屏，如下：
再说公平。我们只想举一个案例，如果同样的网暴发生在张一鸣先生身上，字节作为平台方，其是否也会遵循同样的处理程序？是否与钟睒睒遭受网暴时的处理程序是完全一致的？是否和任何一位遭受网暴的普通人处理程序也是一致的？
平台相关权限的负责人所遵循的审查规则，所调动的审查资源、审查程度是否能做到公平？毕竟，钟睒睒和张一鸣先生同样都是很成功、量级相当的中国企业家。选择性执行、趋利避害执行规则是否存在？不应该把对平台方有利的规则条款利用到极致，而对平台方不利的规则条款选择性执行。
最后，理应完善对谣言的修正机制与对受害者的救济体系。这本应就是平台方的法定义务、约定义务和道德义务。不能让网络施暴者通行无阻，而对谣言的修正与救济机制却失效。
对于谣言与网暴不应该是被动且过分滞后，修正程序应该更主动、更前置。但凡是从业者，应该认同网暴与谣言的判断与趋势预测并不复杂，也并不难发现。但为何，其依然高频且最终酿成悲剧或给受害者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后才会被修正？
一位医学界著名学者的家人曾告诉我，这位学者曾被广泛的谣言利用，造谣者利用她的形象与声音捏造事实，进而推销自己的药品或偏方，进而让这位学者遭到网暴。而当他直接找到了监管的最高层，以及直接的主管部门时，后者也只能无奈的告诉他，他们采取了行动，却依然收效甚微，对于谣言与网暴几乎无可奈何。
任何新兴科技在一定阶段、一些场合都可能作恶，所以人的存在才更显珍贵。而我无法确定，算法与流量驱动的这头巨兽是不是正在失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