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叶东杭律师 广东金桥百信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
“因为自己的不幸或遭遇不公，愤而向弱势群体举起屠刀的人，到底是勇者还是懦夫？” 在珠海、无锡、常德等地发生恶性事件后，这个问题时常在网络上被讨论。
一部分人认为，遭遇不公后，不想着向不公的制造者复仇，而是通过屠戮弱者来发泄仇恨，不仅体现了懦弱的本性，手法还极尽无耻。鲁迅先生在《华盖集》中写道：“勇者愤怒，抽刃向更强者，怯者愤怒，却抽刃向更弱者。”此之谓也。
另一部分人认为，如果这个不公是系统性的不公，那么向某几个具体的不公制造者复仇，并不能解决问题。系统性的不公一旦出现，每一个沉默的大众都是帮凶，没有人能够在系统性、结构性的不公中置身事外，只要不反抗，都是加害者。
这两种观点在网络上相互辩论，言辞激烈，甚至引发了言语上的人身攻击。究竟谁有道理？谁是对的？要我说，两者都有偏颇之处，现实中，强者和弱者并非是一成不变的，不同时段、环境、场景下的人，既有可能是强者，也有可能是弱者，因此仅以强弱二元区分人群，是不合适的；此外，不公的评价也有客观和主观之分、偶然和系统（结构）之分，不考虑事件的属性，一味的谈论实现正义的路径，难以得出有价值的结论。
当然，我并不想成为“理中客”，也无心标榜观点的正确，只是想分享一下我旁观辩论得出的一个体会。当前社会之撕裂，可能远比我们想象的要严重，我们无法真正去说服一个持有不同观点的人——无论这个不同观点的产出是基于理性思考，还是情绪或赌气。
每个人对每件事的看法都有其产生的根因，这个根因往往与环境、经历有关，在无法改变过去的情况下，要想让一个人改变看法甚至改变观念，难若登天。
举例1：“你有没有关系”
我们律师在办案过程中，常常遇到嫌疑人问“有没有关系”。你要说服他，告诉他们关系没有任何用处，相信关系就是相信傻子，那么你注定收获白眼，以及“不是每个客户都值得接待”的无用的自我安慰。
现实中，不少嫌疑人，尤其是涉嫌经济犯罪的企业家的发家之路，便不乏通过关系来获得不公平的竞争优势，甚至对于当前的覆灭，搞不好内心认为的是“不过是遇到了更有关系的对手而已”，你如何让这种人真正相信关系无用？
你唯一能做的，就是让他相信，在这个案子里面，花钱找关系是个投入极大、风险极高，且搞不好会让结果更差的操作，以此达成共识。
同理，如果一个人本身是靠不守规则而发家的，你如何能够让他认识到规则的重要性？如果一个人本身就是依靠秩序获得利益，你如何让他敢于迈出打破制度禁锢的第一步？
举例2：“疑罪从无”vs“所有人都有犯罪嫌疑”
在办案过程中，我们免不了跟公安民警打交道，很多律师喜欢把疑罪从无、无罪推定挂在嘴边，这自然没有错，但是这口号式的法律原则说服不了办案人员，为什么？那是因为刑警自警校到参加工作，接受的理念就是“要对每一个不合理之处抱以怀疑”“打击犯罪是第一天职”，长时间在这种文化理念熏陶下，自然对犯罪嫌疑人容易产生有罪推定。
此外，现实中，司法机关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作无罪认定的职业风险要远远高于作有罪认定的风险，坚持“疑罪从无”的风险远高于“带病提告”。这种情况下，一句“存疑有利于被告”的口号根本没有任何说服力。
除了文化理念、风险之外，还有一层职业价值取向的问题，如果过度夸大“疑罪从无”的价值取向，也容易导致司法机关工作人员在工作中产生懈怠，反正不清不楚，疑罪从无嘛——最终导致社会效益受损。
基于上面几个原因，司法机关尤其是公安机关，在具体案件侦办上，是不可能接受“疑罪从无”这一理念的。
律师唯一能做的就是沟通，将“真相”与已查证的证据结合，使办案人员产生“或许另有真相”的认知，并降低他们对于脱保、再犯、纵恶的恐惧和抵触，才有可能在具体案件中实现取保或者不诉。
举例3：“远洋捕捞”还是异地用警跨省打击犯罪？
前段时间网络上热议的话题“远洋捕捞”（即外地公安未与本地公安报备，擅自对本地民营企业家采取强制措施，由于司法罚没属于非税收入，对管辖地财政有一定影响，所以便产生了“远洋捕捞”式的趋利执法），甚至流传出一份2024年4月 广东省省情调查研究中心新撰写的《广东省情内参》，据说这份文件中写道 ：“ 广州、深圳、东莞等珠三角地市已成为异地执法的高发地； 以广州市为例，自2023年以来，朴朴、壹健康、九浚等近万家企业遭遇异地执法，这些企业绝大部分是民营企业，而且大部分案件存在较明显的逐利性执法动机。”
但很快网友也发现，所谓“被远洋捕捞”的企业也并不干净，比如传说中的《内参》提到的壹健康公司，便在网上多次被曝光涉嫌诈骗，朴朴超市也被曝出营销乱象，屡遭消费者投诉，而九浚公司经营的平台“蜜桃直播”传闻出现过色情直播的官司。
“远洋捕捞”是否合法，《公安部关于修改〈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的决定》《公安机关异地办案协作“六个严禁”》有明确规定，符合的便是合法，不符合的则是违法，这没有什么争议。但关于“远洋捕捞”执法是否合理，到底是趋利性的“明抢”，还是跨省打击犯罪（甚至避免本地保护伞妨碍司法公正），律师和被害人的角度不同，得出的结论不同，自然也就失去了辩论的价值。
以上举了三个例子，都是我们办案中常见的问题以及近期热议的公共话题，从中不难发现人们观点的分歧，体现了当前社会意见的严重割裂。与之相仿的还有“死刑要不要废除”“公务员应不应该降薪”等等，每个问题都能写出一大段的文章分析双方观点，但既不必要，也没价值。
文章的结尾与大家讨论一个问题：律师到底是做什么的？
标准答案是“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维护法律正确实施，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二条第二款。
但如果要我说，律师的工作是“在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的分歧中寻找共同点，通过说服或者辩论的方式征求共识的达成，以此寻求社会群体撕裂的弥合”。
人的观念和修为是无法被改变的，没关系，我无意改变你的价值观，我也对你的恶意推测毫不介意，我只是希望能够跟你在沟通中达成些许共识。
证据总量不变，是否构成犯罪，每个人心中的证据标准都不一样，你认为的铁证如山，我可能认为漏洞百出，你认为“供述无法合理解释漏洞”，我认为“真正推定行为人主观故意的基础事实是行为人实施的客观行为，而非不合理的解释或者没有举出反证”，人与人之间的分歧和撕裂是常态，没关系，我接受并且尊重，我只是期待通过努力，至少在某几个方面能够达成共识，这就够了，至于实在达不成共识的，那就交给法庭作最后的判决，以示我对诉讼制度乃至其所代表的社会规则的尊重。
律师不是弥合社会纷争的天使，只是在具体事件上寻求共识的信使，不要放大自己的责任，夸大自己的使命，享受与能力不匹配的荣光。
要说服检察官相信每一个嫌疑人都是无辜者，说服嫌疑人相信每一个检察官都是公平正义化身？不可能，也没有必要。
因为人无法真正被说服，只能短暂达成共识。
[完]
叶东杭
广东金桥百信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刑事部副主任，高校法学院证据法学课程校外导师。从业期间，叶东杭律师主攻信息网络犯罪、经济犯罪、税务犯罪辩护，每年经办大量刑事案件，拥有丰富的信息网络犯罪、税务犯罪辩护经验，曾在经办的多个案件中取得不起诉（无罪）、无强制措施释放（无罪）、缓刑、胜诉、二审改判胜诉等成果及侦查阶段取保候审、不批捕取保候审的阶段性成果。为更好地实现刑事辩护专业化，为客户提供更优质的刑事辩护服务，自2023年1月1日起，叶东杭律师只承接、承办刑事犯罪辩护业务、企业刑事合规业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