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战沙场的将军，脾气多多少少都有些大，但宋时轮的脾气火爆是出了名的，就连同样性格暴烈的陶勇都感到棘手。
1949年，中央军委任命陶勇为第三野战军第九兵团副司令，辅佐司令宋时轮。但命令下达许久，仍不见陶勇动身，秘书苏荣非常疑惑便问缘由。
谁料，陶勇说：“我知道宋司令员在军事理论、作战指挥和文化程度上都比我强，但听说他脾气大一些，我也是个火暴性子，今后碰到一起，怕不好办。”
另一边，迟迟等不到陶勇报到的宋时轮也有些着急，经过打听才知道原因。得知陶勇的顾虑后，宋时轮不由得无奈笑出声。
其实也不能怪陶勇担心，宋时轮发起脾气来连首长粟裕都敢顶撞，还因此差点儿被处分。
那是1947年，为了牵制迷惑敌人，掩护大部队南进，上级决定让宋时轮指挥的第十纵队来完成这个任务。
宋时轮也不负重托，在远离后方、部队减员和弹药未能及时得到补充的情况下，还是狠狠地拖住了国民党邱清泉和吴化文的两个师的兵力。
虽顺利完成了掩护大部队的任务，但宋时轮的第十纵队也陷入了危险。邱清泉和吴化文合力欲将十纵队全歼，无奈之下，宋时轮只好被迫北渡黄河。但即便是这样，十纵队还是损失惨重。
这一情况引起了野战军首长陈毅和粟裕的高度关注，并上报了中央军委。由于战事紧急，中央军委并没有对宋时轮进行批评，表示“以后在西兵团经验检讨中再详谈”。不过，宋时轮还是被视为“有严重思想问题”。
转眼来到了1948年，中央军委决定华东野战军集中全部力量发起济南战役。为打好这一仗，粟裕决定让第三纵队、十纵队及鲁中南纵队一部率先攻城。
粟裕这样做其实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让宋时轮抓住机会，将功折罪。然而，宋时轮仍旧对上次的问题耿耿于怀，他认为上一次之所以吃了亏，是因为部队补给不够。
所以当粟裕下达指示后，宋时轮的脾气一下子就上来了，当即放下狠话：“如果没有补充就打不了。”说罢，就离开了会场，并向前委写出报告，请求到东北休息。
会后，宋时轮中途离开会场的事情传到了军委，毛主席当即做出指示：作战会议擅自退场是极其错误的，宋时轮行为极其不当，应予撤职！
粟裕心疼爱将，连忙站出来替宋时轮说话，宋时轮这才免于处分。
之后，经过一场激战，济南成功解放，宋时轮也立下了大功。再加上粟裕的劝导，宋时轮也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并向中央军委负荆请罪。
宋时轮顶撞粟裕的事情在华东野战军闹得沸沸扬扬，当时担任第四纵队的陶勇也有所耳闻，因此他才会顾虑。
令陶勇没有想到的是，宋时轮竟然会亲自来请他赴任。
一日早上，陶勇正在吃饭，突然间门口闯入一人，定睛一看原来是宋时轮。宋时轮也不客气，一进门就说：“我还没有吃早饭呢！”说着就坐到了陶勇对面。
陶勇连忙吩咐炊事员给宋时轮做饭，可还没等他询问宋时轮有何事找他，就见宋时轮从桌上找来纸笔，奋笔疾书写下一行字，然后从秘书苏荣身上掏出他的私章，在字条上盖好章，放进口袋中。
做完一系列动作，宋时轮这才长长地松了一口气，满意地说：“我今天总算完成任务了。”然后，他就在众人惊讶的目光中将苏荣一把拉上自己的车，一溜烟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地点。
一进到办公室，宋时轮就高兴地对政治部主任唐亮说：“陶勇答应来当副司令了。”唐亮不信，宋时轮就说：“你看，他秘书都来送信了。”唐亮展开纸条一看，上面果然印着陶勇的章。
这时，苏荣才明白过来怎么回事，回到陶勇住所后，他将所发生的事情全部说了一遍，并传达了唐亮要求陶勇三天后报到的事情。
陶勇无奈，笑着说：“我明天就去。”
第二天，当陶勇来到兵团部时，宋时轮和他进行了推心置腹的谈话，说：“老陶啊！我知道我脾气大，但我以后一定改，咱俩今后一定要努力合作，完成上级交给我们的每一项任务。”
陶勇听后深深被打动，之前的顾虑也全部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