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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照片 铁道部天津铁路工程学校
1977年12月23日8时23分，天津市公安局治安处刑侦科接到铁道部天津铁路工程学校（今为天津市铁道职业技术学院的一部分）保卫科的报告：“今天早晨七点多，本校校园内发现一具女尸，现场已经保护好，请市局派人。”
天津市公安局旧址
老照片 接警的民警
之所以要隔一个多小时，并不是天津铁路工程学校保卫科失职拖沓，实在是天津铁路工程学校直属铁道部，和天津市地方其实没有隶属关系，要报案首先应该向北京铁路局公安处天津分处汇报，到天津分处认为此案需要天津地方公安的协助，再通过铁道部公安局和公安部的批准才能联系天津市公安局，所以在本案中天津市公安局能在案发后一个多小时就接到了案情报告，那属于挺快了。
言归正传，当天津市公安局治安处刑侦大队的侦查和技术人员在治安处处长的亲自带领下驱车赶到现场时，天津铁路公安分处与河北区分局刑侦科的同志已经到达多时，现场勘查、群众走访以及尸检工作也迅速展开。
70年代公安民警的装束
现场位于河北区北站外市郊结合部的建昌道上，女尸被发现时位于距离校门80米，位于迎宾室后、环形路中间的花池内。女尸衣着整齐，颈部系有纱巾，面部的口罩拉到下巴处，手套摘下挂在身上，上身穿的一件制服上衣最后一颗纽扣脱落（在花池中找到），腰间的画布腰带解开，但是下身穿的制服裤的裤扣完整。死者的口袋里有三张印有“杨庄子蔬菜批发站”的收据，以及一些粮票和零钱等物品。
经法医尸表检查，死者是一名三十多岁的中年女性，其颈部、腹部、臀部一共有九处三角形截面锐器所造成的刺创孔，左面的眉弓上有两处牙咬伤痕，颈部有扼掐留下的皮下淤血。左手手腕上有戴表留下的印痕，但没有手表。死者的内衣、纱巾和口罩上留有少量的血迹，但尸体周围并没有留下喷溅或滴落状血迹。
经解剖尸体发现，腹腔内有大量积血，内腔被刺破，且有被锐器搅动的痕迹，喉管被刺穿、声带被刺断。
现场勘查时发现尸体周围有杂乱的男鞋和女鞋留下的足印，沿着花池外的土地上有自行车轮印，以及与在尸体边上发现的男鞋足印相同的塑料底男鞋足印。
老照片 现场勘查的民警
根据保卫科的同志和当地派出所的同志介绍：12月22日19时05分，有三名学生在二七公园后大约600余米的路坡上发现了一辆被遗弃的黑色飞鸽牌女式自行车。经技术比对，现场的自行车车轮印就是这辆自行车留下来的。
飞鸽牌女式自行车
根据现场勘查、尸体检查以及群众访问的结果，铁路和地方公安同行们一致认为这是一起重大凶杀案。于是就地成立专案组，对本案进行侦办。
专案组首先要做的就是尽快确认尸源，于是在学校保卫科以及派出所同志的协助下，发动学校教职员工和学生以及居住在学校附近的群众对尸体进行辨认。同时根据尸体身上携带的“杨庄子蔬菜批发站”的收据为线索开展调查。
天津市日光灯厂干部王乃生介绍：他的姐姐王桂英在河东区大直沽蔬菜分拨站担任会计，住在铁路工程学校校园内的临时住宅里。今天早晨的时候他接到姐夫黄中立的电话称：姐姐王桂英昨天一夜没有回家，询问是否回了娘家？他接电话后立即赶来寻找，找了一夜都没有找到。
于是专案组请王乃生辨认尸体，王乃生一看到尸体就失声痛哭起来，表示尸体的穿戴就是他姐姐王桂英的穿戴，看颜面也跟自己的姐姐别无二致。至此，女尸的身份被确认——河东区大直沽蔬菜分拨站三十二岁的女会计王桂英。同时，王乃生还确认被丢弃在二七公园后的那辆黑色飞鸽牌女式自行车就是他姐姐王桂英的，还确认姐姐的确戴着一块日本制造的“精工舍”牌女式手表。
“精工舍”牌女式手表
另一方面，根据王桂英身上发现的“杨庄子蔬菜批发站”的收据，侦查员分别到杨庄子蔬菜批发站和大直沽蔬菜分拨站，查明这三张收据是由王桂英携带由12月22日从杨庄子蔬菜批发站带回大直沽蔬菜分拨站，当天下午17时30分蔬菜分拨站下班后，王桂英携带黑色人造革手提包，骑着黑色飞鸽牌女式自行车与两名分拨站的同事同路回家。据那两名分拨站的同事说，她们和王桂英在18时10分左右在小树林分的手。
老照片 蔬菜分拨站
专案组认为，现场没有发现滴落状和喷溅状的血迹，尸体内有大量积血但只有少量血迹流出，说明死者在遇害后尸体并未挪动，因此发现尸体的地方应该就是杀人现场。死者的手套和口罩都被摘了下来，看上去是遇到了熟人，顺从地跟着进入了现场。现场位于天津铁路工程学校校内，且死者就住在校内的临建屋里，外来的歹人是不敢进入校园内进行作案，因此专案组认定犯罪分子是校内人员，且必定和死者是熟人。
死者身上的钱财和粮票没有被拿走，但自行车被丢弃在距离现场较远的地方，虽然死者的提包和手表不知去向，但是就此认为是劫财杀人并不能完全成立。死者的腰带虽然被解开，但裤钩完整未动，经尸检也没有被“动”过的痕迹，因此流氓杀人的可能完全可以被排除。而凶手故意拿走死者的手表和提包，解开死者的腰带，只不过是为了混淆公安机关的侦查视线而制造的假象。
专案组根据走访结果，对王桂英遇害的时间段进行了划定：12月22日18时10分王桂英和同事在小树林分开后，由小树林骑车约15分钟来到铁路工程学校，于18时25分进入校门。而群众在二七公园处发现王桂英的自行车的时间是19时左右，而这里距离铁路工程学校有7~8分钟步行路程。因此专案组分析犯罪分子离开铁路工程学校的时间是18时50分左右，由此推断犯罪分子作案的时间约在12月22日18时25分子18时50分。
群众走访得知，王桂英是大直沽蔬菜分拨站革委会委员，工人出身，作风正派，群众关系极好，性格爽利，从没有任何仇人。专案组通过分拨站革委会深入发动群众提供关于王桂英的社会关系的线索。了解到王桂英曾长期和其丈夫黄中立之间的夫妻关系紧张，但最近开始夫妻之间的关系有所好转，经常在工作时间互通电话。12月22日中午黄中立将电话打到分拨站找王桂英，而当时王桂英还没有从杨庄子蔬菜批发站回单位，到下午王桂英回单位后她立即给丈夫回了电话，下班后她就和同事同路骑车回家。
老照片 骑车女工
21时左右，在分拨站值班的值班员接到了黄中立打来的电话，询问王桂英是否回家；12月23日8时30分黄中立又打电话到分拨站找王桂英，说王桂英一夜未归。9时左右，黄中立骑车来到分拨站找人，并用分拨站的电话给妻弟王乃生打了电话。整个人的表现显得十分惊慌，在拨号码的时候还不断自言自语：“可能出事了。”
经了解，时年32岁的天津机械器件厂技术组技术员黄中立与王桂英有一个四岁的女儿由黄中立的母亲照看，黄母家和黄中立家仅一墙之隔。
根据黄母的介绍：“（12月）22日下午4点多，（黄）中立下班回家，晚上6点半我喊他吃晚饭，发现中立人不知道跑哪里去了，家门都没锁。约摸半个小时后中立回来了，说是去上厕所了。晚饭后8点左右中立抱着孩子出门，对我说要去找（王）桂英，寻了一圈没寻着。回来后小孙女告诉我说：‘爸爸路上见人就叫妈妈的名字’。”
“那你儿媳妇12月22日那天回家过没？”
“没有，肯定没有，桂英一宿都没回来。”
王桂英的母亲表示：女儿和黄中立婚后关系一直紧张，经常争吵。1977年9月和10月两个月的时间里王桂英一直待在娘家不肯回婆家。当时就和自己表示要和黄中立离婚，后经介绍两人认识的媒人从中说和才勉强跟着黄中立回家。因此王桂英的母亲怀疑女儿的死和黄中立有脱不开的干系。
天津机械器件厂方面介绍说：黄中立长期和妻子关系不好，而与本厂23岁的女青工李家玲关系暧昧。这个李家玲也是不简单，在调来机械器件厂之前在天津发电设备厂的时候就已经因为和多名男青年同时保持有不正当男女关系而名声狼藉，用今天的话讲就是“女海王”，甚至还发生过怀了“男友”的孩子后妄图栽赃嫁祸给和她毫无关系的“老实男”的恶劣事件，以至于她在发电设备厂完全社死，无法立足，被迫调到了机械器件厂。
当黄中立和李家玲的风言风语在厂里传开后，造成了很坏的群众影响，为此厂里特地将两人的工作岗位调开，但两人却并未就此“一刀两断”，而是从地上转入地下继续暗通款曲。
根据机械器件厂干部群众证实：12月22日下午黄中立自称孩子有病请假回家，12月23日7点半来厂里上班，8点多的时候看见他给王桂英的单位去电话说妻子一夜未归，随后又请假外出寻找。
黄中立自己说：王桂英12月21日因为弟弟（王乃生）生病住在娘家，他在12月22日下午打电话告诉王桂英说孩子生病了，王桂英听说后立马答应下班后回家。但是下班后一直没见王桂英归来，晚上8点他抱着孩子外出寻找王桂英未找见，又给王的单位打了电话询问，得到的回答是王已经下班回家，随后就回自家睡觉。12月23日6点多他起床，7点20分去厂上班，到厂里后再打电话去妻子单位说王桂英一夜未归，8时过后请假去王桂英单位寻人。
一圈查访下来，专案组对黄中立的怀疑加深，因为从他的口述和其他群众的叙述中发现如下可疑的地方：
首先，黄中立在12月22日18时左右离家，19时才回来，这段时间去向无人可以证明，但却和专案组刻画的案犯作案时间吻合。
其次，群众反映黄中立有严重的资产阶级腐化思想，作风轻浮，引起了作风正派的妻子王桂英的不满，导致夫妻关系长期紧张。黄中立和李家玲认识后一度两人如胶似漆，影响极坏，导致黄中立王桂英夫妻关系进一步恶化，而在案发前黄中立突然又屡屡向王桂英示好，却依然暗地里保持和李家玲的关系，说明黄中立有作案的思想基础。
其三，12月22日下午黄中立声称孩子得病请假回家，并以同样的理由要求王桂英回家，但实际上孩子在那天根本没有病，黄中立为什么在案发当天撒这个谎？
其四，黄中立自称12月22日晚上8点抱孩子外出寻找王桂英未果，后打电话给王的单位，得知王已经下班回家后却不去王桂英的娘家寻找而是直接回家睡觉，此举不符合情理。
其五，12月23日早上黄中立上班时是路过案发现场的，当时已经有群众发现了王桂英的尸体并有不少人围观，但黄中立却向警方表示他在上班途中没有发现任何情况。
其六，黄中立一再表示自己和王桂英夫妻感情始终很好，这和群众反映完全不符。
于是，专案组决定将黄中立作为重点调查对象进行深入调查。
在反复做了黄中立的妹妹的工作后，黄的妹妹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李家玲在前一段时间经常来黄中立家，在案发前一个星期六晚上王桂英不在家的时候，李家玲又突然来到黄中立家，黄母去查看时李家玲说：“厂里让我来通知黄中立明天去厂里加班。”
可是当时李家玲已经被厂里刻意从黄中立身边调开了，厂里怎么可能派她来通知黄中立去加班呢？经机械器件厂核实，根本没人让李家玲去通知黄中立。随后专案组对黄中立在机械器件厂的办公桌和更衣箱进行秘密搜查，这一搜不要紧，在更衣箱里发现了女人用的乳罩、短裤、袜子、手绢等物品，经群众辨认这些东西全都是李家玲的。
至此，黄中立和李家玲乱搞男女关系的证据实锤，经天津市公安局革委会的批准，专案组将黄中立和李家玲分别拘留审查。
很快，李家玲的心理防线首先崩溃，交代了她和黄中立合谋害死王桂英的犯罪事实；很快黄中立也独木难支，对自己的犯罪事实是供认不讳。
黄中立和李家玲结识后多次发生不正当男女关系，为达到“长相厮守”的目的，“女版西门庆”和“男版潘金莲”开始合谋杀害王桂英的罪恶计划。12月22日，黄中立以孩子生病为由打电话给王桂英要她下班后回家，18时左右黄中立离开家，在学校门口迎候王桂英，王桂英入校后随着黄中立来到迎宾室后的花池，坐在花池的墙边，此时黄中立突然伸手掐住王桂英的脖子，而尾随他俩的李家玲冲上前来用从单位里偷出来的三角刮刀捅刺王桂英的腹部，王中刀后倒入花池呻吟，李家玲将刮刀递给黄中立，自己趴到王桂英身上用围巾堵她的嘴，没想到被王桂英咬住手指。李家玲大怒，竟丧心病狂地在王桂英的脸上咬了两口（王桂英左面的眉弓上的牙印经鉴定是李家玲留下的），同时黄中立又用三角刮刀在王桂英的颈部、腹部和臂部连捅数刀，最终王桂英被杀害。
三角刮刀
杀人后李家玲摘下了王桂英的手表，解开她的腰带，未造成流氓抢劫的假象，然后和黄中立一起推着王桂英的自行车离开现场。黄中立将李家玲送出校门，嘱咐她将手表、自行车和提包扔掉，然后返回家中。李家玲离校后，将自行车扔在二七公园后的路坡上，又将三角刮刀抛入二七公园的湖中，而带着王桂英的手表和提包回到家中。
根据两人的交代，专案组从李家玲的家中搜出了王桂英的“精工舍”手表和黑色提包，又调来抽水机将二七公园的湖水抽干捞出了作为凶器的三角刮刀。至此本案真相大白，黄中立和李家玲这对狠毒的野鸳鸯最终因故意杀人罪双双被判处死刑并被枪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