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时，先是张骞出使西域，后又用兵中亚，于是汉朝对中国以西区域大致情况比较了解。司马迁在《史记·大宛列传》中说：“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国虽颇异言，然大同俗。其地皆无丝漆，不知铸钱器（汉书中为“铸铁器”），及汉使亡卒降，教铸作他兵器。”
其中，所谓不知“铸钱器”与后面的“教铸作他兵器”，显然就是“不懂铸器”。因为，如果能“铸”其他器物，那么焉能不知铸造更重要的兵器？而司马迁时期，中国已经广泛使用铁器，故而司马迁的意思肯定是“不懂铸造铁器”，其中包含不知铸造钱器兵器。
问题在于：汉书中又说大月氏“民俗钱货，与安息同”，罽宾国“以金银为钱”等，以及西方诸国肯定已有铁器；同时，西方学者估算古罗马早已铁器众多，铁产量高达汉朝数十倍，而大规模冶铁过程中技术肯定难以保密，因此与之交战的安息帝国不可能不掌握.......既然如此，为何司马迁却说西域“不知铸器”，难道恰如很多人质疑的那样——司马迁搞错了？
其实，不是司马迁搞错了，而是中外很多人不明白“铸”与“锻”的区别，以及同时过于相信西方宏大叙事（比如波斯罗马技术先进），于是认为司马迁可能搞错了。
古代三大冶铁技术
在司马迁时代，世界上主要有三种炼铁技术，即坩埚炼铁、高炉炼铁、块炼法，当时中国占了两种。
汉朝时期，中国炼铁技术主要两种，即坩埚炼铁与高炉炼铁（现代高炉炼铁前身）。2000年前，能大规模的高性价比的炼铁方法，就只有这两种。
史书记载，汉武帝实行盐铁官营，在全国设立49处铁官，分布在全国各地，里面采用的都是这两种技术。更重要的是，汉朝炼铁遗址大、炼铁炉面积大，这些都有考古证据，西方学者说罗马铁产量数十倍于汉朝，显然没有了解汉朝冶铁规模。
在这两种技术之前，春秋时中国还有一种“块炼法”，炼出的是海绵状固体，杂质较多，含碳量低，质软，只能锻，不能铸，江苏六合程桥春秋楚墓出土的铁条就是采用这种方法炼制。这种炼铁炉（用黏土和石头垒出半人高的炉子）是一次性的，用完即废，再炼就再造炉子，因此成本高、效率低，相比上述两种而言事倍功半，还炼不出合格的铁，因此属于落后技术，汉朝时已经淘汰。
汉朝时的中国之外，采用的还是块炼法，比如古罗马一直使用的就是“块炼法”，因为炉温较低，炼出的是海绵状固体，然后需要工匠将之锻造成兵器或其他，注意其中是用“锻”成器。
考证印证史记记载
罗马块炼法得到的是海绵状固体，但汉朝坩埚炼铁与高炉炼铁得到的是液态铁。所以，前者需要锻打成器，后者需要铸造，将铁水倒入相应模具中冷却即可成器。所谓“铸”，就是把熔化的金属、或其他某些非金属液态物质倒进模子里，使之凝固成器。下图，铸字始于商代，当时使用炼铜铸器，同期西方真能炼成铜水铸器？
与古罗马一样，西亚、中亚采用的也是块炼法，只能锻器、不能铸器。据说，罗马帝国与波斯战争频繁，双方互有胜负，都俘虏过大量对方士兵。如果罗马或波斯掌握先进冶铁技术，那么势必会被对方获取，就像阿拉伯人通过唐军俘虏获得造纸术等一样。但实际上，古罗马一直使用块炼法，由此也可以反证当时西亚、中亚还不能铸器。
因此，史记中说“自大宛以西至安息不知铸器”，不是说他们没有铁器，或不知道炼铁，而是说他们炼铁技术落后，没办法提高炉温，炼不出液态铁，由此自然就没办法“铸器”。笔者见到网上一些文章，以中国以西已有铁器来否定司马迁记载，可能没有搞清楚炼铁技术不同、以及“铸器”与“锻器”区别。
在“自大宛以西至安息”这一区域，何时普及铸铁技术，这一点还有待进一步考证，但欧洲是在14世纪才懂得冶炼出液态的生铁，由此才有铸器，可能是蒙古西征带去的。由此可以反推，西亚真正懂得、并普及冶炼生铁与铸器的时间不会早，否则早就该传到欧洲了。
最后，关于本文话题，还有三点值得一谈：
首先，块炼法不是不能获得较为优质的兵器，而是取决于铁矿石、以及后期锻造，但可以肯定的是整体效率低、性价比低，远不能与坩埚或高炉炼铁相比。那么，基于块炼法之上，罗马帝国与波斯帝国的锁子甲、各种制式兵器等普及，甚至重装步兵等叙事，还有多少可信度可言？
其次，汉代冶铁技术之所以领先世界，这与中国发达的制陶业密不可分。史前能够烧制出彩陶、黑陶，后来又烧制出瓷器，是因为中国人能逐步提高炉温，而冶金核心之一也在于炉温。说到底，从史前到汉代的中国技术逐步进步，炉温逐步升高，一步一个脚印。
第三，读中外史书时，不能因为中外都是“炼铁”，就觉得一样，实质可能技术相差巨大，西方史书中类似模糊概念或概念陷阱特别多。比如，古罗马的铁器时代与汉朝的铁器时代，两者显然大不相同，不能因为罗马会炼铁，就认为他们就能像汉代一样大规模制造盔甲、打造兵器等。
参考资料：《史记》、《汉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