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昆明一医生饮酒后突然猝死，现场一只毒虫遗骸成破案关键

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发生在昆明的一起案件，故事情节离奇曲折，不得不说，当年那些破案的警察确实牛。

四季如春的城市昆明，很早就得了春城的名号。尽管昆明的风景气候宜人，可在这座城市获得解放之前，却是一片黑暗景象，一幅幅民不聊生的场景看得令人不寒而栗。

好不容易等到了1949年12月，春城终于获得了解放，这让曾经处于黑暗势力压迫下的春城人民终于看到了希望，当曾经被压迫的底层人民翻身做了主人之后，看着曾经压迫自己的黑暗势力纷纷得到应有的审判，他们也个个张灯结彩，放着鞭炮庆祝。就在庆祝的人群中，有一个人无疑是最为激动的，他就是在昆明开设诊所多年的郎中——陶执礼。

当时人民法庭审判那些黑暗势力时，陶执礼直接在自己的诊所前大放鞭炮，不仅如此，还摆了宴席，似乎是在庆祝着自己的胜利一般。

可能是因为大家都被压迫得太久了，导致很多人认为陶执礼这么做并没有什么不妥，甚至在一番庆祝之后，他的诊所也得到昆明市民认可了，前来就诊的人也是越来越多。

诊所的生意好，眼看着就要过上好日子，结果陶执礼却突然猝死了。

这事发生1950年的5月初，待病人走完后，陶执礼准备小酌一杯，解解乏，突然就两腿一蹬，猝死了。虽说像猝死，可死相却像极了中毒身亡，不仅口吐白沫还全身浮肿乌青，这样一幅场景就算没有什么医学经验的人也能一眼看出他这是中毒死亡。

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当时在陶执礼诊所中务工的杂工看到不对劲立刻报了警，待警方赶到后随即便对现场展开了一系列周密的侦查。

警方赶到陶执礼的诊所后，随行警员中来了一位局长，他正是昆明公安局第四分局局长周映邦。身为刑侦专业的高材生，周映邦来到诊所后，第一眼看到陶执礼的尸体便顿感不妙，多年的经验告诉他眼前的人必然是中毒而死。

巡视一周之后，周映邦叫来了陶执礼诊所中的杂工，问了他一个重要的问题。

“陶郎中早上除了喝酒，还吃了什么别的食物吗？”

“没有，我就看到陶郎中喝了酒，很快就倒地口吐白沫了，原本我还打算打抢救电话的，可陶郎中他倒地没多久就不行了。”

得知陶执礼早上开工前就只喝了酒，周映邦便怀疑是不是有人在酒里下了毒，很快他取出了刑侦工具，拿出一根银针放入陶执礼生前喝过的酒杯中。

原本认为银针放下去必然会发黑的周映邦，却被眼前的一幕感到大为不解。

原来，银针放到酒杯里后依旧是完好如初，丝毫没有发黑的迹象。看到这样一个结果，同时根据酒杯中还有残留的酒，周映邦便推断出倘若酒中被下了剧毒，那么银针必然发黑，如此一来就只能证明酒本身没有被人下毒。

为了验证自己的这一观点，周映邦居然当着众警员的面喝下了残留的酒，几分钟过后，周映邦依旧没有任何不适，这足以证明陶执礼即便是中毒死亡也与他早上的饮酒没有任何关系。

断定与死者饮酒无关后，周映邦又带着一众警员在现场反复侦查，果然是功夫不负有心人，不一会他们就在尸体上找到了重要线索。

通过仔细观察陶执礼的尸体后，周映邦发现死者在死前还是穿着拖鞋的，这极有可能被暗器所伤。

当时在昆明所处的滇南一带，非常流行暗器伤人，各种剧毒暗器也是频繁上阵，早在昆明解放之前，解放军前线部队就有传出官兵被敌人用暗器所伤的报告，大部分袭击的都是一些毫无准备的后方留守部队，他们在被袭击前也有穿拖鞋的表现，于是周映邦在仔细分析了一阵后，便来到了诊所后院仔细侦查了一番，这一查果然让他看出了名堂。

原来在诊所后院的墙面上留下了非常明显的攀爬迹象，后院的花丛也有明显的踩踏痕迹，这证明有人试图翻墙来到后院中安放暗器。

一系列的侦查工作让经验老道的周映邦认为，陶执礼的死远没有那么简单，于是他当即命令警员将陶执礼的尸体带回去法医那做进一步调查，看看能不能通过他所中的毒来判断究竟是死于何种暗器？

陶执礼的尸体带回到法医鉴定处后，周映邦就在焦急地等待着法医鉴定的结果。

随着法医鉴定的结果公布，周映邦这位经验老道的刑侦专再一次被震惊到：陶执礼竟然是被毒虫咬伤身亡。

法医在其脚趾处发现了明显的虫咬伤痕迹，此外死者血液中的凝血蛋白酶含量非常高，这是一种广泛分布在各类昆虫中的毒素，一般情况下是不致命的，可个别类型的凝血蛋白酶毒性非常高，配合其他生物酶可以达到致命的效果。

看到这样的结论，周映邦顿时愣在了原地，原本认为死者会是滇南地区流行的暗器所伤，没料到的是他居然是被毒虫咬死的，这样的死法他还是头一次遇见，为了尽快破案，周映邦在回过神来后也顾及不了那么多，立刻召集了警员又一次来到了陶执礼的诊所中搜集证据。

带着众警员再一次来到陶执礼的诊所后，周映邦立刻吩咐警员展开地毯式的搜查，看看是否有毒虫遗骸的存在。

周映邦之所以会这么明确地直扑毒虫遗骸而来，主要还是得益于法医的一句提醒，因为死者在死前有饮酒的迹象，所以毒虫在咬伤死者的同时必然会接触到含有酒精的血液，这样一来酒精也会顺着毒虫的毒腺进入到毒虫体内，一般来说昆虫是无法代谢酒精的，因此这些微量的酒精足以对毒虫致命，所以毒虫在咬伤死者不久后很有可能就会死亡。

法医的一席话令周映邦是醍醐灌顶，在他看来找到毒虫才是破案的关键，当务之急就是来到案发处找到毒虫的遗骸。

搜寻一番后，还就真的找到了咬伤死者的毒虫遗骸。这种毒虫长相很是奇怪，可以说是一种四不像，浑身黑得发亮不说，还是蚱蜢头和蜈蚣尾的混合体，除了头部口器中有明显尖锐的毒刺之外，还就真找不出混合体以外其他的独特之处，总的来说就是蚱蜢与蜈蚣混合后的样子。

不明白是什么毒虫的周映邦很快将毒虫遗骸包装好，带回了警所做进一步调查。为了搞清楚毒虫的来历，周映邦可谓是多方打听，将毒虫照片寄给了全国各大高校，希望有专业人能够给予他一个答案。

遗憾的是他寄出的信都是石沉大海，有的不回信，有的干脆明说自己也不知道，最后还是一位在云南大学农学院的杂役认出了毒虫的真身。

这个杂役叫老盘，当数位教授都无法认出这种毒虫真身的时候，他一看照片后立马就来了精神，仔细看了几眼后很快就认出了毒虫。

根据老盘的叙述，这种毒虫很罕见，似乎只在自己老家的大山中存在，抗战时期就有洋人出高价要来收这种毒虫，可见这种毒虫是非常罕见的。这种毒虫有一个特点，就是毒性特别大，甚至比一些毒蛇都要厉害，而且不惧人，特别喜欢叮咬饮过酒的醉汉，并且醉酒程度越高被叮咬的概率也就越大。

曾经有洋人将这种毒虫收回去后，便给这种毒虫起了个名叫“阿雷”。这种称呼很显然是音译的，可能国外已经有了这种毒虫的学名，只是国内暂时还接触不到该类信息而已。

了解到毒虫的情况后，周映邦针对毒虫的习性以及死者遇害的情况展开了调查，先不管毒虫释放的生物毒素究竟是什么，眼下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死者一定是他杀，如此罕见并且只出现在大山中的毒虫怎么可能平白无故地出现在死者的诊所中呢？很显然是有人故意而为之。

之所以要这么做自然是为了掩人耳目，因为如今早已不是旧时代，可以光明正大地行伤天害理之事，所以凶手才会想出更为隐蔽的方法来作案，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增加了破案难度。

不过用毒性如此剧烈的毒虫杀人，周映邦认为其性质已经非常严重，倘若不尽快揪出凶手，他很有可能还会继续作案，因此在他的主导下很快成立了专案组，从而开展地毯式的侦查工作。

经过专案组数天的缜密侦查和整理证据后，在案件讨论会议上，有警员提出是否有仇杀的可能性存在。

周映邦听到有警员这样说，没有反驳而是让他畅所欲言，在这位警员看来如果死者不是仇杀，那么凶手的动机何在，诊所财物没有任何遗失，证明凶手并不是为了谋财而来。

此外，在对死者的诊所后院进行侦查的过程中发现了不少重要线索，足以证明凶手为了作案可谓是预谋已久。

原来，在陶执礼的诊所后院里不光有凶手翻墙的痕迹，在其卧室外窗上还被凶手用烟头烫出了一个小洞，很显然这就是放置毒虫的入口。

如此缜密的作案行为，让一些警员不禁开始怀疑这起案件是不是和仇杀有关，听完警员的推论后，周映邦对案件的看法也渐渐有了转变，在他仔细沉思了一番后便将案件的突破口转向了死者的社会关系之上。

在仔细分析了死者的社会关系后，周映邦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