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东北的辽沈战役中，中国人民解放军以较小的代价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歼灭了国民党的大量精锐部队，解放了东北地区。这场胜利不仅巩固了解放军在东北的控制，也为后续的军事行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紧接着，解放军迅速转向了淮海战役，这是一场在兵力、装备和地区控制力上明显处于劣势的战役。
与辽沈战役的顺利推进不同，淮海战役的挑战要大得多。国民党军队在徐州地区集结了强大的兵力，装备精良，而我军的华东、中原两大野战军的兵力加起来也不过60万，与国民党军队的80万大军相比，实力悬殊。
特别是中原野战军，他们在北方强渡黄河，千里跃进大别山，面临着前后夹击的困境，兵力不足，装备简陋，解放淮海地区的难度可想而知。
然而，解放军的士气高昂，战术灵活，他们仅用了66天就取得了淮海战役的胜利，歼灭了黄百韬、黄维等部，生擒了杜聿明。这场胜利甚至让斯大林都感到惊讶，称之为“奇迹”。
1948年9月16日，华东野战军对济南发起了大规模的攻坚战。国民党在济南地区布兵12万，后方还有17万的援军。但国民党内部的人心惶惶，派系斗争严重，这为解放军的胜利提供了有利条件。我党拥有广泛的群众支持，以摧枯拉朽之势给予国军沉重的打击。
在济南战役打响的第三日，国民党第96军的指挥官吴化文，洞察了解放军取得胜利的不可逆转之势，遂作出明智之举，带领其麾下的两万余名官兵投诚。
此举对国民党军队构成了致命打击，不仅削弱了他们的军事力量，更使得他们的战术部署和阵型陷入混乱。解放军凭借这一优势，仅耗时八天便攻克了济南城，其势如破竹，使得周边的烟台、临沂等地区的国民党守军纷纷选择逃离，放弃了他们的城池。
济南之战的胜利为解放军的进一步行动铺平了道路。华东野战军的总指挥粟裕迅速向中央发去电报，建议在国民党尚未准备充分之际，抢先一步，对淮阴、高邮、海州等关键地区发动突袭，以消灭黄百韬所部。国民党方面完全没有预料到解放军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夺取济南，并在短短三天内就向淮海地区发起攻势，他们的战略部署显得十分仓促。
国民党“小诸葛”白崇禧在作战会议中提出了两种方案：一是集中兵力于徐州、蚌埠附近进行战略防御，与解放军进行决战；二是放弃徐州，退守淮河。
考虑到徐州的战略位置和多年的布防，第一种方案更符合当时的战局。一旦徐州被解放军占领，解放军必然能够一鼓作气收服周围地区，国民党再想要守住蚌埠等地也无异于雪上加霜，难上加难。
但是国民党内部的矛盾和猜忌由来已久，特别是桂系的白崇禧与蒋介石之间的不和，使得国民党在战略决策上显得犹豫不决。
徐蚌会战的战略计划虽然暂定为第一方案，但直到战役打响的前一天才正式确定，这无疑暴露了国民党在战略准备上的混乱和无序。这种混乱不仅预示着国民党军队在这场战役中的不利局面，也反映出国民党统治的脆弱性。
淮海战役前夕，原计划由“小诸葛”白崇禧担任总指挥，但白崇禧在一夜之间反悔，不愿承担这一重任。他深知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和人心不齐，七个兵团各自为战，缺乏统一的指挥和协调。
白崇禧本人也非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一旦开战，他所指挥的40万军队很可能会成为牺牲品，而战败的责任也将全部落在他的头上。因此，白崇禧坚决拒绝了蒋介石的任命。
在白崇禧拒绝后，蒋介石无奈之下选择了自己的心腹刘峙担任总指挥。然而，刘峙的能力并不出众，更不是带兵打仗的合适人选。蒋介石之所以选择他，更多的是出于对权力的控制和疑心。这种人事安排进一步暴露了国民党在战略部署上的短视和混乱，预示着其统治的终结。
与此同时，我军在华东和中原两大野战军的协同下，展现出了强大的战斗力和凝聚力。指挥官与士兵之间建立了深厚的关系，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500多万不穿军装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用小推车参与了这场战役，他们不分男女老少，都在用自己的力量支持着这次战斗。
老人们通过宣传党的成就来鼓舞士气；青壮年的男人们负责运送粮食、药品，押送俘虏，救治伤员，打扫战场，建立粮站、兵站、医疗站，确保了我军的后勤物资供应；妇女们则为士兵们制作衣物、军鞋和军被。据统计，淮海战役中，他们为解放军战士们制作了700余万双鞋和200余万双军袜。
这种“倾家荡产，支援前线”的精神，体现了中国人民争取解放的决心和勇气。
淮海战役的胜利，不仅仅是军事上的胜利，更是人民群众用小推车推出来的。党和人民群众的紧密联系，我军作为人民的军队，为了人民的美好生活而奋斗，而国民党军队却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为了金钱和权力而发动内战，忽视了老百姓的生活，最终被党和人民所战胜。
淮海战役的第一炮响起，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从不同方向秘密向徐州地区进军。刘峙得知我军逼近的消息后，立刻陷入混乱，随后在蒋介石的越级指导下，命令黄百韬和李弥兵团迅速回撤到徐州东郊。
我军看到国民党军队开始向徐州收缩，决定执行原定计划，展开追击之战，以最快速度截住正在撤退的黄百韬部。黄百韬部工兵数量不足，无法迅速架设渡河桥，渡河速度大大减缓。在我军追兵到达之前，黄百韬部负责殿后的一军两师已被歼灭。
黄百韬在察觉到形势不利时，急切地向李弥的第13兵团求援。然而，两人之间曾经的误会和过节，加之李弥兵团的实力本就不如黄部，使得李弥在关键时刻并不愿意冒险救援黄百韬。
同时，总指挥刘峙也认为解放军即将攻入徐州，徐州的兵力不足，因此他迅速调整战略，命令李弥兵团回防，这实际上等同于放弃了黄百韬部。尽管孤立无援，黄百韬部依然展现出了不俗的战斗力。
在这场战役中，我党的秘密战线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何基沣和张克侠，两位秘密战线的同志，率领两万三千余名官兵起义，为黄百韬部的防线带来了巨大的缺口。
这一举动为我军提供了绝佳的突破机会，我军迅速行动，切断了黄部通往徐州的退路，并最终歼灭了黄百韬部。粟裕在战后回顾这一阶段的胜利时，曾感慨地说：“如果我军再迟到四个小时，黄百韬就会顺利撤到徐州，那么战局将会是另一个样子，跟中央就无法交代了。”
何基沣和张克侠的起义，是我党长期秘密工作的结果。何基沣在抗日战争时期就已经是一位著名的将领，他曾在卢沟桥多次抗击日军，甚至在夜色中深入敌营，用大刀赢得了我国抗击日军的首次胜利。
何基沣的军事才能和勇猛坚毅是毋庸置疑的，而且他一直在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他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真正为了人民，带领人民将侵略者赶出中国。1938年，何基沣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继续在国民党部队中潜伏，为党的事业贡献力量。
张克侠虽然没有何基沣那样辉煌的战斗经历，但他早在1929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党的指示下，张克侠一直在国民党军队中任职，参与了众多战役，立下了赫赫战功。在蒋介石发动内战时，张克侠更是大力反对，揭露了国民党的阴谋。他们的行动为我党的发展壮大和人民的解放立下了汗马功劳。
在黄百韬兵团被围困时，蒋介石曾试图通过派遣李弥、邱清泉兵团攻打徐州东部来解围，并命令黄维的第12兵团向宿县进军。
然而，我军的迅速行动使得这些计划化为泡影。黄维的兵团在还未到达宿县时，就被刘伯承率领的中原野战军团团围住。尽管中原野战军的战斗力和装备不如华东野战军，但他们依然成功地包围了黄维部队。
在黄维部队中，我军有一张王牌——第85军110师师长廖运周。在那个战争年代，像廖运周这样的地下工作者，为了党的事业长期潜伏在敌人之中，他们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情报，即使面临被捕和酷刑的风险，也始终保持沉着冷静，初心不改。
他们默默无闻，甚至背负骂名，无私地为党和人民付出。廖运周就是这些英雄中的一个，他的存在和行动对于我军的胜利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廖运周1927年加入我党，他参与了北伐战争和南昌起义等重大历史事件，是早期革命运动的积极参与者。
后来廖运周接受了一项艰巨的任务：潜入国民党内部，进行秘密的敌后工作。他从一名普通的军官做起，逐渐赢得了国民党军官的信任，并逐步晋升，成为了国民党眼中的“党国忠臣”。在这段漫长的时间里，他向我党提供了大量至关重要的秘密情报，即使在与联络人失联的情况下，他也未曾放弃，坚守岗位，隐蔽自己。
廖运周的潜伏生涯持续了二十多年，他在党最需要的时刻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当第12兵团被我军包围时，黄维计划派遣四个师的部队在我军防守最薄弱的地方进行突围。如果黄维的指挥得当，以中野当时的实力，突围是有可能成功的。
然而，廖运周巧妙地说服黄维让自己的110师担任前锋，率先突围。廖运周率领110师成功与我军汇合后，向黄维报告突围非常顺利，黄维信以为真，急忙命令其他部队跟随突围，结果正好落入了我党的包围圈中。
这次突围的失败直接导致了黄维部队的军心涣散，他们已经无力回天。至此，我军已经占据了绝对的战略优势，蒋介石的徐州防线岌岌可危。蒋介石不得不命令杜聿明率领徐州守军向南撤退。
然而，蒋介石的命令变化无常，杜聿明在撤退过程中又接到了蒋介石的命令，要求他去解救黄维、李弥的四个兵团。这一决策不仅未能成功支援，反而使得杜聿明的部队也被我军全部围住。借此机会，我军全歼了黄维和邱清泉兵团。
国民党的军队开始四散逃窜，我军随后发起了平津战役，包围了华北地区的傅作义部。经过20天的战斗，我军最终歼灭了邱清泉、李弥兵团，并生擒了杜聿明，为淮海战役画上了完美的句号。
国民党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他们的军队之间互相猜忌，见死不救；刘峙的指挥无能，蒋介石的命令又朝令夕改；国民党完全没有考虑到内战给老百姓带来的苦难，他们肆意发动战争，失去了人民的支持。
而我党能够取得淮海战役的胜利，离不开人民群众的鼎力支持，离不开地下工作者十几年甚至二十年的默默付出，更离不开我军团结一致与人民血脉相连的革命精神，沧海桑田，但那些人民，那些英雄，那些先烈，那段历史，将永远被世人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