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六年（1867）秋，赵烈文在日记中录下了曾国藩的感慨：“世人聪明才力，不甚相悬，此暗则彼明，此长则彼短，在用人者审量其宜而已。山不能为大匠别生奇木，天亦不能为贤主更出异人。”
曾国藩从咸丰初年治军以来，就一直吸纳人才、擢拔人才，打败太平天国后，他仍致力于搜寻人才，心情相当迫切。“人才实难，求者或不肯来，来者又非吾所求。”诚然，求宏才伟识者共济时艰，殊非易事。
△曾国藩画像，图片来源：“深圳图书馆”微信公众号
《清史稿》这样评价曾国藩：“国藩又罢取古今圣哲三十三人，画像赞记，以为师资，其平生志学大端，具见于此。至功成名立，汲汲以荐举人才为己任，疆臣阃帅，几遍海内。以人事君，皆能不负所知。呜呼！中兴以来，一人而已。”曾国藩识拔人才以济久远，成功率很高，这一点，就连最不肯低首下心的左宗棠也不得不服气，道是“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辅”，确实难得。
为什么曾国藩能够网罗如此之多的人才，在他墨绖从戎、艰难开局时期，就如同磁石吸铁一般产生了人才汇聚的效应？王闿运提供了一个不错的解答：“曾文正成功大于胡（林翼）、左（宗棠），以其作侍郎有文学廉正之名，人肯从之游也。故欲求贤，虽折节礼请，不若以气类感召。己既能贤，始可致贤士。”同气相求，同声相应，贤者感召贤者，乃是必然之理路；何况曾国藩还辅以折节下士的诚意，效果之显著更能产生马太效应。
咸丰、同治年间，湘籍文武人才进入高潮期，据朱孔彰《中兴将帅别传》统计，正录一百零五人，除开洋将华尔、戈登等四人外，湘籍将帅多达五十五人，其他各省将帅合在一起共四十六人。在附录中，湘籍将领的比率还要更高一些。
另据《曾国藩幕府》一书的作者刘建强仔细梳理，曾国藩的幕府人才在仕途上的表现堪称优异。直接出自曾国藩幕府的一品、二品大臣多达数十名，其中就有左宗棠、李瀚章、李鸿章、沈葆桢、彭玉麟、杨岳斌、刘蓉、郭嵩焘、曾国荃、陈士杰、李兴锐、陈宝箴这样的佼佼者。曾国藩乐推佳士，礼遇精英，成效可谓压倒古人。李鸿章赋诗为赞，“满堂豪翰济时彦，得上龙门价不贱”，真不是吹嘘，事实就是如此。
曾国藩膺任两江总督时，门下还集结了一批游幕的才子，他们或为猎取功名而来，或为增长阅历而来，或为切磋学问而来，曾门四学士薛福成、吴汝纶、张裕钊、黎庶昌自不待言，周腾虎、王闿运、高心夔、莫友芝、赵烈文等人也极为出色。巴蜀才子李鸿裔倜傥风流、不拘小节，曾国藩欣赏他、善待他，简直视同子侄。
当年曾国藩幕府中有“三圣七贤”的名目，曾国藩给他们提供读书治学的条件，吃住全部包干，还派送零花钱，至于繁杂的行政事务，很少让他们沾边。某日，曾国藩与李鸿裔在书房中闲谈，中途出去见客，李鸿裔留在房间，从书桌上翻看到一篇《不动心说》，是池州进士杨长年的手笔——这位老儒颇有名气，在“三圣七贤”之列。李鸿裔的好奇心被激活了，他倒要看看道貌岸然的杨长年怎样自圆其说。
文章是这样写的：
“使置吾于妙曼蛾眉之侧，问吾：‘动好色之心否乎？’曰：‘不动。’又使置吾于红蓝大顶之旁，问吾：‘动高爵厚禄之心否乎？’曰：‘不动。’”
李鸿裔读完这几句，顿时反胃作呕。宋学派的伪君子个个紧跟在朱熹后面，整天唱响“存天理，灭人欲”的高调，沦为榆木疙瘩，竟忘乎所以。这篇《不动心说》只可欺骗三岁小孩子，用它来欺骗中等智商的成年人不免捉襟见肘。
李鸿裔决定狠狠地嘲弄一下杨长年，他拈起笔来，在空白处题写了一首打油诗：
“妙曼蛾眉侧，红蓝大顶旁。尔心多不动，只想见中堂。”
题完诗，李鸿裔便离开书房，自顾寻快活去了。
曾国藩会完客，回头看见这首打油诗，全明白了。曾国藩立刻派人持手令去秦淮河边的画舫上召回李鸿裔。后者颇为忐忑，原以为只是戏谑几笔，没想到闯下大祸。曾国藩说：“我也知道，这些宋学派陋儒纯属盗取虚名的角色，他们言行相悖，知行脱节。但这些人在外面猎取丰厚的待遇，全靠虚名撑起门面，如今你斗胆戳穿他们的谎言，揭破他们的假面具，阻断他们的财路，他们势必会仇视你、痛恨你，又岂是寻常的睚眦之怨可比？可能会埋下祸根，令你家破人亡。你何不收敛一下直率的性子？”
李鸿裔听完曾国藩的教训，仿佛冷水浇背，又如同当头棒喝，顿时清醒过来，从此深自敛抑，不再以恶谑为快事。有人可能认为曾国藩太世故、太圆滑了，但他也是吃过许多暗亏后才明白过来：正直者的生存之道并不是时时处处与伪君子、真小人硬碰硬，明智的做法是尽可能绕开“路障”，在有限的空间里做一番事业。
如果你总是站在那些伪君子、真小人的对立面，向他们宣战，他们所施加的阴险打压和野蛮报复就会令你烦恼无穷、痛苦不休——捅了马蜂窝之后的那种境遇，可不是一般人能够承受得了的，除了害惨自己，还可能连累家人和朋友。人心险恶，世道坎坷，曾国藩一语唤醒梦中人，李鸿裔乐意受教，这是他的福气。
对真精英要重用，对假精英也要厚养，曾国藩这么做，耐人寻味。他的做法具有很高的技术含量，泾渭固然分明，毕竟还得合流，真伪善恶莫不相反相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