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庭审间隙写了篇《 》，本意对事不对人，反思基于不同立场的视野局限和定罪思维，没想到还获得了一些体制内司法人员的认同。但事情并未结束，因为就在文章推送后不久，又发生了第二次控辩冲突，而且比前一次更严重。以至于在晚上十点半多，庭审暂告一段落时，女公诉人还在跟女辩护人怼狠话。
事发在举证质证过程中，公诉人举了两份2001年的新闻报道，说被告人当时就是黑恶势力云云。但实际上那个报道明显是夸大其词，因为并没有任何人被定黑定恶，只是一个免于刑事处罚而已。因此，一位辩护人在质证中认为，如此被上纲上线，说明被告人是2001年打黑期间的牺牲品。可能这句话刺激到了第二公诉人副检察长的哪根神经……
“你这是在公然攻击政法机关！”
这平地一声惊雷，不比作为第一公诉人的检察长那拍桌子逊色。检察长那一声“啪”是让所有人感到突然，不过马上就回过神来了。但女副检察长的这一句呵斥，却是字字诛心，我是半天没回过神来。该辩护人马上反驳，她只是在发表质证意见，这么大的一个帽子扣过来背不起，要合议庭制止这种人身攻击，并希望公诉人给她道歉。
辩护人是北京盈科的陈营律师，气势上丝毫不输。一审辩护律师是一位本地律师雷律师，只是说了联合执法的事实，作为第一公诉人的检察长就指责他哪只眼睛看到联合执法了！雷律师把卷宗关于联合执法具体情况页数原话念给他了，他就大发雷霆，第二公诉人也用认罪认罚威胁人。事后当地司法局还调查雷律师。但北京律师不是吓大的。
公诉人还是四年前的公诉人，案件还是原来的案件，被告人也还是原来的被告人，只是这次是自治区高院启动再审，发回到了克拉玛依。公诉人面对的不再是清一色的本地律师，而是敢与他们针锋相对的北京律师，所以不适应也是正常的。本地律师及法援律师依然还是低调地“没意见”，但几位北京律师却没惯着公诉人，不断指出其错误。
公诉人明显有点情绪失控。其实庭审到第十一天，所有人应该听明白了，这就是一起典型的拔高凑数案，哪有什么黑恶势力，反倒是所谓的被害人违法在先，肆意打砸，而被告人不过是协助政府执法而已。尤其是我们出示了大量客观证据证明，起诉书指控的基本事实都错了，当年的公诉人，现在的检察长、副检察长脸上挂不住，也是可以理解的。
被告人在庭上说侦查阶段被警察打了八天八夜， 其中 有一个 还被发现莫名其妙用鞋带 缢死在民警宿舍。被告人说他们协助执法还有乡政府发的证件，被告人说公诉人还用认罪认罚逼他们认罪……辩护人因此指出刑讯逼供，指出办案程序违法，指出公诉人审查起诉不严谨，指出原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怎么就变成了攻击政法机关了呢？
我不仅想起去年被江西省高院投诉的罪状里，也有一条是攻击办案机关。我无非在庭上说侦查机关疲劳审讯，一审法院没用七人合议庭审判组织不合法，不让证人出庭作证程序违法，怎么就成了攻击办案机关呢？如果我当庭攻击，合议庭为何不当庭制止？而要在庭审结束八个月后，死刑复核的关键时刻投诉我呢？敢不敢把庭审录像放出来，让全国人民看看我究竟是怎么攻击办案机关的呢？
那个轰动整个法律圈的投诉，自然是没成立，北京司法局不至于那么混，支持那样一个大帽子。但作为堂堂的高院，以这样莫须有的罪状投诉一位律师，也是闻所未闻吧？不是哪个法官心血来潮，也不是合议庭作出决定——他们庭审中对我蛮友好，而是高院作为一个组织投诉我，说明某些领导认为律师这样的辩护是不能容忍的。这才是令人不寒而栗的。
傅政华当司法部长，当公安部副部长时，都以自己的好恶整过律师、整过记者，很多人都心有余悸。当权力可以成为报复他人的工具，而又没有足够的制约手段时，其实就是典型的人治。当宪法赋予的批评和监督被认为是攻击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时，我们其实离法治的路还很远。我个人其实不止一次被投诉过“攻击政法机关”，但实际上，我伤不了政法机关分毫，他们拿捏我太容易了。
十年前，因中国政法大学在克拉玛依办了个在职研究生班，我作为授课导师，每年都会飞跃大半个中国，给这边的检法学生授课，最后我也参加了他们的答辩。或许克拉玛依的一些检法人员听过我的课，看过我的书。但作为兼职刑辩律师的我，要在这个充满争议的案件中为我们辩护人争取正当合法的权利，为我的当事人获得更公平公正的审判，都不乐观。
最近总是听到律师被司法机关强硬地针对，比如洛阳法院针对律师装屏蔽器，对关闭屏蔽器的报之以治安拘留；比如鹤壁法院不让委托律师参与诉讼，导致律师要通过在法庭守夜参加次日庭审；比如重庆法院针对周泽律师王飞律师的法庭质证，以读秒限制时间……律师本是个人反抗国家治罪的堡垒，应享有一定程度的庭上言论豁免权，但如果动辄被威胁被报复，连自己都保护不了，何以保护当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