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伟大，越失败

他为人敦厚，虽然羡慕李白式的人物，但一辈子始终潇洒不起来，从来不敢放纵自己。

他性格柔软，虽然对待敌人十分强悍，但对于身边的熟人却一味忍让，从不去费口舌。

他内心敏感，虽然向往田园归隐生活，但迫于家族责任投身官场，直至重度抑郁而死。

按照俗世的观点，他们都是人生的失败者。

但他们又是如此伟大，以至于千年之后，我们还会一遍遍讲述他们的人生、作品和思想。

时间淘洗过后，有些定律不曾改变，而有些概念却需重新定义。

什么是伟大，什么是失败？

北宋天禧三年（1019），一个名叫曾巩的人降生。

如今，曾巩给人的感觉，就是唐宋八大家中的“透明人”。但实际上，在民国以前，曾巩一直是古文写作领域大神级的人物，只是今人无法领略和感受罢了。

欧阳修在世时，当了相当长时间的北宋文坛盟主，地位很高，当时就被称为“今之韩愈”。唐宋八大家中，宋代的六个席位，即以欧阳修领衔，其他五人，要么是他的弟子，要么靠他的赏识才开始扬名。

作为文坛盟主，欧阳修生前就在物色自己的继承人。在遇到苏轼之前，他实际上已经认定曾巩是最合适的人选。

那时候，曾巩并无功名，但他的文章深得欧阳修推崇。欧阳修曾说：“过吾门者百千人，独于得生（曾巩）为喜。”又说：“吾奇曾生者，始得之太学，初谓独轩然，百鸟而一鹗。”

欧阳修对曾巩的爱，那是超出一般的爱。只要是难得一遇的好文章，糊上作者名字，他不管三七二十一，一概认定是曾巩写的。他曾把苏轼的文章当成是曾巩写的，也曾把王安石的文章错认为曾巩写的。

嘉祐二年（1057），欧阳修主持科举考试，阅卷读到一篇好文，定为第一名。但转念一想，这肯定是自己的学生曾巩写的，为了避嫌，最终将此文降了一个名次。等到揭榜，才发现原来是苏轼的大作。

曾肇后来写文章纪念兄长曾巩，说欧阳修是文坛宗师，曾巩出道晚一些，但与欧阳修齐名，“其所为文，落纸辄为人传去，不旬月而周天下。学士大夫手抄口诵，唯恐得之晚也”。

曾巩生前的文名确实很盛，获得的评价也相当高。

连苏轼都把曾巩当作欧阳修门下最厉害的那个人，他写诗说：“醉翁门下士，杂沓难为贤。曾子独超轶，孤芳陋群妍。”

王安石在给曾巩的诗中写道：“曾子文章众无有，水之江汉星之斗。”后来，王安石又对别人说，在我交往的人中，曾巩的文章“不见可敌”。

要知道，发出这些议论的人，都是自视甚高的文坛、政坛大咖。可见，曾巩真的是“无敌”，不然没有人会愿意为一个终生沉沦下僚的文人抬轿子。

《宋史》评价说，曾巩“立言于欧阳修、王安石间，纡徐而不烦，简奥而不晦，卓然自成一家，可谓难矣”。在大师辈出、群星闪耀的时代，没有做过高官的曾巩，能够打出一片天地，确实不容易。

不过，曾巩最终还是错过了文坛盟主之位。原因不是他不够格，而是与他同时代的苏轼太过光彩照人了。既生瑜，何生亮。尽管曾巩的个人性情更接近欧阳修，但欧阳修在发现苏轼之后，经过权衡，还是明确地把文坛盟主之任，付与苏轼。

近代朝鲜文学家黄玹把曾巩与苏轼的区别，说得十分到位：“北宋多大家，而法胜者莫如南丰（曾巩），以无法胜者莫如东坡（苏轼）。”

用金庸武侠小说打个不太恰当的比方，曾巩就像郭靖，一招一式都有师承，中规中矩，却无人能敌；而苏轼就像令狐冲，无招胜有招，不仅厉害，而且是武林中特立独行的异类。

然而，也因为曾巩的文章“有法”，苏轼的文章“无法”，有法可学，无法难学，所以后世学曾巩的人多，学苏轼的人少。

到了南宋，在理学家的推崇下，曾巩的名声已超越苏轼。朱熹对“宋古文六大家”中的其他五位并不感冒，唯独对曾巩推崇备至，并致力于学习曾巩的文法。在朱熹成名后，凭借自己的影响力，将曾巩推到一个很高的地位，称他是自孟子以来的作文高手，说他的文笔“峻洁”“平正”“好懂”“简庄静重”。

后人对曾巩的评价深受朱熹的影响，认为曾巩的文章既明道理，又自然平近，且规范端正，可以作为范本学习和效仿。曾巩的经典地位，由此逐步确立起来。

明代万历年间，茅坤编《唐宋八大家文钞》，全书164卷，收文1450篇，多次再版，在明代后期文坛上引起了广泛轰动。《四库全书总目》称：“世传唐宋八家之目，肇始于是集。”“唐宋八大家”这一称号，就是从茅坤这里开始流传开来的。

自茅坤以后，明清两代关于唐宋八大家的散文选本，多达二三十种。“唐宋八大家”这一概念，遂深入人心。而曾巩，则持续受到明代唐宋派、清代桐城派等主流文学派别的一致推崇，一直红到了民国以前。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曾巩的文学遗产才因为思想主题、审美趣味等出现转向而受到冷落。

宋代文学研究大家王水照在《曾巩的历史命运》一文中说，文化和文明的嬗变发展，是历史选择的结果，任何时代的读者和作者，总是根据自己的时代需要和文化发展的趋向来取舍传统，因而使传统文化有的盛誉不衰，有的冷落遗弃，或者是同一对象的某些部分光景常新，另一些部分却黯然失色。

曾巩在800多年间受追捧，以及在最近100年受冷落，都是历史选择的结果。我们如果能站在更长时段的河流里去看待一个历史人物声名的起起落落，就能理解曾巩作为唐宋八大家之一，并非浪得虚名，更不是凑数。因为，我们眼下的观点和经历，并不能代表历史的全部。

曾巩不仅身后之名起落不定，生前也命途多舛。

现在说起江西南丰曾氏，是当地人的一大骄傲。这个家族在北宋文坛、政坛光芒四射，盛极一时。追根溯源，虽然曾巩的祖辈和父辈已经有了功名，但真正厉害的是曾巩这一代。

曾巩有四个弟弟、九个妹妹，在他之上还有个哥哥曾晔。兄弟之中，除了哥哥曾晔未中举而相对早逝之外，其他五人以及几个妹婿均中了进士。有一年，这个家族一次考了六个进士，轰动全国。

辉煌的背后，全是苦难。而这些苦难，基本上由曾巩替弟妹们承担了。

曾巩的父亲曾易占晚年被诬告而丢了官，长年在家，将积蓄一点点耗尽。庆历元年（1041），在曾巩23岁的时候，曾易占带着曾晔、曾巩兄弟俩赴京应举，这情景像极了15年后苏洵父子三人赴京应举、谋职。不过，结局却全然不同，曾易占父子全部失望而归。

庆历七年（1047），曾巩再次侍奉父亲进京，不料父亲在途中染病身亡，盘缠也已告尽。曾巩四处求助，才得以扶着父亲的灵柩踏上归途。

此后的10年时间里，这名从小被视为神童、20来岁就名闻四方的早熟中年人，放弃了个人的功名追求，而把全部精力承担起家庭生活的重压。他在窘迫的大家庭中，既要奉养继母，还要抚养、教育四个弟弟和九个妹妹。尤其是在哥哥曾晔病逝后，他同时要养育两个侄子和两个侄女。

如今，我们仍可以通过曾巩的《读书》一诗，了解他这段负担沉重的耕读生活：

荏苒岁云暮，家事已独当。

经营食众口，四方走遑遑。

一身如飞云，遇风任飘扬。

山川浩无涯，险怪靡不尝。

落日号虎豹，吾未停车箱。

波涛动蛟龙，吾方进舟航。

所勤半天下，所济一毫芒。

尽管十分劳累，但他仍旧通宵达旦地苦读，并教弟弟们读诗书。他用勤劳、乐观和自信，化解了生活的暴击。

10年后，嘉祐二年（1057），曾巩带着弟弟曾牟、曾布，以及堂弟、妹婿等一行六人进京赶考，终于迎来了曾家的翻身仗。这一次，六人全部考中进士。曾巩本人则以39岁“高龄”，与21岁的苏轼、19岁的苏辙等人成为同榜进士。

在北宋人才辈出的年代，牛人普遍都在20来岁中举，像曾巩成名这么早、中举却这么晚的，着实少见。这也反映了曾巩非同寻常的人生苦难。

其实，曾巩从19岁就走上科举之路。除了上面讲的，他有10年时间为了赡养大家庭而放弃求取功名，另外的10年，他考了多次，却蹉跎其间，没能考上。

究其原因，他早年屡试不第，不是文章写得不行，而是写文章并不趋附当时的应试文风。连欧阳修都看不过去，责问说：“有司所操，果良法焉？”意思是，连曾巩这样的人才都未能被录取，考试部门的评审标准，真的科学吗？

一般人在遇到挫折的时候，确实会抱怨和指责外界，尤其是天才式的人物，更会将个人的失败归咎于外部环境的滞后。但曾巩从不如此想。

在欧阳修为他打抱不平的时候，曾巩却“不非同进，不罪有司……思广其学而坚其守”——既没有嘲讽考中的人，也不对考官大放厥词。他首先想到的是自省，反思如何不改初心，并把学问做得更精深。

在曾家最困难的时候，曾巩受尽了同乡的嘲讽。当地人做了一首打油诗，戏谑曾家兄弟赶考只是去打酱油：“三年一度举场开，落杀曾家两秀才。有似檐间双燕子，一双飞去一双来。”曾巩不以为意，“力教诸弟不怠”。

曾巩志大才高，却从未得到命运真正的眷顾。无论是科举，还是做官，始终是逆境多于顺境。连唾手可得的文坛盟主之位，也因为苏轼的出现而失去了。但他始终心态平和，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他一直在用圣人的标准磨砺自己。

在曾巩担任馆阁校勘期间，苏轼推荐了两名四川老乡拜访他。这两人因为文风不合流俗，被乡里人讥笑为迂阔，很是苦恼，特向曾巩求教。曾巩读了他们的文章，却称赞有加。两人很高兴，临行便请曾巩为他们写点文字带回去，好堵住悠悠众口。

没想到，曾巩劝他们说没必要，根本用不着为这些闲言碎语苦恼，“知信乎古，而不知合乎世，知志乎道，而不知同乎俗”，不必随波逐流，也不必阿附世俗，更不必为冷眼所动。

流言可以杀人，但永远杀不了将流言当作空气的人。

宋代的理学家是一帮很“吹毛求疵”的人，怼天怼地怼空气，前圣今贤大都入不了他们的法眼。但他们偏偏十分推崇曾巩的文章，为什么呢？

除了我上面讲到的，曾巩的文章确实写得好，有“法”可依，可作范本，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曾巩的信仰和操守，是常人难及的。正如朱熹所说，曾巩是一个“醇儒”。

放在人品与文品的标尺之下，曾巩以“文如其人”的统一性脱颖而出。

他的文章路子正，人品也正。

虽然他常年不得志，自己不以为意，却见不得他眼中的人才被时代错过。

当他宅在老家为生计奔忙的时候，他屡次以布衣身份向朝廷要员推荐王安石。在给蔡襄的书信中，他说：“巩之友王安石者，文甚古，行称其文，虽已得科名，然居今知安石者尚少也。彼诚自重，不愿知于人。然如此人，古今不常有，顾如安石，此不可失也。执事倘进于朝廷，其有补于天下……”

曾巩比王安石大两岁，两人相识于科举考场，一见如故，结下了亲密的关系。他们惺惺相惜的程度，有点像杜甫遇见了李白；所不同的是，杜甫与李白是单向互动，一个崇拜另一个，而曾巩与王安石是双向频繁互动，相互推崇，情深义重。

如今，我们读两人的文集，还可以读到他们写给对方的很多诗文、书信。

王安石的性格很怪，不通人情世故，但在曾巩面前，却能写出深情款款之句，说“吾少莫与合，爱我君为最”。他还无比担心曾巩的境遇：“州穷吉士少，谁可婿诸妹？仍闻病连月，医药谁可赖？家贫奉养狭，谁与通货贝？”——曾巩那么多妹妹，要怎样找到好女婿呀？曾巩又生病了，这医药费可怎么解决呀？曾巩要养一大家子，又那么穷，这钱从哪里来呀？真是替曾巩愁死了。

曾巩在痛苦和孤独的时候，也经常给王安石写信，排解忧愁。主题基本就一个：想你想你想你。“一昼千万思，一夜千万愁。昼思复夜愁，昼夜千万秋。”

两人曾在不同时间段遭受流言蜚语，但一定会在第一时间站出来替对方辩诬。

曾巩长期考不上进士，人家讥讽他，曾巩不以为意，但王安石看不过去，写诗道：“曾子文章众无有，水之江汉星之斗。挟才乘气不媚柔，群儿谤伤均一口。吾语群儿勿谤伤，岂有曾子终皇皇。借令不幸贱且死，后日犹为班与扬。”你们这群小子，不配诽谤曾巩，他即便终生不遇，处境低微，死后他的文章也有像班固和扬雄一样供人膜拜的一天，你们等着瞧吧。

曾巩对王安石也是如此。当王安石步入仕途，因为特立独行而被世俗讥谤时，曾巩同样竭力为之辨护：“介甫（王安石）者，彼其心固有自得，世以为矫不矫，彼不顾之，不足论也。”王安石有自己的独到见解，不合流俗，那些说他目空一切的人，压根儿不必理会。

可以说，曾巩和王安石是彼此生命中最亲密的朋友，没有之一。

然而，令人不解的是，整个熙宁变法期间，王安石两次为相，在京主持新法，曾巩则辗转各地为官，颠沛流离，仕途坎坷。这期间，他们的书信往来明显减少，关系渐渐疏远。

很多人认为，曾巩和王安石至此已经友尽。

实际上，他们的友情还在，只是双方的政见有了分歧。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开始实施新法，并引故交为己助。应该在这个时间点，王安石也请最好的朋友曾巩参与其中，但曾巩认为，王安石的变法有点操之过急，规劝他更慎重一些。王安石则对曾巩的苦口婆心不置可否。曾巩为此深感失望。因此，在老朋友上台之后，他主动请求离开朝廷，外放到地方为官。

曾巩写给王安石的两首诗，留下了两人这段分歧的实录：

日暮驱马去，停镳叩君门。

颇谙肺腑尽，不闻可否言。

结交谓无嫌，忠告期有补。

直道讵非难，尽言竟多迕。

知者尚复言，悠悠谁可语。

后来，王安石在变法受阻之后，也曾给曾巩寄了一首诗倾吐，其中说：

高论几为衰俗废，壮怀难值故人倾。

荒城回首山川隔，更觉秋风白发生。

纵然老友对自己的变法有不同意见，但关键时候，能够一吐郁闷的人，在王安石眼里，除了曾巩也不会有第二人了。

事实上，后世很多人夸大了曾巩与王安石的政见分歧。从曾巩在地方辗转为官，基本都执行了王安石变法的内容来看，他也是变法的认同者。他的两个弟弟，曾布和曾肇，都是王安石变法的追随者，但曾巩也未因此而批评或反对他们的选择。

曾巩并非一个保守派。他和王安石一样，都认为应当变法才能解决“三冗”问题挽救大宋，不同的是，他认为王安石的方案有不完善的地方，有改善的空间，所以向王安石提出来，可是向来执拗的王安石不听。

举个例子，王安石主张，为了解决“三冗”问题，必须增加国家收入，所以变法内容基本以增加税收和朝廷控制社会财富为主。而曾巩后来在给宋神宗提出来的变法方案，则把重点放在节约开支上，只有裁撤庞大的官僚机构和官僚队伍，才能压缩财政开支，在不加重百姓负担的前提下解决“三冗”问题。

客观地讲，曾巩压缩开支、量入为出的方案，比王安石增加收入、量出为入的方案，更为彻底。宋神宗看了曾巩的方案后也盛赞说，在节约开支这一块，没有人讲得像曾巩这么透彻，并把曾巩重新召回了朝廷。

宋神宗问曾巩，你跟王安石的关系最好，你觉得王安石这个人到底怎么样？

曾巩回答，王安石“文学行义不减扬雄，以吝故不及”。

宋神宗说，王安石视富贵如粪土，一点儿也不吝啬呀。

曾巩解释，我所说的“吝”，是说王安石“勇于有为，吝于改过”。

宋神宗连连点头。可见，不管怎么样，曾巩依然是最了解王安石性格的那个人。

可惜，这时候，王安石已经罢相隐居江宁，曾巩也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王安石的执拗，以及变法内容的瑕疵，最终导致了这场伟大变革的失败。南宋人叶适说，曾巩“不附王安石，流落外补”。而这恰恰证明了曾巩是一个道德操守极高的人。在自己最好的朋友成为宰相的时候，他明明可以放下他的坚持，迎合而上，但他偏偏不愿如此，他宁可艰难地在外做他的小官。

在举朝需要站队之时，曾巩不幸成为了新党、旧党两面不讨好的人物。他曾说自己，“立朝无所阿附，有见嫉之积毁，无借誉之私援”。这一点像极了苏轼。

元丰六年（1083），曾巩病危于江宁之时，王安石多次前往探望。一见面，王安石就对曾巩议论朝廷人事，说最近又有谁谁谁被任命为啥职位了，那谁谁谁只是一个屠夫，怎能胜任这职位呢。曾巩病重，无法说话，只有点头。

在最后的时刻，这一对昔年的好友，依然未把对方当成外人。

同年，65岁的曾巩病逝。京城盛传他与当时被贬在黄州的苏轼“同日化去”，连宋神宗都很震惊，叹息不已。后来才知道，苏轼还活得好好的，但曾巩是真的离开了。之所以有这个谣传，说明在当时人的心目中，苏、曾二人是帝国文坛的两根擎天柱。

不过，重温曾巩的一生，除了他所经历的苦难可以“媲美”，他的官名和如今的文名，远远不如同时代的其他大家：

不如他的恩师欧阳修，人家既是文坛盟主，又是当朝政要；

不如他的密友王安石，人家诗文俱佳，两度为相，威震朝野；

不如他的同年进士苏轼，人家潇洒恣意，文采风流，赢得全民喜爱……

曾巩有点悲催，他生前的工作和职位，决定了他出头的机会甚少。他不依附人，不迎合人，为人，做官，写文章，温和务实，纯净端正。

他虽然推崇和羡慕李白式的人物，但表现出来仍是一副不放纵、很克制的模样。这样的人，在崇尚个人主义、自由奔放的时代并不讨喜。也难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曾巩逐渐沦为了唐宋八大家中的“透明人”。

然而，大家仔细想想，曾巩这样的人，才是中国历代读书人的主流命运。

要不是他的文章写得特别好，受追捧了800多年，他就像古往今来的无数读书人一样，淹没在历史的洪流里，化身为中国历史最基础的底色。

那些个时代的英雄，在这层底色上开花，结果，活成最亮眼的颜色，但这些都与默默无闻的底色无关。

可是，你必须承认，这层不显山不露水的底色，构成了历史进步与文化传承的基础力量。没有这层底色的铺垫与比对，再绚烂的颜色也突显不出它的绚烂，再伟大的英雄也丧失了立足的土壤。

曾巩进入仕途后，主要担任两项工作：

第一是出任地方官，在12年间辗转七八个地方，从河北沧州到福建福州，从山东济南到江西南昌，每段任职的时间不长，但他确确实实做到了为官一任，振兴一方，在每个地方都留下了政声和事迹。

地方官实际上是国家治乱兴衰的基础，但在中国的传统里，“治国”是一大本事，但从来没说“治州”“治县”的，所以除非有特别好的运气，一般获取广泛声名的人物都在朝廷上，而不在地方上。地方官在国家的治理框架和人们的传统认知中，都属于小官。

曾巩本人却很不认同这种看法，他在送友人赴任柳州知州的文章中，专门驳斥了知州官小不足事的成见。他说，古时候的人做知县只负责一个乡、县，尚且能够用道德、仁义、恩惠、慈爱对辖区百姓进行熏陶和启发，现在的官员能够独掌一个州，怎么还能把官职看成低人一等，而不认真为政呢？他说，官无所谓大小，任职一方，就应该有造福一方的信念，更应该有久居之心，脚踏实地为当地百姓做实事，做善事。这是为官一方的本分。

第二是担任史馆馆职，从事史籍文献编校工作。大概有10年时间，曾巩考证、校勘、整理的史书古籍达数十种。比如《李白诗集》，经他搜罗、发掘，从776首增加到1001首；传世的《战国策》，散佚严重，经他广泛访求采录，从22篇增加到33篇……

治学严谨的曾巩还有一个习惯，每整理完一书，他都认真作序，不仅记录和介绍该书情况，还将史评融入其中，对书中某一种偏向和缺失，进行论证和评议，让后世读书人有脉络可寻。

曾巩从事的这项工作，属于文科领域的底层工作。要不是他的用心用力，我们现在能读到多少李白的诗，能读到多少篇《战国策》，还是个未知数。虽然这项工作非常重要，历代都有人在做，但大家往往只看到书籍的成品，看不到流传背后的工作人员。

这就好比现在理工科领域那些做基础研究的大师，他们永远不像做应用开发的人那么声名在外，也没有明星偶像光环，可能一辈子就是在逝世的时候被人说一句“一个大师走了”，仅此而已。但你必须承认，这些一点儿也不著名的人物，才是人类文明传承与进步的主要推动力量。

无论是做地方官，还是校勘史籍，曾巩都是在从事基础性的工作，甘愿做一个默默奉献的人。他的价值，不是功利主义者和实用主义者可以随意褒贬的。

历史上不乏曾巩这样的人。曾巩代表了这一无声的群体，他们很重要，不应该被遗忘。

如果说唐宋八大家之一的头衔之于曾巩有何意义，那就是，我们可以不理解他的文章有多牛，但至少应该理解他的背后，站着一群构筑中国历史与文化底色的人。

历史与现实中，99.99%的人注定要成为仰望英雄的人，而不是成为英雄。这是历史与时代的真相，也是英雄主义与英雄情结的底色。

曾巩就是文学加强版的我们，而我们就是文章总写不好的曾巩。曾巩和我们走着相同的道路，走着走着，就消失在历史的烟云里。

家贫故不用筹算，官冷又能无外忧。

交游断绝正当尔，眠饭安稳余何求。

君不见黄金满籯要心计，大印如斗为身仇。

妻孥意气宾客附，往往主人先白头。

一一曾巩《戏书》

只是，曾巩比我们更早看开了，看淡了，看透了。

举世不知何足怪，力行无顾是豪雄。

——曾巩《圣贤》

北宋皇祐三年（1051），74岁的沈周在杭州钱塘老家病逝。他的儿子沈括，在回乡葬父守丧期间，成为世界科技史上一项重要发明的历史见证人。

沈括在侄子家中看到布衣毕昇留下的泥活字，他晚年撰述《梦溪笔谈》时对此印象深刻，遂将毕昇的活字印刷术详尽地记录了下来。没想到，正是这一份独家的记录，才使活字印刷术得以传世，并上升为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而不至于被时间湮灭。

而沈括，是活字印刷术总结和推广的历史第一人。正因为沈括的记载，毕昇发明的活字印刷术在宋代开始流传和运用。当时人以沈括的字为活字印刷术命名，称为“沈存中法”。

因为沈括关于活字印刷的记载被选入中学教科书，国人对于他的这一历史贡献耳熟能详。但很少人知道，沈括其实是历史上最可惜的人物之一。

沈括是史上绝无仅有的全才。他的才学之全面，几乎超越并秒杀史上任何通才。以往我们认知中的全才，绝大部分是现代学科分类中的文科全才；而沈括，若按照现代学科分类，他则是贯通文、理、商、法、工、农、医等所有跨学科的大通才。不仅如此，他在外交和军事上，也有卓越的表现。

但，这样一个人物，他越厉害，也就显得越可惜。这个千年一遇的全才，在做人和做官两方面始终苦苦挣扎，最终却失败透顶，了无人缘，生前死后都伴随着别人的谩骂、不齿与误解。

《宋史》说，沈括“博学善文，于天文、方志、律历、音乐、医药、卜算无所不通，皆有所论著”。

民国著名学者张荫麟说，沈括“不独包办当时朝廷中之科学事业，如修历法，改良观象仪器，兴水利，制地图，监造军器等；不独于天学、地学、数学、医学、音乐、物理学，各有所创；不独以文学著称于时；且于吏治、外交及军事，皆能运用其科学家之头脑而建非常之绩”。

英国著名科技史学者李约瑟称颂沈括是一个科技的巨人，是"中国整部科学史中最卓越的人物”。

根据后世研究者的总结，沈括至少在这些方面显示了他的博学多才：

天文历法方面，他改进天文仪器，并对历法进行修订，比如首倡“十二气历”，这是一个重大的创新，虽遭到世俗的攻击，未被采用，但在科技史上意义重大，比后来英国气象局所用的萧伯纳历要早800多年。

数学方面，其主要贡献是首创“隙积术”和“会圆术”，开辟了中国传统数学研究的新方向，被日本数学史家三上义夫称为“中国算学的模范人物”。

地质地理方面，他首创地形高程测量法，还采用木刻立体地形图，这种立体地图比西方早700多年。

化学方面，他首次提出了“石油”这一科学命名，又做了以石油碳黑代替松烟制墨的实验，准确断言“此物必大行于世”。

物理方面，他发现指南针磁针“常微偏东，不全南也”，这是地球磁偏角的最早记载，比西方的记录早400多年；他进行了声音共振实验，实验的结果也比西方早数百年。

工程技术方面，他详细记述了布衣毕昇发明活泥字印刷术的全过程及字印的下落，比德国人戈登堡发明金属活字印刷早400多年……

为了纪念和表彰沈括的科学业绩，1979年，南京紫金山天文台把新发现的一颗行星命名为“沈括”。

不仅如此，沈括还是北宋难得一见的、文武双全的实干型官僚。

熙宁七年（1074），辽国派使臣萧禧出使宋朝，以国界争议为名，提出在蔚（今河北蔚县）、应（今山西应县）、朔（今山西朔州）三州两国边境重新以分水岭划界。在宋朝内部，大臣们已看出辽国的用意是想侵吞宋朝国土，并借故挑起争端。但满朝大臣议论纷纷，却找不到实锤来拒绝契丹的无理要求。重新划界问题拖而不决，萧禧赖在驿馆不肯回国。

沈括为了搞清两国边境争端的始末，一头扎进枢密院翻阅历史档案，终于发现宋辽两国早年议定的地界图是以古长城为界，而如今争论的黄嵬山一带，距离古长城以南30多里，当然是北宋的领地无疑。宋神宗获悉沈括的新发现后，赞扬沈括说，“微卿无以折边讼”。没有你，我大宋的边境纠纷都搞不定啊。

宋神宗于是任命沈括以回谢使的身份出使辽国。亲友听说这个消息，都替沈括担忧，但沈括说：“顾才智不足以敌忾为忧，死生祸福，非所虑也。”我只担心我的才能和智慧，能不能够应对和抵抗敌人，至于是生是死、是福是祸，都不在我的考虑范围内。

临行前，宋神宗召见沈括，问他，万一辽国做出对使者不利的事，你怎么办？沈括斩钉截铁地答道：“臣以死任之。”

熙宁八年（1075），出使辽国的沈括一行，与辽国宰相、全权谈判代表杨益戒进行了六轮谈判，吸引了1000多人旁听。谈判中，沈括当仁不让，亮明宋朝的底线——黄嵬山一带的国土不容侵犯。杨益戒在事实面前仍拒不承认黄嵬山一带是宋朝领土，甚至威胁说：“数里之地不忍，终绝于好，孰利？”为了区区一个小地方，致使两国维持了几十年的和平友好关系破裂，那就得不偿失呀。

沈括厉声回应：“今北朝利尺寸之土，弃先君之大信，以威用其民，此遗直于我朝，非我朝之不利也。”我大宋爱好和平，但也绝不惧怕战争。如果你们一定要背信弃义，撕毁条约，那就来吧。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只怕你们辽国的百姓也未必就喜欢战争。

辽国见沈括气势恢宏，理直气壮，在六轮舌战不占优势的情况下，终于收敛了部分无理要求。但是，一直惧怕“北人生事”的宋神宗却发出指示，按照辽人的意愿划地为界，让沈括的外交成果付诸东流。

除了是折冲樽俎的外交谈判专家，沈括还是一名兵工专家和军事天才。

他主管过宋朝的军器监——一个制造武器的部门。在他主管军器监期间，宋朝的军工生产比之前有了极大的改善，不仅兵器数量激增，各种器械质量也得到提升。为了制造“强弩射之不能入”的铁甲，他还特地深入到生产场地，实地研究熟铁和钢，以及冷锻和热锻的区别。他研究了城防、阵法、兵器、战略战术，写下了重要的军事著作“修城法式条约”等等。

元丰四年（1081），经过变法的北宋决定对西夏发动又一次进攻战。这一年夏秋，宋军数十万分五路出塞，打响灵武之役。

此前一年，遭贬官三年的沈括被紧急调到陕北战场，出任延州知州，兼鄜延路经略使。陕西沿边是宋、夏交战的主战场，常年驻有20多万兵力。宋朝将陕西沿边分为四路，各置经略司进行管理，其中陕北鄜延路的战略位置最重要。宋神宗对沈括寄予厚望，临行前跟他说，宋、夏的边事，如今都在你肩上，一旦有所贻误，“必正典刑”。

沈括到任后，与经略副使种谔通力合作，着手补充兵力、整训部队，协调军需粮草，安置奔赴前线的中央禁军。两人常常到半夜还未睡觉。

战争打响后，鄜延军由种谔统帅，在无定河畔大败8万西夏军队，歼敌万余人，成为五路宋军中战绩最辉煌的一路。沈括统筹规划，功不可没。

接下来的半年间，沈括连取夏人六寨，拓地数百里，又招降人口，配置汉蕃弓箭手，且守且耕，维持了宋朝对西夏的战略优势。

在这期间，沈括发挥了文人的本色，制作了数十首凯歌，在宋军得胜时歌唱。据他的《梦溪笔谈》记载，“边兵每得胜回，则连队抗声凯歌，乃古之遗音也“。这些凯歌，迄今保留下来的有五首，其中一首如下：

旗队浑如锦绣堆，银装剑背打回回。

先教净扫安西路，待向河源饮马来。

这气势，你们感受一下。

元丰五年（1082）春，因为“本路出兵，守安疆界，应副边事有劳”，沈括被升为龙图阁学士。

但沈括性格中的弱点，却使他在官场沉浮多年，不仅结局悲哀，而且口碑不佳，遗下骂名。

沈括是王安石变法的支持者和参与者。在当时新、旧两党的争斗中，沈括被归入新党，但问题是，新党到最后也不认他这个人。

在王安石变法初期，王安石举荐沈括巡察两浙农田水利。因为前任在两浙处事不当引起争议，宋神宗专门问王安石，沈括靠谱吗？王安石打包票说，沈括本身是两浙人，“习知其利害，性亦谨密，宜不敢轻举”。后来，沈括曾出任三司使，掌管全国财政。在富国强兵的变法口号下，三司使是推动新政的重要职务之一。可见宋神宗和王安石对沈括的器重程度。

不过，在王安石第一次被罢相和复相之后，王安石从此对沈括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宋神宗对沈括的才能仍然十分欣赏，但王安石以及新党中人对沈括则十分不满和不屑，王安石甚至多次当着宋神宗的面骂沈括是“壬人”（小人）。

宋神宗提出要沈括主管兵部，王安石当即表示反对，说“沈括壬人，不可亲近”。

宋神宗说，沈括这个人真的很有才，可惜啊。

王安石接着说：“陛下试以害政之事，示欲必行，而与（沈）括谋之，括必尝试。陛下若谓必欲如此，括必向陛下所欲，为奸矣。”又说：“小人所怀利害，与陛下所图利害不同，不可不察……陛下安可与此辈谋事，言国家之利？”

王安石的意思，是要宋神宗“钓鱼”，故意说要推行一项坏政策，沈括为了讨好陛下，一定会不顾政策的好坏，坚决执行。所以陛下千万不要跟沈括这种人谋国事啊！

宋神宗只好作罢，不让沈括主管兵部。

事实上，沈括引起王安石的强烈不满和诋毁，是因为沈括刚好在王安石罢相期间，对新法的一些措施提出了异议。

比如新法里有一条“户马法”，规定与辽国接壤的地方，老百姓都要养马，一旦两国发生战事，这些马要被征召为官马，用于抵御辽国的骑兵。然而，沈括经过考察后，指出这条政策有很大的问题：辽国的战马是常年打仗打出来的，而我们的战马是老百姓豢养出来的，真遇上战争，这些马能行吗？

问题在于，王安石在位的时候，沈括没说，王安石罢相后，他才说这个政策有问题。在王安石看来，沈括这种行径，不就是一个反复的小人吗？

跟户马法一样，沈括以科学家严谨的眼光，发现了免役法的问题。在王安石第一次罢相不久，沈括给新宰相吴充上书，指出免役法的弊端。免役法同样是新法的重要内容，规定所有人出钱代替原来的服徭役。但沈括发现其中有个问题，穷户原来是不用服徭役的，但新法铺开后，他们也要交钱代替服役。所以沈括上书吴充，希望能修正这个问题，免去穷户纳役钱的负担。

可以看出，沈括对新法的批评都很有针对性，也很到位。但这在新党内部被认为是不能容忍的。以攀龙附凤起家的新法主力之一蔡确，给宋神宗上了个折子，说沈括看到王安石罢相，担心政治风向有变，所以“前后反覆不同”，欲“依附大臣，巧为身谋”，力保自己处于不倒之地。

另一名新法核心人物吕惠卿，此时也公报私仇，大肆打击沈括。连宋神宗都说，吕惠卿“每事必言其（沈括）非”。可见吕惠卿在诋毁沈括上也是不遗余力的，新党内部的权斗十分酷烈。

在新党内部的倾轧下，沈括最终从三司使任上，被贬为宣州知州。

我们现在复盘沈括与新党几个核心人物的关系，可以明确沈括被排挤至少有两方面原因：

一方面是新党人物普遍器量小，难以接受哪怕是内部人对新法政策的任何批评和修正意见。这也是新法最终失败的原因之一。

另一方面则是沈括自身的原因，他选择在王安石罢相后对新法发出非议，难免给人落下保全自身、巧为身谋的非议，但其实，这只是一个性格懦弱而有良知的官员在当时所能做出的最大的努力罢了。

王安石对新法相当固执己见，不能容忍不同意见，“吝于改过”，这是人所共知的事，连其最好的朋友曾巩也这么说。沈括性格则偏于懦弱，不愿卷入对立的局面，所以在王安石当政时避免与之发生正面冲突，事后出于良知，采取委曲求全的方式表达了自己的意见。

应该说，沈括这种人并不是儒家推崇的君子，但也绝不是王安石等人口中的小人。他只是一个内心相对懦弱、不敢跟同僚正面硬刚的好人。这与他面对外交和军事上敌人那种强硬而不怕死的态度，正好形成了反差。有些人就是不擅长处理同事关系，很可惜，但没办法。

与苏轼的关系，更是成了沈括身后之名的“梦魇”。

本质上，沈括和苏轼是同一类人，面对新旧两党围绕变法展开的权斗，他们更愿意相信真理和良知，所以不管处于哪一个阵营，都曾对新法提出过批评。

区别在于，苏轼是一个勇敢的批评者，面对问题，他会随时站出来，怼回去；而沈括，正如前面所说，他是一个懦弱的批评者，不敢正面硬刚。

可是，处于同一时代的这两个人，却因为“告密事件”而使两人的关系蒙上浓重的阴影。

根据宋人王銍《元佑补录》的记载，熙宁七年（1074），沈括奉命察访两浙农田水利期间，与时任杭州通判的苏轼叙旧，“求手录近诗一通，归则签帖以进，云词皆讪怼”。意思是，沈括跟苏轼要了新近写的诗，回京后研读，并一一标注出诗中诽谤新法的地方，然后进呈给皇帝。

王銍说，5年后，元丰二年（1079），李定、舒亶等人以文字狱构陷苏轼，制造乌台诗案，“实本于（沈）括”，正是跟沈括学的。

所谓“告密事件”虽然没有对苏轼造成不好的影响，但由于记述者将历史事件进行前后关联，导致沈括在后世的形象背负了严重的道德瑕疵。

然而，针对“告密事件”是否真实存在，史学家向来有不同说法。南宋史学家李焘写《续资治通鉴长编》，虽然引述了王銍的记载，但专门附注说，此事恐有问题，“当详考”。

而事件的两个当事人——沈括和苏轼，都没有关于“告密事件”的任何文字留下来。从苏轼的诗文看，苏轼与沈括的唯一交往发生在元祐六年（1091），苏轼从杭州回京路过润州时，沈括送给他一块从延州得来的石墨，苏轼于是写了《书沈存中石墨》记下来。苏轼当然是一个大度、不计前嫌的人，但如果多年前确实曾发生过“告密事件”，他真的会连提都不提一下吗？

另一个反证的例子是，沈括终生与李之仪关系密切。李之仪是苏轼的铁粉，与苏门中人交从热络。在苏轼被贬海南之时，平时门下客唯恐受牵连，纷纷断绝与苏轼的关系，唯有“端叔（李之仪）之徒，始终不负公者，盖不过三数人”。可见李之仪为人的正派，以及对苏轼的情义之深。

这样一个人，对沈括同样十分尊重。李之仪一生辗转为官，始终把苏轼、沈括等人的画像带在身边。沈括去世时，远在甘肃做官的李之仪面对沈括画像，作《沈存中画像赞》，遥祭亡友。他说沈括是“一世绝拟”，“凛然孤风”，评价那是相当高。假如真的存在“告密事件”，李之仪这个爱恨鲜明的苏轼铁粉，还会对沈括有如此深的感情吗？

我们习惯对历史上的任何记载，不假思索地加以接受，从未想过这些记载是否真有其事，抑或只是记述者的道听途说。殊不知，这种廉价的接受，对于历史当事人的形象具有多大的毁灭性打击。

沈括“告密事件”就是一个典型案例，连当代名声很大的作家都在文章里不加辨析、言辞凿凿地说，沈括就是一个告密小人，并妄加推测说，沈括之所以这么做，纯粹是妒忌苏轼的才学。

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真的太难了。可惜沈括只能在“疑案从有”的文化氛围中，“坐实”了他就是一个热衷告密的卑鄙小人。

沈括性格中的懦弱，最终为他的仕途画上了句号。

元丰五年（1082），在升任龙图阁学士仅仅半年多后，鄜延经略使沈括就因永乐城被西夏攻陷而遭到问罪，被撤职查办，并安置于随州（今湖北随县）。他的政治生命就此宣告结束。

灵武之役后，沈括、种谔建议朝廷经营横山，筑垒蚕食，使西夏不得越沙漠为寇。宋神宗于是派给事中徐禧作为钦差大臣，前往鄜延负责筑城之事。

但是，徐禧“素以边事自任，狂谋轻敌”，推翻了沈括等人先筑古乌延城的提议，力言先筑永乐城。沈括起初不赞成，认为永乐距离后方太远，恐怕孤立无援。徐禧不听。性格懦弱的沈括遂选择了妥协，一切由徐禧专决。

结果，永乐建城不久就被西夏攻陷，宋朝守军二万五千人，“得免者什无一二”，伤亡惨重。永乐被围时，沈括正护守米脂，所部仅万人左右，在进援受阻的情况下，受诏退保绥德。事后，作为一路之帅的沈括以“措置、应敌俱乖方”而问罪，形同流放。

还是那句话，有些人对敌人强悍勇敢，但对熟人（包括同事、亲人等）态度软弱。沈括一生吃亏在这里，仕途如此，家事也是如此。

他的继室张氏经常恶语辱骂沈括，是个十足的“河东狮”，有时甚至拳脚相加，据说还将沈括与前妻所生的儿子赶出家门。但，沈括只是一味忍让而已。

他认为自己有更重要的事要做。

元丰八年（1085），宋神宗病逝，宋哲宗继位，大赦天下。沈括遇赦从随州改授秀州（今浙江嘉兴）团练副使，虽然仍无自由迁居的权利，但他已经感到很高兴。因为秀州邻近他的家乡杭州，比起之前“三年无半面之旧”，如今“一日见平生之亲”，他觉得相当幸运了。

早在熙宁九年（1076），沈括就奉命编绘《天下州县图》，但后来由于军政事务繁忙，他几乎没有时间去完成这件事。遭到贬谪后，他终于有大把时间，以坚韧的毅力去编绘《天下州县图》。一直到元祐三年（1088），前后历经12年，沈括总算编订完成《天下州县图》，以待罪者的身份获朝廷特许到汴京（开封）进呈这一图卷。宋哲宗赐绢百匹，准许沈括在秀州境内自由行动。

《天下州县图》是当时最为精确的地图，大大提高了古代中国绘制地图的科学性。可惜后来的南宋，战乱频发，《天下州县图》也毁于战火之中，成为千古遗憾。

进呈《天下州县图》的第二年，元祐四年（1089），沈括获准自由迁居。接到诏命后，沈括举家搬迁至早年在润州（今江苏镇江）购置的梦溪园，在此隐居，直至绍圣二年（1095）病逝，享年65岁。

在梦溪园，沈括度过了人生最后的6年时间。用他自己的话说：“予退处林下，深居绝过从。思平日与客言者，时纪一事于笔，则若有所晤言，萧然移日，所与谈者，惟笔砚而已。”在与笔砚对谈、回忆往事的最后岁月，沈括写下了不朽的传世著作——《梦溪笔谈》。

历史学者祖慧在论文中如此评价沈括：“沈括是一位具有很强的敬业精神、工作认真务实、能够体恤民情的良吏，但他却不是一位出色的政治家，不具备政治家应有的胆识与果敢坚毅。他学识渊博，机敏过人，但面对权力斗争与矛盾冲突却显得无所适从。他遇事总是退让、妥协，希望能委曲求全，却总是陷入更深的困境，遭到王安石及变法派的疏离与攻击。这就是沈括。”

对于沈括而言，从元丰五年（1082）遭贬谪以来的13年，是他一生最郁闷的时光。但对历史而言，它让一个不擅长人际关系的懦弱官员结束了他的政治生涯，从而还给了后世一个伟大的科学家和文学家。

个人的不幸，却是历史的幸运，这正是时代的吊诡。

同样吊诡的命运，发生在秦观身上。

秦观是北宋版的杜牧。他的整个人生，简直就是杜牧悲剧命运的翻版：明明是治国英才，却活成了青楼常客。

最可怕的是，秦观本人很早就意识到自己与杜牧的相似性。

他早年过着豪放慷慨的生活，自己说“少时如杜牧之强志盛气，好大而见奇”。很早开始习赋作文，但并不热心科举，自称“江海人”，“耻为升斗谋”。

他喜读兵书，曾撰写50篇策论，从国家治理到边疆政策，都提出了自己的一套主张。在他眼中，“功誉可力致，而天下无难事”，意气风发，感觉出门就要走上人生巅峰一样。但就像很少人知道杜牧的策论让司马光十分击赏一样，也很少人知道秦观曾在策论中有过多么激愤的爱国主张。

30岁以前，他一度优游于湖州、杭州、扬州一带，宴饮酬唱，登临游览，过着浩歌剧饮、放浪形骸的浪漫生活。在他早期的词里，时时流露出豪放的调子：

狂客鉴湖头。有百年台沼，终日夷犹。最好金龟换酒，相与醉沧州。

——秦观《望海潮》

时时横短笛，清风皓月，相与忘形。任人笑生涯，泛梗飘萍。饮罢不妨醉卧，尘劳事、有耳谁听？江风静，日高未起，枕上酒微醒。

——秦观《满庭芳》

这是他一生中最自由潇洒的时光。或许也是每一个人年少该有的样子：未曾经受生活的暴击，所以活出了最好的状态。

凭借着天生的聪明、才气与敏锐，他在30岁左右就写出了奠定个人声誉的代表作：

山抹微云，天连衰草，画角声断谯门。暂停征棹，聊共引离尊。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纷纷。斜阳外，寒鸦万点，流水绕孤村。

销魂，当此际，香囊暗解，罗带轻分。谩赢得、青楼薄幸名存。此去何时见也，襟袖上、空惹啼痕。伤情处，高城望断，灯火已黄昏。

——秦观《满庭芳》

而这阕作品，正是与一个歌妓悄然产生情愫的产物。荷尔蒙是一切伟大作品的缘起，想必秦观和他的前辈杜牧都会认同这句话。

由于这阕词太经典了，当时人都不喊秦观的名字，而叫他“山抹微云君”。他的词有很多女性受众，历代都不缺女粉丝。陆游的母亲就是其中一个。陆游，字务观。据说，陆游的母亲梦到秦观后，生了陆游，遂取秦观的字“少游”作儿子的名，而以秦观的名作儿子的字。

但有个人对秦观这阕成名作却有些“微辞”。

宋人笔记有载，秦观和老师苏轼久别重逢，苏轼向秦观道贺说，你现在填词更厉害了，京城都在传唱你的“山抹微云”那阕词。秦观客气一番，说恩师谬奖。苏轼却接着说，但想不到我们分别后，你却开始学柳永作词了。

秦观不承认，赶紧辩解说：“某虽无识，亦不至是。先生之言，无乃过乎？”先生不要空口无凭，毁我清誉呀。苏轼则当场举例质问道：“‘销魂当此际’，非柳词句法乎？”秦观惭愧不已。

这件事发生时，“大宋第一流行词人”柳永已经故去多年，但他在词坛的影响力丝毫未减。苏轼标举豪放词，故对柳永的风格带有深深的偏见。秦观呢，表面上对老师说惭愧，骨子里对于词的理解，却近于柳永而远于苏轼。这也是他身为“苏门四学士”之一，而没有顺从苏轼的路数，反而成长为婉约派一代词宗的原因。

说起来，秦观确实很有才华。

他早年寂寂无名，经人推荐认识名满天下的苏轼。但他们的相识过程是这样的：秦观先模仿苏轼的笔迹和笔意，在他们约定见面的寺庙的照壁上题词。苏轼到了之后，恍惚半天：这地方我来过吗，还题过词？我怎么一点印象都没有了？经人点破，才大惊叫绝，原来是秦观这小子冒老夫之名呀！

如果有粉丝跟秦观“面基”，一定对不上号：眼前这个长相粗犷的男人，真是写得一手唯美婉约词？确定不是代笔？

一般人想象中的婉约词作者都是白面书生，但秦观的样貌，最大的特征是“多髯”，胡须茂盛。他的师友们一旦聚在一起，就会拿他的长须开玩笑。有一次忍不住了，秦观“反击”说：“君子多乎哉？”这是《论语》里的话，秦观巧妙借用，强调君子不嫌胡须多。没想到，苏轼笑着接了一句：“小人樊须也！”这也是《论语》里的话，樊须是孔子的弟子，苏轼在这里玩了个谐音梗，“樊须”谐音“繁须”，调侃秦观胡须多是小人。

这样欢乐的时刻，是苏轼生命中的常态，但对秦观来说，却颇为难得。如他所言，“不称人心，十事常居八九；得开口笑，一月亦无二三”。

毕竟他的一生，逆境远多于顺境，而他偏偏学不来苏轼的豁达。

高邮秦氏是宋代社会中一个典型的耕读家族。秦观的祖父虽是进士出身，父辈也入仕，但家族经济条件并不宽裕，还需要致力于农业生产。

秦观曾自述，其家有“敝庐数间”，“薄田百亩”，但由于“聚族四十口”，日常开销所费不赀，“田园之人，殆不足奉裘褐，供饘粥（稀饭）”，所以他时常感叹：“家贫素无书。”

他的妻子徐氏，家境好得多，出身高邮大族，“金钱邸第甲于一乡”。不过，从秦观后来的生活困境来看，岳父一家对其扶持应该十分有限。

秦观十多岁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那时候，他还年少轻狂，豪放度日，不太懂得父亲之死对他意味着什么。等到年岁渐长，家族生活日益陷入拮据，他才深刻感受到，父亲之死意味着家族责任已经转移到他身上了。

按秦观自己的话说，他不得不“强出应书，侥幸万一之遇”。他必须走上士人上升的唯一通道——科举之路了，尽管内心是抗拒的，但家族的责任压倒了个人的自由。

中国传统社会的结构，只看得到家族，而看不到个人。家国一体，在家族中，尤其是在处于逆境的家族中，做一根顶梁柱是整个社会赋予你的使命。而家族中的个人，往往没有自主选择的空间。比如唐代大诗人王维，人称“诗佛”，但在父亲很早过世后，作为家中长子，他必须担起照顾弟、妹的责任，大半辈子都“佛”不起来，只能很现实地谋科举，谨小慎微地做个小官员。很多我们熟知的历史人物，都曾像我们现实中的每个人一样负重前行——只是经过时间的淘洗，我们只看到他们成功的一面，而忽视了他们困苦的另一面。

30岁以后，那个豪放的秦观“死”了。取而代之，他的内心进入了痛苦困厄的状态。

他经历过不止一次科举失意，也经历过全家族的饥荒。最低谷的时候，他说自己“气血未衰心已衰”。

元丰八年（1085），37岁的秦观终于考中进士。但也是在这一年，他将自己的字“太虚”，改为了“少游”。太虚是指宇宙，也指道家的道，如秦观所说，自己早年“好大见奇”，认为天地间的事都很容易。如今，他读了东汉伏波将军马援的从弟马少游绝意事功、淡泊求安的故事，若有所悟。“愿还四方之事，归老邑里，如马少游”，遂改字为“少游”。

考中进士，向来被认为是光宗耀祖、人生得意的盛事，但奇怪的是，秦观只是兴奋了一下子，然后怅然若失。早年那种豪放奋厉的精神，在这重要的时刻却蜕变为退避的生活态度。是否在冥冥之中，他已预见了自己将在官场上遭遇的悲剧？不得而知。

但秦观的确是一个内心极其柔软和敏感之人。

北宋党争的激烈，超乎我们的想象。进入仕途后的秦观，身处其中，命运浮沉，内心实际是恐惧的。他给友人的诗中，含蓄地说了一句：“蚁斗蛾飞愁杀人。”

他想过逃离，舍弃功名，归隐乡邑。但家族的重任，世俗的牵累，终归让他无法听从内心的召唤。在送弟弟秦觏赴任地方为官的诗中，他在说弟弟，实际也是说自己：“道山虽云佳，久寓有饥色。功名已绝意，政苦婚嫁迫。”

人生有太多无可奈何。他只能强忍着，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才允许自己崩溃：“夜参半不寝，披衣涕纵横。”

按照一般人的理解，秦观进入仕途的前八年，正是宋神宗死后，高太后掌权、新党遭到清算的元祐时期，被归为苏轼门生、旧党成员的他，仕途理应顺风顺水才对，哪有这么多的愁苦和眼泪？但实际上，旧党内部的倾轧，不亚于新、旧党之间的权斗。而倒霉的秦观，常常沦为旧党内部倾轧的靶子。

元祐三年（1088），秦观被召进京，准备担任馆职。正遇上程颐的洛党与苏轼的蜀党斗争得厉害，结果秦观遭殃，未能如愿。直到一年多后，经由范仲淹次子范纯仁的推荐，才任秘书省正字，大约相当于校对典籍的清职。仅仅一年后，他又受到洛党成员的攻击，朝廷随之取消对他的任命。仕途反反复复，对于政治与人心，秦观早已心累不堪。

究其原因，北宋政治斗争中，生活作风问题是搞倒对手的切入口。秦观因为早年流连青楼的经历，被认为行为不检点，洛党的人由此突破，攻击他“素号獧薄”，“刻薄无行，不可污辱文馆”……在秦观受到洛党弹劾的过程中，每次都牵连进苏轼兄弟，导致事情越闹越大。这是洛党的人希望看到的结果，却是秦观最不愿看到的，他被裹挟在其中，痛苦可想而知。

宋代理学对青楼女子的偏见，连带着对写婉约词的文人也产生了极大的偏见。南宋的朱熹就认为，跟着苏轼的人都是轻薄文人，行为失检，这其中秦观又最糟糕，要是这些人聚在朝廷上，天下何能致太平？所以传统中国政治宁可要伪君子，也不要真性情。

但实际上，被认为行为失检的秦观绝非“渣男”。他对女性，甚至沦落青楼的女子都有一种同情的理解。他有个侍妾叫边朝华。当他后来被贬出京后，生怕连累边朝华受苦，遂送她回到其父身边。但边朝华不离不弃，又跟过来，“玉人前去却重来”，秦观只好再次遣她回家，并对她说明“此度分携更不回”。尽管他自己内心十分不舍，肠断伤心，但从女性的角度考虑，还是做出了这个决绝的决定。

他的爱情观，即便放在今天，也是十分健康和正确的。他最著名的词作之一，是借七夕节写的爱情词：

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

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秦观《鹊桥仙·七夕》

可以说，此词一出，其余爱情词尽废。“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或许正是他在仕途受挫之后遣还边朝华的原因。

初入仕途，秦观除了与恩师苏轼、“苏门四学士”其他人有过坐而论道的短暂欢乐，这成为他后来追忆往事难得的甜点，绝大多数时间，整个人变得越来越忧郁。

我们还记得，他是扛着家族责任被迫应举进入官场的。但即便在他做官之后，因为都是清官薄禄，他的家庭经济还是处于窘迫的状况，没有太大的改善。元祐八年（1093）春，他曾写诗给户部尚书钱勰，谈到自己的生活处境：“三年京国鬓如丝，又见新花发故枝。日典春衣非为酒，家贫食粥已多时。”钱尚书因此接济了他两石米。

元祐8个年头，已经熬得这么辛苦，接下来的暴击，秦观能顶得住吗？

高太后死后，一直受到朝廷官员冷落的宋哲宗也长大成人，亲政了。宋哲宗公开表示要继承其父宋神宗的遗志，于是，一个新的轮回开始了——新党的人纷纷得志回朝，而旧党的人一个个被贬出朝。

苏轼被越贬越远，直到天涯海角的轨迹，基本上就是苏轼门人遭受朝廷黜落的共同轨迹。黄庭坚如此，秦观也如此，而这两大才子最后都死在了广西。

起初，秦观被外放为杭州通判。离开汴京前夕，他已有不祥的预感，写词怀念苏门师友聚会欢谈的日子，而现在，大家都要开始凄苦的贬谪之旅，想来“都是泪”：

西城杨柳弄春柔，动离忧，泪难收。犹记多情、曾为系归舟。碧野朱桥当日事，人不见，水空流。

韶华不为少年留，恨悠悠，几时休？飞絮落花时候、一登楼。便做春江都是泪，流不尽，许多愁。

——秦观《江城子》

赴杭州途中，秦观接到了朝廷追贬的命令，再贬处州（今浙江丽水），任酒税——大概就是到市场上收取酒税、鱼税的地方小吏吧。原因是有御史弹劾，秦观与黄庭坚等人参与编修的《神宗实录》“污毁先烈”，二人遂遭到更严重的贬谪。

在处州两年，秦观处处受人监视，心情郁闷。期间，他写的一阕词反映了他的心态：

水边沙外。城郭春寒退。花影乱，莺声碎。飘零疏酒盏，离别宽衣带。人不见，碧云暮合空相对。

忆昔西池会。鹓鹭同飞盖。携手处，今谁在。日边清梦断，镜里朱颜改。春去也，飞红万点愁如海。

——秦观《千秋岁》

这阕词悲哀过甚，传出去后，读到的人都认为秦观的精神状态很差，恐怕不久于人世。秦观的朋友孔毅甫读到“镜里朱颜改”，大惊道：“少游盛年，何为言语悲怆如此？”后来见了秦观，回去后跟家人说：“秦少游气貌大不类平时，殆不久于世矣。”

但是，朝廷中人对秦观的打击并未到此为止。新党的人看不惯秦观在处州抄读佛经度日，继续弹劾他“读佛书，败坏场务”，于是秦观被遣送到更加偏僻的郴州接受编管。

遥夜沉沉如水，风紧驿亭深闭。梦破鼠窥灯。霜送晓寒侵被。无寐，无寐。门外马嘶人起。

——秦观《如梦令》

在赶往郴州的途中，当时已是冬天，秦观住在破败的驿亭中，夜不能寐。老鼠出没，寒意袭人，各种嘈杂声，传达出词人极度的精神痛苦。

宋人笔记还记载，某天，秦观行在郴州道上，突遇大雨，身边负责搬运行李的老仆人冲着秦观发牢骚，说学士呀，苏轼兄弟做到很大的官，如今被贬谪遭罪也够本了，可你跟着他们起起落落，最高也只做了个清水衙门的闲官，现在又有什么好下场呢！秦观只得苦笑说：“没奈何！”老仆人则呛了他一句：“你也晓得没奈何！”

没奈何，听起来苦涩，但它却标示着秦观的道德底线。在剧烈的党争中，亲人相互举报，朋友反目成仇，背后捅刀子的事屡见不鲜，人性的弱点彻底暴露。就算一生达观的苏轼，在乌台诗案中也感受到人情冷酷。而秦观自从认苏轼为师后，就知道自己的前途将在更大的政治波浪中起落，但他从未背叛恩师——哪怕有人暗示他，检举揭发或与苏轼切割，就能保住自己的政治前途，他也从未动摇过。

顺境见胸襟，困境见担当。“没奈何”，是他无法掌控个人命运的感叹，但也是他誓死坚守人品道德的呼声。这就是秦观，越是忍受巨大的精神压力，就越是让人敬佩。

绍圣四年（1097），秦观又被贬至横州（今广西横县）。在四年内，他被连贬四次，而且几乎是作为囚徒被押赴横州的。

雾失楼台，月迷津渡。桃源望断无寻处。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

驿寄梅花，鱼传尺素。砌成此恨无重数。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

——秦观《踏莎行·郴州旅舍》

这也是秦观的名作。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点出，“少游词境，最为凄婉，至‘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则变为凄厉也”。凄厉，说明秦观的精神几乎崩溃。但古往今来，很少人体会到词人写作此词时的心境。清初大学者王士祯说，“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是“千古绝唱”，但他也没意识到，在这两句话背后，秦观的“千古绝望”。

在横州，秦观寄居在一户祝姓人家，终日饮酒买醉，“醉乡广大人间小”。

秦观被贬的最后一站，是雷州（今广东湛江）。在那里，他为自己写好了挽词，死亡对他来说，只是时间问题了。

婴衅徙穷荒，茹哀与世辞。

官来录我橐，吏来验我尸。

藤束木皮棺，槁葬路傍陂。

家乡在万里，妻子天一涯。

孤魂不敢归，惴惴犹在兹。

昔忝柱下史，通籍黄金闺。

奇祸一朝作，飘零至於斯。

弱孤未堪事，返骨定何时。

修途缭山海，岂免从闍维。

荼毒复荼毒，彼苍那得知。

岁冕瘴江急，鸟兽鸣声悲。

空蒙寒雨零，惨淡阴风吹。

殡宫生苍藓，纸钱挂空枝。

无人设薄奠，谁与饭黄缁。

亦无挽歌者，空有挽歌辞。

——秦观《自作挽词》

凄厉，恐惧，黑暗，这是一首对于生前死后都绝望透顶的挽歌，令人不忍卒读。用现代医学分析，此时的秦观已是一个重度抑郁症患者。

但是，他的恩师苏轼却不能理解秦观的抑郁。

元符三年（1100），宋哲宗驾崩，政局起了变化，被贬谪的人陆续被召回。六月，苏轼从海南过雷州，与秦观见面。秦观向苏轼出示了他自作的挽词，苏轼读后哈哈大笑，认为秦观学老庄已经炉火纯青了，“齐生死，了物我，戏出此语”，不必当真。他把秦观的痛语当成了游戏文字，并未往心里去。可见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尤其是天性达观之人与悲观之人，更是难以看到事情的同一面。

这次重逢，秦观还作了一阕词：

南来飞燕北归鸿，偶相逢，惨愁容。绿鬓朱颜，重见两衰翁。别后悠悠君莫问，无限事，不言中。

小槽春酒滴珠红，莫匆匆，满金钟。饮散落花流水、各西东。后会不知何处是，烟浪远，暮云重。

——秦观《江城子》

64岁的苏轼，52岁的自己，在秦观眼里只是两个“衰翁”，没有欢喜，反而有莫名的悲哀。漂泊多年，一言不发，这是秦观一生所写的最后一阕词。

一个月后，秦观从雷州北返。又一个月后，在归途中病逝。

当时，他走到藤州（今广西藤县），困了，在光华亭下休息，梦见自己填过的一阕词。醒来，讲给别人听。讲得有些口渴了，说要喝水。人家把水取来，他却看着那水笑了。

就在笑声中，一代词宗溘然长逝。

此时，苏轼也在归途中，听到自己最爱的弟子病逝的噩耗，两天吃不下饭，“少游已矣，虽万人何赎”。经过多日的心情平复后，苏轼为秦观写下了最后的文字：“当今文人第一流，岂可复得。此人在，必大用于世，不用，必有所论著以晓后人。前此所著，已足不朽，然未尽也，哀哉哀哉！”

秦观病逝仅一年后，苏轼也仙逝了。一个时代结束了。

情深不寿。这或许是伟大文人的宿命，秦观亦不例外。

南宋初年，随着国事变迁，当年的党争之人多已作古，秦观才得以彻底平反。这是他死后整整三十年的事了。

他或许生在一个最好的时代，用他的婉约词在历史上取得永恒的一席之地；或许生在一个最坏的时代，遭遇残酷的党争而无法调适，以致过早结束了他的一生。

他的命运随同苏轼、黄庭坚等师友而浮沉，却无法像他们一样乐天知命，缺乏旷达不羁的胸怀，因而常常流露出一种备受压抑的悲哀。

得知自己被贬后，他写出了“春去也，飞红万点愁如海”的悲怆之句。而同等遭遇的黄庭坚，却跟没事人一样，倒头便睡，鼾声大作。

在尝遍了现实的残酷后，他的内心越来越灰暗，以至于写出来的词句十分凄厉。而苏轼以佛道思想看穿忧患，以随缘自适的人生态度，吟出了“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的心声。

北宋僧人惠洪《冷斋夜话》记载，秦观被贬雷州后内心凄怆，作诗曰：“南土四时都热，愁人日夜俱长。安得此身如石，一时忘了家乡？”黄庭坚被贬宜州（今广西河池），则内心坦然，作诗曰：“轻纱一幅巾，短簟六尺床。无客白日静，有风终夕凉。”而苏轼被贬海南儋州，写诗说“平生万事足，所欠惟一死”，则有一股英特迈往之气，不受梦幻折困，可畏而仰哉！

遭遇同样的挫折，苏轼以旷达、洞穿生死的心态排解，黄庭坚以随遇而安的心态调适，只有秦观，带有“钟情”的特质，虽然也抄佛书、学老庄，却始终未能超脱，背负着沉重的枷锁，直至人生绝望。

我们读苏轼，读黄庭坚，都希望自己是苏轼，是黄庭坚，能够活得洒脱。但现实往往是，我们很难是苏轼，也很难是黄庭坚，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是秦观——懂得了很多豁达的道理，却依然纠结于人生的苦痛。

超脱，说起来容易而已。因此，我们在膜拜苏轼和黄庭坚的同时，也应当对秦观的不幸抱有深深的同情。

或许正是这种敏感脆弱的心理特质，才能使秦观写出了独步千古的婉约词。

据说，苏轼经常写完词后就拿给“苏门四学士”的晁补之和张耒看，迫不及待地追问：“何如少游？”跟秦观比，怎么样？可见，在苏轼的心目中，秦观虽是自己的弟子，但其写词的水平已经达到了自己要拼命追赶的程度。晁补之则评价说：“近世以来作者，皆不及秦少游。”

历代对秦观的词评价都相当高，认为他写的词才叫正宗。将士大夫生命的悲歌倾注词作中，语句虽婉约，却少了柳永“语词尘下”的毛病，同时在苏轼被诟病的“以诗为词”之外另辟新径，使得秦观一人雄霸元祐、绍圣、崇宁三代词坛，并成为词史上上承柳永、下启周邦彦的关键性人物。

晚清人冯煦对秦观有一个经典评价：“后主（李煜）而后，一人而已。”并说，秦观和晏几道是“古之伤心人也”。别人写词，是词才，秦观写词，是“词心”。

秦观去世，词心凋零。500多年后，清初才子王士祯经过高邮，想起了多愁善感的一代词宗：

“风流不见秦淮海，寂寞人间五百年。”

从曾巩，到沈括，再到秦观，同一类人的宿命在历史的时空中游荡。到现在，快1000年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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