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的大授衔，许多八路军时期的团长成为中将，甚至上将。
然而有一位团长是个例外，据资料记载，大授衔的时候，他只是纺织厂的一名工人。
一个八路军指挥官，不仅离开军队，还远离公众视线，令人唏嘘。不过也有值得庆幸的地方，因为在很长一段时间，他被定性为叛徒，背负骂名罪名，忍辱负重。
八路军团长，遭遇“五一大扫荡”
这个八路军团长名叫张子元，河北博野人。他早年参加过冯玉祥的西北军，打了十年仗，当过营长。后来冯玉祥被迫下野，他离开西北军，回乡当了小学教员。
1937年，抗战全面打响，张子元与老乡张仲翰组建起博野民军，任副司令兼一团团长。也是在这一年，晋察冀边区政府成立，张子元被选为代表，参加了大会，受到聂荣臻司令员的热情款待。
聂荣臻有意拉拢张子元，张子元也愿意接受共产党领导。他率部挺进冀中敌后，与日军作战，屡立战功。1940年，张子元所部被改编为冀中警备旅，成为八路军的正规部队，他任一团团长。
一团虽然不是主力团，但作为军区的警备部队，肩上的担子很重，团长也不是普通人能胜任的，需要出色的指挥能力，也要对党绝对忠诚。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一件事，让不少人开始怀疑张子元参加革命的动机。
1942年，是14年抗战最艰苦、最黑暗的一年，冀中军区遭到日军疯狂“扫荡”，尤以“五一大扫荡”最为血腥残酷。
这年五一，华北日军司令官冈村宁次派出5万日军、4万伪军，对冀中抗日根据地发动扫荡，史称“五一大扫荡”。
敌人来势汹汹，自称“最完善的作战”，导致我军伤亡1.6万余人，群众伤亡、被抓走5万余人。当时冀中老百姓流传着一句话：鬼子一下乡，人和兔子就得换防。说的是日军进村，群众躲进山里，反而把野兔撵进村。
驻扎在冀中十分区的一团，也面临严峻考验。十分区是敌人重点“扫荡”地区，也是八路军必须坚守的地区。不过当时张子元并不在一团，他刚刚从延安党校深造回来，住在冀中军区指挥部。
5月3日，张子元接到军区参谋长沙克的电话，说军区党政军机关要疏散，要求他带领警备营和公安支队，执行掩护任务。
这两支部队加起来有2000多人，但从没打过仗，彼此也不熟悉。张子元深知重任在肩，立即带领部队与敌周旋。
全军覆没，当了俘虏
5月3日晚上，部队行进至深县一带时，张子元接到情报，称敌人第二天要到深南扫荡，而且敌酋冈村宁次亲自坐镇指挥。
敌人来势汹汹，而且有飞机大炮配合，张子元自知不能敌。他和警备营长、公安队长商量后，决定连夜转移，将队伍带到石德路南。
张子元率部突破日军包围圈，成功带到离路南十公里外的地方。逃出生天的战士们精疲力尽，张子元却不敢耽搁，向路南指挥部和警备旅汇报情况。然而旅政委没有给张子元好脸色，反而质问：“你凭什么来这里？捣什么乱？”
张子元一头雾水：“不是您下令让我来的吗？”
政委坚决否认：“我没下过这样的命令！”
张子元认为掩护任务已经完成，旅政委却说机关尚未完全撤离，二人各持己见，场面一度混乱。政委甚至拿枪指着他：“不怕我枪毙你吗？”
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张子元无可辩驳，只好带领部队返回深南。这也意味着，这支部队重回日军包围圈，为后来发生的悲剧埋下伏笔。
5月24日至27日，张子元率部与敌展开激战，期间警备营营长阵亡。27日凌晨3点，张子元所部2000人全军覆没，只有他和警卫员李国庆、译电员孙宝森逃了出来。
三人精疲力尽，弹尽粮绝，躲进西辛庄的一家大院。三人准备换便装撤离的时候，十多名伪军冲入大院，将三人俘虏。
假意投敌，潜伏当卧底
“五一大扫荡”期间，冀中各县都有叛变的，部队、地方多有。身为八路军冀中军区警备一团团长，张子元也一度被扣上“叛变”的帽子。连司令员吕正操都说：“十分痛心。”
其实，张子元并没有叛变，只是被俘后忍辱负重，当了卧底。
张子元被俘的时候，身上中弹，倒地不起。一个伪军走过来，拉枪栓说：“我要枪毙这个游击队长。”张子元身穿便衣，伪军认不出他是八路军团长，只当他是游击队长。
这个时候，伪军班长制止了手下，说：“别打！先把他抬进屋，我去向卢队长汇报。”
很快“卢队长”就来了，一眼认出张子元：“这不我原来的老司令嘛！”
原来此人名叫卢绍基，张子元当博野民军副司令的时候，他是民军连长，后来投靠日军。张子元一看被认出来，暗叫一声“不好”，恐怕性命不保。
然而，卢绍基并没有将张子元交给日军，说道：“这里不安全，跟我走，到村公所去。”张子元的警卫员、译电员则被带去了平道沟。
来到村公所后，卢绍基安抚张子元：“有日军过来查问，你就说是公所的会计。”
5月27日下午，卢绍基又来了，对张子元说：“租，跟我到炮楼住几天吧。”就这样，张子元住进了合乐寺炮楼，一边养伤一边试图联络到组织。
张子元被俘后，冀中军区一直想方设法寻找他、营救他。情报处打听到他的藏身处后，派外勤组长王世武（真名王革非）过来，准备救他出去。王世武是潜伏在日军一一零师团的谍报员，所以出行自由。
然而王世武准备把张子元带出去的时候，张子元却拒绝了。在他看来，他和旅政委闹矛盾，回去没有好果子吃，加上他打了败仗，实在没脸回去。王世武看出他的顾虑，安慰他：“这样吧，我向组织申请，安排你和我一起参加情报工作。”
1942年11月，组织的命令下来了，同意张子元潜伏敌营，做地下工作。
屡立奇功，建国后只是工人
不过，冀中军区对张子元并不放心，安排公安局局长张国俭对她被俘一事展开调查。张国俭派股长王子兴与张子元单独联系，并告知：“你打入日军石家庄内部，如果张子元投敌，可就地处决。”
就这样，张子元归情报处和公安局双重领导，王世武和王子兴是他的联络人。
正式任务下达前，张子元就做好了潜伏的准备。他和王世武提前编好了自己的过往，称自己当了两个月八路军团长，嫌官小不干了。他嫌农村太乱，来石家庄做买卖，或者找个事做。
1942年7月1日，王世武带张子元见了日军谍报班长荷野。荷野很高兴，说：“你来石家庄做买卖，挂荷野办公处的名号，但你要把家眷接来。”
张子元明白这是控制自己的手段，但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点头同意。就这样，张子元当上了安国县实业科科长，取得日军情报证，暗地里为八路军传递情报。
据《石家庄战俘营纪实》记载，过去日军将战俘营当作情报来源地，张子元混入其中，成立了地下工作小组。他出任劳工训练所副所长后，与日伪中上层人员来往较多，传递了不少有价值的情报。
比如，张子元曾先后三次搜集日军3906部队我对我晋察冀边区展开的“扫荡”，分别是1942年冬，1943年春和1943年秋冬。日军3906部队的住址、人数、武器、粮厂，都被张子元摸得一清二楚，再由王世武传递出去。
1944年，日军企图打通中国大陆交通线，派一一零师团到洛阳作战，石家庄的防务由新组建的独立步兵第二旅团接管。
张子元收到情报后，秘密约王子兴在中华饭庄共进晚餐，告知日军一一零师团即将南下，正在做出发前的准备。王子兴点头说：“这个情报很重要，我马上向晋察冀军区领导汇报。”
与此同时，张子元还报告说。日军准备成立一支特别挺进队，目前正在战俘营挑选俘虏干部，目的是打入我军区内部。王子兴回答：“我马上给敌后的武工队打招呼，让他们有个准备。”
王子兴
随后，王子兴又过问战俘营的情况。张子元喝了一口酒，郁闷地说：“战俘营的工作不好做，日军要把大家送到日本去，大家不干，发生了好几次暴动。少数人跑了，大多数被抓回来，脑袋挂起来示众。你说我怎么办？既不能阻止大家暴动，更不能阻止日军杀害他们，心里不是滋味。”
1945年，抗战取得最终胜利，张子元也完成使命，不用在日军战俘营工作了。然而地下工作者的身份一向神秘，没有人能证明他的身份，也没有详细的档案记录。
新中国成立后，冀中军区情报处处长张存时，当了农科院下属的一个果树研究所所长。与张子元保持直接联系的王世武，1947年在攻打陕西华池的战斗中牺牲。公安局股长王子兴，后来也转地方工作，1983年离休。
王子兴本来是唯一一个能证明张子元红色特工身份的人，但在那个年代，他一个人的证明显得微不足道。张子元因此沦落民间，建国后到一家纺织厂当了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