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湘军的出现和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近代历史的进程，对清末社会影响颇深，主要体现在:汉人在满清权力格局的地位有所提高，改变了清朝的兵制，加速了晚清中国的近代化进程，地方的地主武装成为了国家军事的支柱，促进了湖南地区的人才辈出。
关键词：湘军;清末社会;影响
1853年，在湘乡丁忧的曾国藩奉诏受命为帮办湖南团练大臣，他总结清朝经制军队屡战屡败的教训，认为八旗、绿营组织涣散，各自为战，兵不知将，将不知兵，决定“扫除陈迹，别开生面，赤地新立”［1］，即建立一支有别于清廷经制军队的武装力量。湘军的出现和发展，对清末的社会影响颇深，堪称中国近代史上一大奇迹，它于晚清政府的一重要作用是平定了太平天国起义，使清朝暂时摆脱了改朝换代的危局，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王朝发展历史。不仅于此，“湘军的出现，完全改变了晚清中国的政治生态、社会格局，深刻地影响了晚清中国的历史。”［2］对此，本文通过湘军的组建和发展历史，分析湘军对清末社会的影响。
一、汉人在朝廷中的地位有所提高
湘军组建后，在同太平军作战的最初几年中并不顺利。但是凭着屡败屡战的精神，湘军在实战中杀出一条血路，不断壮大和发展着着自己。自清朝满族统治者确立对全国的统治以后，便非常忌惮汉人在朝廷权力格局中取得支配地位，因此即使曾国藩统率的湘军一改往日八旗、绿营与太平军作战求一胜而难得的局面，仍然不敢赋权于曾国藩。由于得不到皇帝的信任，曾国藩率领湘军竭力苦撑达7年之久。直到1860年太平军将江南、江北大营摧毁，清咸丰帝才不得不改变湘军出力、绿营收功的策略，一心依靠湘军。1861年11月，朝廷将江苏、安徽、江西和浙江的军务及四省巡抚提镇以下各官全部归曾国藩“节制”。至此，曾国藩成为晚清身关天下安危的人物，湘军也进入了全盛时期。
随着湘军对太平天国的全力攻战，曾国藩的幕府便成为了地方政府官员的来源地。“在湘军每获战功或收复失地后，湘军统帅都要向朝廷大力举荐人才，成为了湘军集团控制地方政权的组织基础。”［3］曾国藩的幕府虹吸着来自全国各地的人才，各类人才又迅速成长为地方社会的中坚力量。在一定程度上，围绕着曾国藩开始形成了一个权力中心，当然，这个权力中心是战争的需要，但以此为发轫，一点一点地影响着满清王朝的权力格局。“当时七八省政权，皆在掌握。凡设官任职，国课军需，悉听调度，几若全国听命于一人。”［4］
当湘军暮气渐浓时，出于战争发展的需要，曾国藩又助力李鸿章创立了淮军。由湘军集团到淮军集团，出现了一大批因军功而被委以重任的汉人官员，改变了传统的满汉权力结构，更多的汉人官员进入了政治权力版图。权力的中心开始一点一点从满人的手中旁落，到达了汉人的手中。中央集权制度开始一步一步瓦解，地方的权力变得越来越大，在很多时候，清朝廷也不得不对他们予以迁就。晚清开始形成了督和抚掌握实权的局面，六部的职能也在一点一点丧失。历史来到了1900年，当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等汉族官员策动“东南互保”时，原有的皇权集于一统的权力格局便遭到了无情践踏，清王朝的覆灭也成了历史的必然。同时也正是因为汉人在清朝廷当中的地位得到提高，让各个民族之间平等的思想无论是在清朝廷还是在民间，都得到了更为广泛的认可。这无疑推动了清末社会的思想进步，汉人开始与满人站在一个平等的立场上对话。
二、改变了清末的兵制
清朝自入主中原以来，其军队分为两种，即八旗兵和绿营兵。应该说，八旗和绿营在早期为清朝对内平乱、对外固防上起过较大作用，是清朝统治者巩固政权的重要支柱，但由于承平日久，武备废弛，军心日懈，逐渐丧失了战斗力。绿营兵“吸食鸦片，聚开赌场，无事则游手恣睢，有事则雇无赖之人代充，见贼望风奔溃，贼去则杀民以缴公。”［5］19这样的军队，自然是无法抵挡太平军的锐利进攻。迫于太平军带来的强大压力，咸丰皇帝下令各地方士绅在籍办理团练。敏锐的曾国藩抓住这一契机，针对绿营的积弊改弦更张，以独具特色的建军思想组建了湘军。
在清朝，八旗、绿营实行世兵制，子承父业，兄弟相代，世代以当兵为业。曾国藩在初创湘军时，曾训练部分营兵，实行兵勇合编，但改编计划完全失败，他决心“赤地新立”，将世兵制改为募兵制。湘军的组建主要有三个特点，其一，亲自招募，不假手他人。湘军先设将，由将招兵、训兵、领兵，兵有定属，兵随将走。具体实施则是:“营官由统领挑选，哨弁由营官挑选，什长由哨弁挑选，弁丁由什长挑选。譬之木焉，统领如根，由根而生干、生叶，皆一气所贯通”［6］。由于将领、士兵利益共生，一改之前绿营胜则争功，败不相救的旧有习气，战斗力大为加强。其二，严格选兵标准。湘军所招募兵勇以技艺娴熟，年轻力壮，朴实而有农夫土气者为上，“其油头滑面，有市井气者，概不收用”［7］。其三，强调地域色彩，强化保结。曾国藩为达到控制兵勇的目的，曾声明:“招募兵勇，须取其保结，造具府县、里居、父母、兄弟、妻子名姓，箕斗清册。各结附册，以便清查”［8］。
据此可知，湘军是一支封建宗法色彩非常浓厚的武装力量。它以地缘，血缘、学缘、人缘等为纽带，在某种程度上加强了军队内部的凝聚力，提高了战斗力，并在对太平天国的战斗中逐渐取得优势。这一特征，经由李鸿章的淮军到袁世凯的北洋新军，逐渐得到强化。然后，清末兵制由世兵制向募兵制的转变过程中，皇权的控制力慢慢弱化，私权的掌控力渐次提高，并最终为清朝的灭亡埋下了伏笔。
三、加速了清末的近代化进程
湘军出现之前，人们还在思想上一致盲目排外。自从太平天国运动爆发，无论是官员还是百姓，都开始认识到了清政府的腐朽衰败。这也使得原本盲目排外的心有所转变，对于西方文化的排斥心理也开始有所缓和，开始慢慢地去尝试接受西方文化。湘军的出现，并且打败了太平军，让人们发现无论是从哪个方面来说，军队要有所革新。曾国藩更是看到了这一点，于是开始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和设备，以图自强。1853年，为了湘军能够比八旗、绿营具有更强的战斗力，曾国藩提出“以造船置炮二者为要”［5］160。只是在当时，所拥有的技术和财力还不够，科技人才也严重缺乏，所以相对而言规模较小，所造出的东西质量上也不太过关。经咸丰四年三、四月间湘军初战太平军在岳州、靖港水战兵败，不久“湘潭、岳州两次大胜，实赖洋炮之力”［5］161，曾国藩更是认识到坚船利炮的重要性。此时，“逆贼占据长江三千余里”［5］161，曾国藩研判与太平军作战“恐非数月半年所能净尽”［5］161。为作长久战争的准备，且为尽快增长湘军的战力，曾国藩采取了造、购并举策略，一方面，在衡阳、长沙设厂造船。知悉“浙江候补知县龚振麟及其子龚之棠精于造炮，自制铁模，与洋炮无异”［5］160，即奏请调龚振麟父子至武汉，主持造炮事宜，另一方面，通过关税等渠道筹款购买外洋船炮。认为“购买外洋船炮，则为今日救时之第一要务”［9］。由此，湘军的武器装备水平得到了提高，而且战争损耗也有了稳定的补充来源。战争局势逐渐向着有利湘军的方向发展，取得了攻克湖口、吉安、安庆等重大胜利，最后攻下太平军首府天京。
在与太平军的作战中，曾国藩看到了从外洋购买的轮船航行速度快，炮火射程远，由此认识到了长期闭关自守的中国与西方之间的差距，于是他寻求变革，把魏源提出的“思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主张变为了大规模的实际行动，和左宗棠、李鸿章等洋务派一起开启了渐图自强的洋务运动。他们创办了安庆内军械所、江南制造总局、福建船政局及天津机器局等近代工业;网罗了徐寿、华蘅芳、李善兰等一批包括数学、化学、天文、机械制造等专业的科技人才;设立了翻译馆，翻译刊印英、美等国化学、航海、开煤及汽机制造等外文著作，选派了一批幼童赴美国留学。虽然洋务运动的本质是挽救清政府的统治危机，最终因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宣告失败，但出现了短暂的“同光中兴”，为晚清中国的发展开辟了新式的道路，其重要意义在于加快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
四、地方的地主武装成为了国家军事的支柱
在湘军组建以前，地方的武装力量以团练形式存在，其主要职能是保卫乡里，维护地方社会治安。其来源为地方各户出丁，不脱离生产，人员也参差不齐。虽然平时有训练，但出战机会很少，缺乏实战经验，而且大多为地主豪绅中有权势的人把持，所以战斗力弱小。各地都有团练，整体看来队伍庞大，但相互没有多少联系，训练内容和方法各地又有不同，而且各听其主，很难形成统一指挥和调度。地方武装力量在人数上具有一定优势，但是在有规模的实战中是发挥不了多少作用的。自湘军出现以后，这种局面就得到了较大的改变。曾国藩是仿照明代抗倭名将戚继光营制组建的湘军，湘军的编制大小、选将、招募、训练等许多重要制度都采自戚继光的成法。所以其选兵制度、选兵标准有别于清政府的八旗和绿营，更与当时的地方团练不同。在选将上，鉴于八旗、绿营将不知兵，兵不用命的弊端，曾国藩规定凡统兵必亲自招募，各级层层挑选以成军。“带勇之人，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急急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四者似过于求备，而苟阙其一，则万不可带勇......大抵有忠义血性之人，则四者相从以俱至;无忠义血性，则貌似四者，终不可恃”［10］。选兵上，一定由将官在原籍招募，并取具保结。管理上，曾国藩强调以训为首要，十分重视向将士灌输礼法，精神感化，并在军中发放《四书》《孝经》以教导全军。亲自拟定《爱民歌》《劝诫营官四条》《扎营之规》《行路之规》《开仗条规》等军队纪律，并强化执行。所以在八旗、绿营不断腐化衰落，战斗力大大下降的同时，湘军由于纪律严明，训练有素，其战斗力变得越来越强大，逐渐成为晚清主要的军事力量，使得清政府越来越倚仗湘军，湘军在整个清政府中也变得越来越重要。虽然湘军在攻克天京后为打消清朝廷的顾虑进行了较大规模的裁军，但在之后，无论是在征剿山东捻军、平定陕甘回乱等平定内乱上，还是在从沙俄收回伊犁、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等抵御外来侵略上，湘军依然发挥了主力军的作用。
所以，从咸丰初年因太平天国而组建湘军开始，在清朝后期咸、同、光三朝，湘军无疑成为了清政府的军事支柱，它缓解了这个腐朽没落王朝的统治危机，迟缓了灭亡，还出现了回光返照似的中兴。湘军在推动中国向近代化发展，捍卫国家主权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五、促进了湖南地区的人才辈出
曾国藩对人才的重视，早在京城为官时即有体现。道光三十年(1850年)，他已在清朝廷为官十年，官至礼部、兵部右侍郎，正二品。应道光帝诏令陈言，他就直揭官场“委靡因循”、官吏“畏葸”“柔靡”。提出“今日所当讲求者，惟在用人一端耳”［5］6，并进一步提出了“人才有转移之道，有培养之方，有考察之法，三者不可废一”［5］6。还结合京官办事弊端详细阐述了转移之道、培养之方、考察之法具体内涵和做法，担心国家一有艰巨，必有乏才之患。可见曾国藩认为人才对国家之治的重要和目光的独到。咸丰二年(1852年)，太平天国以破竹之势一路攻城北上，曾国藩在家守制，遂以在籍侍郎身份帮办团练，组建了湘军。湘军的最大特点是文人带兵，聚集了一大批动机不同但具有各种才干的人物，高级将领中十有七八是读书之人。据李鼎芳所编《曾国藩及其幕府人物》记载，不到90人的曾国藩幕府中，进士19人，举人18人。曾国藩重视人才，知人善任，平时注意对身边人的观察和甄别，一段时间，他将对人日常观察所得印象诸如学识、能力、性格优缺点等信息，记录于预制的表格内，便于委差时因人施职。战时更是重视对人才的合理选用，所以湘军将领中鲜见有庸才。湘军这个舞台，为人才的成长提供了土壤，历练出了许多国家栋梁之才。曾国藩更是有功必赏，凡是立有军功者，都向朝廷举荐。十多年中，湘军将领包括曾国藩自己升至总督的有17人，其中湖南人有13人;升至巡抚的有22人，其中湖南人有12人;升至提督、总兵、布政使、按察使的湖南人更是多达140多人。形成了“中兴将相，什九湖湘”的现象。
无疑，因湘军的崛起而出现的近代湖南人才群体，是湖南人天下之责的群体觉醒，是曾国藩引领了这一风尚。湘军使得湖湘弟子满天下，无湘不成军!同时，这一群体的出现，对后来戊戌变法中湖南人才群体的形成有一定的影响。
六、结语
每一支军队的建立对于一个时代的发展都会产生非常大的影响，在清末之际建立起来的湘军无疑对清末的社会影响颇深。湘军的创建，对清政府创建军队以来是一个前所未有的事件。对于清末的社会而言，无疑是一个极大的推动和一个重要转折点。正是因为湘军的建立和发展，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为代表的一系列汉人官员在满清政府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地位和重视。同时，湘军的募兵制度与清政府的募兵制度相比更加的先进也更加的完善，间接地改变了清政府的募兵制度。在近代化的征程中，湘军的建立与发展是一个极大的推力。也正是湘军的出现和发展。地方的地主武装开始变成国家军事的一大支柱，清政府逐渐成为一个躯壳，走向没落和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