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上半叶，通过明治维新强大起来的日本逐步试图蚕食控制乃至灭亡中国。先后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和全面侵华战争，在盟国的帮助下，中国人民最终夺取了抗战胜利，在14年的抗战中，有大批中国人为日本，内地伪政权和伪满洲国、伪蒙古政权效力，他们被称为“汉奸”。
但是，这些汉奸中，有那么一小部分人，他们良知未泯，委身于敌营，甘冒奇险，用各种方法为抗战胜利作出贡献。其中就有一位幕后英雄，他因生活所迫，身在日方担任翻译官，接触许多绝密情报，在李宗仁的感召下，接连送出关键情报，是著名的“台儿庄大捷”的关键人物，可以不夸张地说，没有他，台儿庄大捷可能不会出现，但是，抗战胜利后，他还是多次被贴上“汉奸”的标签，不得不远赴日本定居直至去世。值得庆幸的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他的历史功绩终于逐渐得到官方承认，这无疑是他希望看到的，他就是鲜为人知的“超级间谍”——夏文运。
与日本渊源颇深，“九一八事变”后因失业被迫为日本人担任翻译官
1905年，夏文运出生于今大连市金州区七顶山满族乡大朱家屯，自小就读于日本人所办的中小学，据说他的日语说得比一般日本人都好，因此，1919年考入旅顺师范学堂读书，毕业后因成绩全优，被日本控制的“满铁”公司资助到日本读书，毕业于日本明治大学法科。1931年春回国应聘为盛京冯庸大学教授，兼任校长冯庸的秘书。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因学校内迁，夏文运失业了，生活陷入困顿。机缘巧合之下，夏文运被人介绍到伪满洲国的政府机关工作，后来因为夏文运日语好，又有在日本的生活学习经历，担任了关东军司令部情报课长和知鹰二的随身翻译，并且受到重用，与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岗村宁次等日本高层军官关系密切，可以接触到很多高层的情报。
爱国之心未泯，夏文运被桂系军阀李宗仁发展为内部线人
在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前，日本人就有继续占领中国土地的打算，为了对抗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政府，日本人多次试图拉拢和收买地方军阀，试图分化中国政治和军事力量，占据广西，实力强劲的桂系军阀也成为日本接触的目标。
1935年，和知鹰二奉命与李宗仁见面接触，夏文运也跟随和知鹰二与李宗仁多次见面。在接触的过程中，李宗仁很敏感地感觉到这个中国年轻人爱国之心犹在，便私下找机会把夏文运约到家里交谈。果然不出所料，当李宗仁对夏文运提出“你的家乡都被日本人侵占，你为何要还要为日本人做事”的问题，这个问题立刻击中了夏文运内心深处最柔软的东西。
此时的他虽然为日本人做事，却良知未泯，从来没有忘记自己的根在哪里，却不得不以为侵略者服务来维持个人生计。甚至为了避免被别人知道自己的底细，夏文运在对外交往的时候，甚至把名字都改掉了，因“夏”与“何”字在日语中发音相似，他对外一直称自己叫“何益之”（益之是他的字）。
想到自己背负上“汉奸”的骂名，夏文运禁不住流下了眼泪。李宗仁看到这种情况，感觉可以争取一下夏文运为国家效力。便紧跟着又问了一句：何先生，假如中日之战爆发，你愿不愿意替祖国尽点力？夏文运听后，一边擦拭眼泪，一边表示同意：如有机会报效祖国，当万死不辞！
从那时候开始，夏文运便正式成为李宗仁的高级情报人员，两人通过秘密电台和专用密码进行单线联系。
“台儿庄大捷”得到夏文运鼎力相助
抗战之初，在淞沪会战失利，南京沦陷后，为彻底迫使蒋介石投降，日军打算南北夹击攻取战略重镇徐州，在危难之际，国民军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率领一帮杂牌军，经过浴血奋战，取得了“台儿庄大捷”的胜利，大大提振了抗战信心。
实际上，除了前线将士奋战之外，“台儿庄大捷”还有赖于李宗仁及时准确的战略部署和兵力调动，这都离不开夏文运源源不断的准确情报。
当李宗仁因兵力有限，无从判断日军的南北两支军队的战略部署时，夏文运从上海发出绝密情报:日军南动而北不动。于是李宗仁就把张自忠从北面调到南面，在淮河一带挡住了第十三师团。
当日军在南面战线受阻，日军大本营命令甲等师团板垣师团向南进发。又是夏文运及时通知李宗仁:板垣师团将从胶济线南下。李宗仁急忙将庞炳勋军团调往临沂，以阻止板垣南下，庞炳勋军团只有5个步兵团，战至3月中旬，已渐渐抵挡不住日本号称"陆军之花"板垣师团，遂又向李宗仁请求支援，但此时国民党军队南北战线都很吃紧，李宗仁不敢贸然调兵遣将。李宗仁十分苦恼。
就在此时，夏文运又送出绝密情报:日军北动而南不动。正是凭借这份关键情报，促使李宗仁下定了从淮北前线抽调张自忠北援的决心，这次兵力部署取得了胜利，彻底粉碎了板垣、矶谷两师团会师台儿庄的企图，从而为台儿庄大捷创造了条件。可以说，如果没有夏文运的及时情报，李宗仁凭借手里现有的西北军、东北军、川军和桂军等非中央军，能不被日军吃掉就不错了，哪里还有机会取得“台儿庄大捷”的可能？
夏文运此后只要有机会就送出自己掌握的绝密情报，帮助李宗仁掌握日军动向，直到1939年一次国民党高官在被采访时无意间泄露了情报来源，导致了日本人开始怀疑夏文远，到了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时，日本人终于发现了这个超级间谍，立即在上海展开满城搜捕。夏文运东躲西藏，躲到了香港。
此时的他仍然背负着“汉奸”骂名，费了好大功夫才洗脱了汉奸嫌疑，返回山西继续从事情报工作。
抗战胜利后，夏文运仍无法摆脱“汉奸”标签，最终远赴日本定居
抗战胜利后，1946年，本以为可以迎来新生活的夏文运被军统头子戴笠逮捕入狱，理由是抗战期间为日本人卖命，李宗仁闻讯后亲自出面保释夏文运，这才使得他摆脱牢狱之灾。但夏文运的厄运还远没有结束。新中国成立后，夏文运再次以涉嫌为日本人做事的名义遭到通缉，又被上海卢湾区警察局逮捕，后经进一步调查核实，夏文运在职期间曾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经常帮助八路军进行物资运输，并掩护、解救过包括无产阶级革命家董必武在内的多名领导干部的生命，在上海市委情报委员会书记吴克坚的关照下，夏文运被无罪释放。但是，经历了两次入狱的夏文运，担心再次受到不利影响，最终在上世纪50年代初变卖了自己的家产，携日本籍家人先是前往香港，后又赴日本定居，从此不再踏上祖国土地，以经营日本料理店为生。1978年，夏文运在日本去世，享年72岁。
淡泊名利，去世多年功绩终获国家承认
必须指出的是，夏文运甘冒奇险，忍辱负重，为国家提供绝密情报将近7年，却拒绝收取报酬，夏文运62岁时写了一本书，叫做《黄麈万丈》，里面也没有记载关于他为国家提供情报，帮助抗日的事迹。夏文运也一直保持着自己中国国籍的身份。
另一方面，有良知的人们终究没有彻底遗忘夏文运的历史功绩。作为深知夏文运作为的桂系人物李宗仁在1965年回国后，时常提及夏文运，在他晚年所著的《回忆录》中，他对夏文运带来的情报以及由此带来的帮助赞誉有加:“何君（即夏文运，化名何益之）冒生命危险，为我方搜集情报，全系出乎爱国的热忱。渠始终其事，未受政府任何名义，也未受政府分毫的接济。如何君这样的爱国志士，甘作无名英雄，其对抗战之功，实不可没。”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大陆方面逐渐认识到了夏文运对抗战胜利的功绩。2002年，他的英名已载入《大连人物志》。2011年，夏文运故居被列入了大连市重点文物保护名单。他的历史功绩终于得到祖国的承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