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秀成淡然地说：不过一死罢了
李秀成是在天京被攻破的第四天，即1864年7月22日，在天京东南的方山遭到诱捕的。他的被捕有很大偶然性，是湘军的一个意外收获。
湘军围困天京两年，战死九千人，得传染病死二万五千人，耗费钱粮一百万，得到的却是一个被洗劫的空城。如曾国藩幕僚赵烈文所说：“而破城之日，全军掠夺，无一人顾全大局，使槛中之兽，大股脱逃。”湘军上下，因为忙碌于抢掠，使陷城中的太平天国重要和次要人物，包括洪氏家族第二代有名有姓人物，一个都没有搜获，像望王黄文安，竟能混迹在机匠营以度晚年，学王胡海隆、贵王陈得顺等也是在城破后若干天，经人举报才遭捕拿的。湘军顾忌于他，在城里城外没有抓到一个要犯，这使曾国藩哥儿俩很难自圆其说。而李秀成的被捕，总算是一个弥补。
因此，曾国藩后来把李秀成供词所写的“是以被两个奸民获拿，解送前来”，用朱笔改为“遂被曾帅官兵拿获，解送前来”；到抄送与北京王朝和刻板时，又改为“遂被曾帅追兵拿获，解送前来”。他之所以一改再改，就是要突出攻破天京，湘军所立的大大功劳是拿获了李秀成。
李秀成本来是可以脱险的。他因骑的马劣，力不足，又未得食，于7月21日天明之时落伍走散。他向西踽踽而行，不知不觉间来到方山顶上的破庙海会寺。
据他后来的供词说，他在山上因天热乘凉，便将随身绉纱捆带的珍珠宝物吊在树下。山脚下涧西村的百姓发现他是忠王，便有意掩护。他为表示感谢，要将所吊之物相谢，不料已为另一批百姓取去。这帮百姓要平分，那帮百姓说：“此物是天朝大头目方有，他人不可能有。你把他交出来，我们才答应平分。”两股百姓由此争吵起来。因而藏身不住，被告发捉拿。
据今人调查，告发李秀成的，是正在方山砍柴的涧西村二流子王小二。他来到海会寺看见了李秀成，就下山告诉村董陶大来。他们带领人众上山捉拿了李秀成，将其押送到萧孚泗营。萧冒为己功，亲送李往曾国荃处。
还有一种版本，乃是曾国藩另一幕僚薛福成事后所调查的，说陶大来原本是要赴太平门外李臣典营告密的，路过钟山，腹中饥渴，就在附近萧孚泗营的某相识伙夫处休息，闲谈中漏嘴说及此事。伙夫对亲兵说了，亲兵报告了萧孚泗；于是故意宴请陶大来，让他不得脱身。萧自领亲兵一百余名飞奔涧西村，将李秀成押解而归。
两说稍有不同，但李秀成终究是成了湘军的阶下囚。
7月23日清晨，曾国荃熟睡之中，听说李秀成已被拿到，朦胧之中，当时仅穿短衣，便急于赶出来审讯。李秀成被放置囚笼中，由四个健卒抬来。曾国荃端坐大堂，列兵如临大敌，数次问话，李秀成傲然视之，不发一语。曾在众人面前，太丢面子。他手握铁锥，对着李秀成遍体狠刺，血流如注。李秀成把身直立，大喝道：“曾九，各为其主，且兴灭无常，今偶得志，遽刑我乎?”
曾氏幕僚赵烈文怕曾国荃当场把李秀成杀了，不好交代，随着附着曾的耳朵悄悄地说：“这是大酋，不可随意处刑。”曾更加暴怒，于座位上跳起来说：“此土贼耳，有什么必要留下来，难道要送往北京去吗?”说着又命亲兵拿着小刀子，狠狠宰割李秀成的手臂和大腿，鲜血不断地流下来，而李秀成仍旧挺直胸膛，毫不为动。
这时，天王老兄洪仁达也被捆缚了进来。曾国荃命亲兵如法炮制。洪仁达倒也有种，表现得非常坚强，忍着全身疼痛，闭口不说一语。后来曾国藩也亲加审讯，洪仁达仍是冷目相视，不予理睬，搞得他很尴尬，只得向皇帝报告，此人“如醉如痴，言必称天父”，显示对敌的蔑视。洪仁达有知彼之明，懂得乞求只有遭来羞耻，带来更大伤害。他保持了应有的气节，站在太平天国立场上也是应该肯定的。可是近年有人写剧著本，搞形象思维，为了贬值洪氏兄弟弄权，制造天国高层的两条路线，根据传统的忠奸范儿，有意把他说得卑鄙、屈膝贪生怕死，这种唯心史观，实在是文化人不应执有的态势。
曾国荃发足了私愤，过后命手下制作了两只木笼，一只大些的木笼关押李秀成；另一只小些的木笼，关押洪仁达。大笼可以舒转身子，小笼只能容身。他正是煞费心思。
当晚，赵烈文等幕僚与李秀成作了一次谈话。李秀成谈了其前半生涯。还说了：今天京已经失陷，我也被绑缚，你观察当今天下难道真太平了吗? 接着又自星相学证明，外国人将使中国不安宁，这在十余年后必能见到。赵烈文问：“你现在有什么打算?”李秀成淡然地说：“不过一死罢了。但环视江南各地还都有是旧部，如能允许我写封信，让他们自行解散，并得到妥善安排，免得无辜的死去，我虽死也无憾了。”
佛教《大乘经》有说，杀了一人能救众人，这就是菩萨行。《华严经》也有相似的话。李秀成未必读过《大乘经》或《华严经》，但这是一种农民领袖舍己为人的思想和行为。他和当年被俘后的陈玉成、石达开都有同样的理念：“自己可以死去，但愿部下得以保全。”
李秀成连续写了十天，写了“天朝十误”、“招降十要”
当时，李秀成并没有写供词。
直到五天以后，曾国藩由安庆来到南京。当晚，曾国藩初审李秀成，他装得有点和善。当李秀成戴着镣铐进来时，他故意看了对方很久，然后以怜悯的口气说道：“你就是李秀成吗，你亦是一条好汉呢。可惜！ 可惜！”还说， “人杰也，不早遇知己，乃如此。”李被触及心境，哭了。这时，他所执持的倔强气终于消解了。
曾国藩命令除去李秀成手铐和脚镣，为他治疗，放进禁闭室。
两天后，李秀成开始写供词。
“供词”，俗称是向官方交代。这里顺便讲一句，它本是中性词，并非是贬义。自20世纪50年代后的新中国史家，都将《李秀成供词》改名为《李秀成自传》、《李秀成自述》，以表明站正太平天国立场。其实李秀成所写虽有个人行事，但在敌人威逼中，很多文字是言不由衷，故意歪曲，阿谀奉迎，算不得是个人自传、自述，只能算作“供词”；“供词”者乃被审讯者交代，所以本书即恢复原有旧称，仍用“供词”。
李秀成供词写了太平天国始末、重要人物和自己的主要活动，和所谓“天朝十误”等失败因素。在曾国藩第二次谈话后，他又另写了“招降十要”。
李秀成供词写得很用心、认真，写作者为使它能为审讯者保存下去，也在用语造词上痛下功夫。连续写了十天，长达五六万字，因而引起当时和后世人们的注意和讨论。20世纪30年代流行一种说法，是借托李秀成写供词的目的，说李秀成自称：“太平天国史已被焚，此供可为国史。”，但是李秀成不是史学家，他的笔录并非为留作国史。
李秀成被俘后，原以为像他那样的身份，那是受尽欺凌、侮辱，必杀无疑了。
曾国荃对他凶狠有加，他是冷眼相视，漠然对待。
不料曾国藩对他很和善，去其镣铐，客礼相待，这又出乎他的意料。故在供词里，他处处吹捧曾氏兄弟；凡提及他们时，就处处流露出感恩戴德的情感，并阿谀奉承，说“中丞大人(曾国荃)有德之人，深可佩服，救世之人”， “中堂(曾国藩)恩深量广，切救世人之心”， “老中堂大义恩深，实大鸿才，心悔未及”。在提及湘军时，他亦大肆夸奖，说他们稳健不摇，冲锋猛战。而为了显示已才不凡，又处处诋毁非湘军，如淮军、老湘军和绿营。他的意愿，是讨好曾氏兄弟。
李秀成此类的话说得甚多，也相当肉麻。他没有想到自己的对手是颇经世事，有政治阅历的曾国藩。曾国藩稍加思索，就能发觉李秀成的别有用心。李秀成真是太天真了，更没有想到，自己越是阿谀讨好、灌米汤，却正适得其反；尤其是传言颇广的，他竟然劝曾国藩做皇帝，更遭曾所忌。
相传咸丰帝生前曾许诺，谁首先攻下金陵(南京)就封为王。曾国藩统率湘军竟攻陷天京，辛勤倍至，但没有封王，就是三等公爵也不与，只是折为一个侯(曾国藩)、一个伯(曾国荃)，一个子爵(李臣典)、一个男爵(萧孚泗)。如此失信，很为人愤懑，此时湘军之盛，遍及东南半壁，因而传说如彭玉麟有与曾国藩说：“东南半壁无主，老师岂有意乎?”王闿运、左宗棠、郭嵩焘等均有类似劝说。据记载，曾国藩家人相传，当年李秀成也劝说过，要他做皇帝，曾国藩不是“不干”，而是“不敢”。若如是，李秀成仍是以自己单纯的农民思维和理念认识曾国藩的。他对拥有中华道统学说的曾国藩极不了解。曾国藩应该认定他是从来未想到做皇帝，也不愿做皇帝。“依天照梅花无数，流水高山心自知”。
也有人说，李秀成是假投降，他是仿效三国蜀汉姜维故事。李秀成很爱读《三国演义》，其言语和行为确实多有受《三国演义》的影响。但说是学姜维唆使受降者钟会割据西蜀，似也过于想象、推理。李秀成至少知道，他本人仅是一个囚犯，此时此地他已完全没有姜维仍能直接指挥本部人马的资本，况且是“败军之将，不可以言勇；亡国之大夫，不可以图存”。李秀成应该懂得学不得姜维，也学不了姜维，曾氏兄弟也非姜维。年过半百的曾国藩，当时早已持“为家为身者，欲以‘退让’二字保全晚节。此诚忧盛危明之定识，恃盈保泰之定议也”。
曾国藩从来没有想做皇帝。他不是“不敢”，而是“不干”。他作为圣教传人，一代夫子，所谓中华道统的卫护者和继承者，被称为是自孔子、朱熹、王阳明等以来的最大完人，其声誉、影响，足以超过帝皇百倍。他现在的聪明行为，将是功成身退，学张良从赤松子游，何必因此冒天下之大不韪呢。李秀成的认识绝对是错了。
李秀成在供词中多次谈到他人的投降，如艳羡韦志俊的投降行为，用银买通刑部保救陈得风因叛被捉事以及放纵苏州郜永宽、周文嘉等叛降，凡此情事，侃侃而谈，以蕴含自己被囚中的心路。
也许李秀成没有想到投降。但不管李秀成当时出于什么动机，他在所作供词中的任何自侮自辱文字，都为自己的声誉带来了不应有的损失。
李秀成奋笔疾书，连续写了十天供词。他的文化程度并不高，且当时全身有伤，但供词写得有条不紊，粗细浑合，娓娓道来，很有文采。
曾国藩对李秀成的供词很注意，每晚待他一写毕就索去审阅，还边读边作删改。李秀成奋笔疾书，一气呵成，每天可写七千字，共约六万余字，但现今见存的手迹却只有27818字，其余都给曾国藩毁掉了。据称，其中最多部分就是劝曾国藩做皇帝，也有的是谈及天京窖金，阿谀湘军，诋毁满洲八旗、绿营和其地各支清军等。这些都是忌讳的，不可为外人道传的。
李秀成在供词里有时常显示意气自扬，本也遭曾国藩所忌。当在投降后被俘的鬆王陈得风，被押解前来见曾国藩时，见到囚中的李秀成，即长跪请安，如此更使曾国藩见嫉，以为李秀成即使在笼中还有如此威信，要是脱身，那正才是不可思量呢。
曾国藩原来打算献俘，将李秀成槛送北京。他在安庆时，就向清廷的报告中作了请求：“李秀成、洪仁达应否献俘，俟到金陵后，察酌具奏。”但这时他变了原意，决定就地处决李秀成。
言多必失，李秀成说得太多。在秦骂楚，在楚骂秦。他既然在供词中谩骂洪秀全，难道就不会在北京揭露曾国藩和湘军吗? 如湘军的冒功，包括所谓在破天京三天里杀了太平军十余万人等。
在杀死李秀成的前夕，曾国藩还假惺惺地设宴款待李秀成。这时，曾已接到北京发来的圣旨，命速送李等往赴北京。李当然不清楚内情， “有乞恩之念”，自以为凭己之诚信、能量，尚有使用价值，可以得到解脱。曾国藩却若无其事地说：“我不能做主，要听圣旨决定。”实际上，他早已与赵烈文等亲信幕僚商及，决定擅自先杀死李，以除后顾之忧。
李秀成受骗了。
翌日，即8月7日清晨，曾国藩命候补知府李鸿裔通知李秀成：今天要处决他。李秀成面无蹙容，也许此时此刻，心理有所准备，做出一副无所谓的姿态，说：“中堂厚德，铭刻不忘；今世已误，来生愿图报。”
傍晚，李秀成谈笑自若，从容走上刑场。供词也没有写完，据赵烈文《能静居士日记》记载， “李秀成还在临刑前作有《绝命词》十句，无韵而俚鄙可笑。付监刑庞省三，叙其尽忠之意。”
此词当时未见有记载。20世纪70年代初，上海图书馆的葛正慧先生介绍，几年前，王重民先生来沪期间，与他谈及：当时有安徽歙县茶商汪某，于天京失陷后路过南京，闻外国传教士所述此词。据传教士说，此词系得自两江总督衙门，乃李秀成临刑时所作，为传递者事后追记，此后就在衙中传诵。汪某就记录于账册中，在澳门推销茶叶时将它传播。有澳门人手记了其中两首：
新老兄弟听我歌，我歌就义活不多；
心有十条亲天父，不容天堂容妖魔。
新老兄弟听我歌，天堂路通休错过；
太平天日有余光，莫把血肉供阎罗。
词是广西山歌体。据称，其余八首的第一句，都和此两首的第一句相同。每首内容亦都是劝人敬天父，死后可上天堂。
李秀成被杀死。曾国藩对他算是例外照顾，不采用前两天对病重的洪仁达所施行的凌迟极刑，只是斩首，一刀了之。
事后，曾国藩却对北京朝廷报告，圣旨由安庆转到南京已迟了四天；怕有不测，已将李秀成处死了。先斩后奏，既成事实，清王朝明知就里，也只得不了了之。
李秀成被杀后，头颅被装在一个小木笼里，由一个差役拎着，另一个差役鸣锣吆喝，在江南李秀成曾经活动地区，沿途传示。
曾国藩为表明自己心迹，甚为重视李秀成所写的供词。他在亲自审讯以后，又特命赵烈文、庞际云等得力幕僚进行分段、誊抄，一式多份，尔后分发各地督抚。此外，一份连同奏折送缴北京军机处存档；一份就交安庆付梓、刻印；一份快马递送到上海，译成英文，由海关出版，后上海基督教长老会的出版社印刷、再版。《北华捷报》在 1864年10月还分三期整版连刊。1865年,上海 Presbyterion mission press为集印成册,公布于世。
《李秀成供词》引起中外注意。
李秀成供词真迹
主持江西军务的杨岳斌将它再刊刻发布，以图影响时在江西的李世贤等各路太平人马。因为供词中只捧湘军和曾氏兄弟，对他人且多加诋毁，包括时为江苏巡抚，已开始红紫闪光的李鸿章。李秀成供词多有蔑视淮军，说他无用。李鸿章读了颇为愤懑，向曾国荃发泄。曾国荃不得不加以疏解：“李秀成屡经雄师击败，所陷江浙诸郡县皆为部下攻克，私愤已久，故作此诋毁之词。家兄忙中未及删改，弟别毫未闻及，此事至今亦未阅过一遍，可想见其疏矣。乞恕，乞恕。”(《曾国荃全集·致李鸿章》)
李秀成是个重要的历史人物，其人功罪与否，所谓大节晚节，在20世纪的中国社会曾几番成为讨论热点。但他所写的供词，正如梁启超所称：“被俘时之供状，为考证洪杨内部情状之第一等史料。”
白纸黑字，铁证如山。它是中华两千年封建社会里最长、最详的一份出自农民将帅的文字，自有很高的历史和文化的价值。
1960年9月，郭沫若有七绝《读〈忠王李秀成自述〉》两首记之：
其一：
误民当日叹无涯，含英归阴恨也赊。
遗悔谆谆防鬼反，英雄碧血洒黄沙。
其二：
八月羁困奋笔诛，满篇血泪跃玑珠。
奴才自昔横于主，毁了忠王更毁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