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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祺瑞“孚威将军”的桂冠并没有能使“秀才将军”吴佩孚继续留在皖系的战车之上，而1918年6月中旬徐树铮擅杀陆建章一案的被披露，不但在北洋政府内部引起了强烈的震动，而且也加速了北洋系内部和战两派的分裂。
1、陆建章之死
陆建章，字朗斋，安徽蒙城人，以武备学堂毕业生参加小站练兵，故其在北洋系中属于元老派资格的人物。民国二年，任过袁世凯时代的北洋政府军政执法处长，杀人如麻，因故有“陆屠夫”之称。人称，陆每杀人，常先请人吃饭，再于送客时从背后把人开枪打死，故人又称其请客红柬为“阎王票子”。
陆建章与段祺瑞之间的矛盾和夙怨是从袁世凯时代便开始植根的。1914年6月，袁世凯以陆镇压“白朗起义”之功，任其为陕西都督，旋升为咸武将军、督理陕西军务，加封一等侯爵。但手捧“圣旨”的陆建章却无法上任，因为,当陆一入陕，便遭到了陕南镇守使陈树藩的驱逐。后有人告陆，陈树藩之叛，实为段祺瑞所指使，陆因此对段恨之入骨。
因此，袁世凯死后，当北洋系内部因对南政策分歧而发生分裂后，陆建章一直列名于直系，并成为主和派幕后的重要活动者。1918年2月，冯玉祥在湖北武穴通电罢战、反皖主和时，陆正在冯的幕中，据说，冯的这个通电就是由陆建章促成的。是年3月上旬，由柏文蔚、孙毓筠等组成的以反对皖系主战干将倪嗣冲为目标的“安徽讨倪军”成立，陆建章就是这个军的总司令。此后，陆建章一面积极联络西南唐继尧、陆荣廷等人，一面在北方军人中运动各种关系，联合发动反战倒皖，并且取得了相当的进展。
在孙毓筠于1918年4月中旬一封致日本友人宫崎滔天的信中，对陆建章的反皖主和联络西南及其与直系反战势力之间的联系，有着详细的介绍，其中称：
……去冬以来，陆荣廷、唐继尧、谭浩明等皆与陆建章接洽，密电往还，咨商军事，几无虚日。近日唐继尧复电邀陆建章赴川，请其任攻陕总司令，率领川滇军及管旅（即驻汉中之陕军管金聚旅，该旅自旅长以下皆为陆建章旧部，并于1918年4月奉陆命宣言与护法军一致行动，并联合川滇军进攻皖系陕西督军陈树藩）。
入陕讨伐陈树藩，事定后，即以陕西督军一席相嘱。陆建章因另经营山东、安徽及江苏之江北等处，正在积极进行，且疏通三省之北军，日有进步……陆建章素具野心，北方军人十九皆系同学或系旧部，去岁王金镜、范国璋、王汝贤等之不战而退，及李纯、王占元、陈光远、李奎元、阎相文、冯玉祥等之反对主战，皆陆建章一人暗中疏通之功。近日管金聚、杜廷秀等宣布与西南一致行动，为陆所主使，尤其昭著也。
陆建章在北洋系内的活动不但对段祺瑞的“武力统一”构成了严重的威胁，而且也直接破坏了皖系势力在安徽、山东及陕西各地的统治，因此，徐树铮也便决定向这位专给别人送“阎王帖子”的“陆屠夫”送上一张“阎王帖子”了。
尽管徐树铮在陆建章被杀以后曾公开发表通电，承揽了杀陆的全部责任。但有材料表明，这次皖系有预谋的对陆建章的谋杀是得到了段祺瑞的命令，而段祺瑞此举的确切目的显然是为向阻挠“武力统一”的直系主和势力示威，企图以此达到杀鸡吓猴的目的。因为，有情报透露，陆建章6月中旬入津系受到冯国璋的邀请，其时曹锟正“告假”返京，督军团再次在天津开会，讨论继续对南用兵问题。冯国璋暗中授意陆的长子陆承斌请陆建章赴津，其目的在于说服曹锟重回直系，与李纯合作，和西南联络罢兵，使督军团会议变为有利于冯而不利于段的局面。
陆建章的被杀并没有使北洋系内部的主和势力因此沉寂。
恰恰相反，因激愤于皖系的专横擅杀，并出于谋求自保的原因，直系的反战势力在此后却加快了联络西南反战倒皖的步伐，这却是出于段祺瑞的意料之外的。
1918年4月下旬，段祺瑞在武汉巡视车队时，曹锟设宴招待段，徐树铮和湖北督军王占元，河南督军赵倜、山东督军兼对南作战第二路部司令张怀芝、长江上游总司令吴光新、交通次长叶恭绰，财政次长吴鼎昌在座。有人当场告陆建章扰乱山东，请示处分。段大为震怒，当即传下口令，饬各军协拿，就地正法，且申言：朗斋（陆建章字）老同袍，不如是，将法曲于情，在座者连称遵命，唯独徐树铮默然无声。
陆案发生后，直系督军李纯、陈光远便立即致电北洋政府，发出质问，称陆建章未经审判而被杀，死后又夺去官勋，“此后军官人人自危，从何取得保障”。
陆建章被杀后，徐树铮以陆“反对国家政策”、“勾煽军队”、“连结土匪，扰害地方”的罪嫌，致电北洋政府。在其呈请下，北洋政府国务院下令褫夺陆之军官、军职、勋位、勋章。
2、曹锟的北返
为了报复皖系对陆建章的擅杀，江苏督军李纯于陆案发生后在其督署“连次召集各镇使密议，以陆某为词，筹计着手办法，所议无非破坏北洋大局”。
在李的组织下，江苏方面派人赴湘“运动扰乱”，其在上海征集的名为“行杀党”的暗杀团体分为二股：“一处赴京奉，一处赴湘省”，对主战派进行了恐吓”。
在上海的国民党的倒段势力也不失时机地利用陆案在北洋系内部造成的影响，积极活动，与李纯相呼应，“在沪党首孙少侯、李征五、孙洪伊于6月17日秘密会议，设法鼓动陆建章旧部，附和西南，反对中央”，并派人“潜赴湘、皖等处，从事运动”。
曹锟再次成了北洋系内部和战两派瞩目的人物。陆建章被杀发生时，正值天津督军团会议召开之际。而曹自5月底自两湖前线自行北返后，在天津再度召集督军团会议，目的就是在督军团内部运动寻找同盟，谋求主和罢战。这时的段祺瑞仍然通过各种途径，希望能说服曹锟再次出马，敦促吴佩孚继续向南作战。
但是这时的曹却一改长期以来对段祺瑞的敷衍和应付，断然拒绝了段关于放弃天津会议并召其赴京参加讨论第五期作战计划的军事会议的邀请。在随后天津督军团会议上，虽然身陷于皖系包围之中的曹锟对于段祺瑞的“武力统一”并没有公开的批评，但其所开列的继续对南作战条件已经使人们看出，曹锟并没有继续进攻西南的诚意，也绝不会继续为皖系作武力统一的前驱了。
这三个条件包括：
(1)中央预算经费；(2)具体规定四省经略使之职；(3)军火暂由奉天借拨，并须取得德州、上海、汉阳三个兵工厂的管理权。
6月中旬，曹锟北返后，为了稳住曹锟继续作皖系的打手，段祺瑞特别下令升曹锟两湖宣抚使为“四省经略使”，经略范围为四川、广东、湖南、江西四省，是为民国以来最大的地方官。印铸局曾奉命为曹锟铸造了一颗重逾二斤的银质经略使大印，以示崇隆。但此时川、粤、湘、赣四省均分属于皖、直及广东护法军政府各方，曹锟的势力根本无法控制上述各省。因此，这个四省经略使不过是一个虚职而已。
而且曹锟表示，上述三项如有一项不能满足，则前方作战将毫无把握，他本人亦无法确定再次南下的日期。
3、新直桂同盟的成立
事实上，这一时期的吴佩孚已从上月（5月25日）开始与湘军代表在耒阳和南军将领赵恒惕、林修梅等会商停战事宜，并且已经取得了相当的进展。不但吴佩孚密电曹锟，明确阻其再次南下，而且随着奉军的大举入关助战，曹锟通过对南作战谋取副总统的希望也变得十分渺茫了。
此时的吴佩孚在攻克长、岳之后，已奉曹锟之命，移师湘南，停止了战斗。由于受到曹锟的影响,7月份举行的新一轮天津督军团会议对于“武力统一”的态度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尽管与会的多数代表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反对“武力统一”的态度，但却纷纷向北洋政府索取军饷，并纷纷表示，没有钱就不再出兵打仗。因此，这次天津督军团会议在对南继续用兵问题上毫无结果。
为了应付继续战争的需要，7月30日，段祺瑞下令，以北洋政府陆军总长段芝贵的名义，再次与日本泰平公司代表高木洁缔结日金二千二百四十七万日元的第二次军械借款合同，议定由日本方面交付军械、充作现款，以充实段祺瑞的军事实力。尽管这笔军械借款对于当时的北洋政府来说已是一笔巨额外债，但对于当时狮子大张口的各路南征军来说，却是僧多粥少。段祺瑞的“武力统一”也因此陷入内外交困之中了。
6月15日吴佩孚与湘南护法军方面停战协定的签订，成了扭转南北战局的关键性事件。这场谈判于5月25日在湘南耒阳开始，历时近三周。这一时期，南方除湖南方面的赵恒惕、林修梅与吴直接进行了交涉外，陆荣廷等西南势力亦同时通过湖南方面与吴佩孚建立了联系。
在6月16日公开的这个“南北停战协议九条”之中，吴佩孚和西南方面共同承诺：
自协议成立之日起，“双方永不开衅，不许他项军队通过，并不受他项军队之牵制。如不幸受武力肋胁迫时，当密为通报，设法对付”，“联军与他项军队作战时，直军决不暗助与干涉”，等等。
按照直、湘停战协定的规定，自协定成立后，吴部将次第撤防北归，湘军将在湘北专门对皖作战，将张敬尧驱逐出湘，收复失地。
随着这个协定的成立，吴佩孚不但实际上在湘南前线停止了对南军的作战，而且也通过湖南方面与陆荣廷结成以共同反对段祺瑞为目标的新的直桂同盟。
由吴佩孚主持下的新直桂同盟的成立和湘南战场的停战，毫无疑问和曹锟的反战态度有着密切的关系，并且与直系的沿江各督取得了一致。
4、马拉松式的电报战
在8月7日，致汉口督军李纯的通电中，吴佩孚没有提到曹锟与这次南北停战的关系，显然是出于保护曹锟的目的，此时离开前线北返的曹锟正陷入了皖系势力的包围之中。但在8月7日的这个通电中，吴佩孚将矛头直指向了以段祺瑞、张作霖为首的皖、奉系集团，并对段祺瑞发动的以日本为背景的内战及安福系把持下的伪造民意的选举进行了猛烈抨击，该电称，自段祺瑞主持北洋中央政府及推行“武力政策”以来：
…兵祸连结，大战经年，耗款数千万，糜费十数省，有用之军队破碎无余，精度之器械损失殆尽。至若同种残杀，尤足痛心…讵中央误听宵小奸谋，坚持武力，得陇望蜀，援粤攻川，直视西南为敌国，竟以和议为逆谋…国亡于外敌，固军人之罪，国亡于内乱，亦军人之羞。此次中央平川援粤，实亡国之政策也。军人虽以服从为天职，然对内亦应权其轻重利害，而适从之，非抗命也，为延国脉也…
在吴佩孚的通电中，除在结尾轻描淡写地加上“曹经使夙主和平，必赞成斯议”一句之外，没有提及曹锟本人与此次直桂联盟有任何关系。
因为至吴佩孚罢战通电发表时，天津已落入了奉军手中，由于陆建章的前车之鉴，吴佩孚对于皖系这个又凶又狠的“小扇子军师”徐树铮是不能不有所顾忌的。同样的道理，我们也不难理解，因反战而离岗北上的曹锟，为什么在数周之后的天津督军团会议上，复又成了对南再战的拥护者。
吴佩孚通电停战后，曹锟一面急急发表通电，电令吴佩孚“遵照中央计划，一致进行，勿得轻信谣言”；一面在南下主持作战的幌子下，借口南行，然后于8月24日，移师保定，脱离了虎口。保定一向是曹锟的大本营，在这里他感觉要比天津安全得多了，自然其对于吴佩孚罢战所持的态度也很快就是另一个样子了。
湘南前线的罢战和新直桂同盟的建立加剧了直皖系之间的矛盾。
吴佩孚的通电发表后，不但皖、奉两系的一些骨干人物倪嗣冲、徐树铮、张作霖等人纷纷发表通电，声讨吴佩孚，主张继续对南用兵，而且段祺瑞本人也亲自向吴佩孚致电，斥责吴私自向南媾和为“干犯纲纪”，戒其勿“妄谈政治”。但段祺瑞的这个“敬电”一出，立即遭到了吴佩孚的断然反击，在吴佩孚的覆电中，他不但反唇相讥，以民元时段在湖北孝感前线通电主和维护共和自拟，同时，针对段祺瑞在“敬电”中提出的“军人以服从为天职”的问题，亦含蓄地向段表示，其所服从者，仅为冯国璋和曹锟两人，而非皖系和段祺瑞：
“学生直接服从者曹使（锟），间接服从者海陆军大元帅(冯国璋)，大元帅希望和平，通国皆知，曹经略在汉表示和平，学生即根据实行，谨守服从，无以过之。”
在吴佩孚同时期的其他通电中，他一面声明，将只以冯国璋和曹锟马首是瞻，一面与长江三督密切地声气相应，对段祺瑞、张作霖进行直截了当的攻击。就这样，围绕着对西南用兵与媾和这个核心问题，北洋系内部形成了以直系和皖奉联盟相对峙的政治分野。
在随后进行的马拉松式的电报战中，段祺瑞继续以一副尊长腔调，引经据典地对吴佩孚大张挞伐，恐吓威胁，但此时的吴佩孚对北方局势却是看得相当地透彻，他深知当时的段祺瑞在北洋派中并没有什么强大的实力作后盾，而同期在段祺瑞身后揎拳捋袖的皖奉系督军们，也大多是各有企图，重于私利而怯于实战。
因此，吴佩孚终于敢以一介师长和北洋政府总理针锋相对，寸步不让。倒是这一时期身陷于北方的曹锟，出于图谋自保的原因，不得不屡屡公开发表通电，斥责吴佩孚破坏“北洋团体”，嘱咐吴珍重与段祺瑞的师生之谊，“勿再意气用事”，但是，对于这种敷衍其事的官样文章，吴佩孚当然是深知其中的堂奥，不屑一顾的了。
5、段祺瑞以退为进的把戏
果然，对于吴佩孚的顽固的拒战态度，段祺瑞始终都无可奈何。当时的曹锟手握重兵，在南北战争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吴佩孚是曹锟的得力干将，而吴的罢战主和显然有着曹锟的背景，曹、吴不愿再战，这场南北战争也就难以再继续下去了。
于此，段祺瑞和徐树铮不得不一面紧催张作霖的奉军火速向湘、鄂、川各前线运动，以替代直军在前线的地位；一面命令前线各军暂取守势，以阻止南军因直军的后撤而急速北犯的势头，巩固其既有的对南战果。
段祺瑞“武力统一”的势头也因此被大大地减弱了。在8月31日的一份向全国公开的通电中，段甚至向国内各界承诺：
鉴于当时新国会选举告成，国内的大选在即，他本人无意继任北洋政府这种以辞职要挟对手，以让步谋求反击的手腕曾经是段祺瑞自步入民国政治舞台以来屡试不爽的伎俩。
凭借这个以退为进的把戏，段祺瑞在北洋政府内驱逐了懦弱柔暗的黎元洪，征服过实力薄弱的冯国璋，但是，当“武力统一”因直系的罢战而陷入僵局，段祺瑞再次向自己的新敌手祭起这个法宝时，手握重兵的吴佩孚就绝不会买他的帐了。
在段祺瑞通电引退当日，吴即再次向段表示了他对罢战和谈不可动摇的态度，并扬言，他将承担因罢战造成的一切责任，并以该师之师长、旅长等在保、永两处的家属作抵押，“俟和局告成，诸事就绪，再北上自请抗言罪”。很明显，吴佩孚根本不相信段祺瑞关于“及时引退”的谎话。
8月中旬，北京“新国会”开会后，新的正式总统选举在即，安福系事实上已完全控制了国会，因此，皖系势力不但可以通过这个新的安福系把持下的国会，牢牢地操纵未来的总统选举，而且，段本人即使在引退后仍然保留“参战督办”这个在当时拥有相当权力的头衔，并因此可以继续控制北洋政府的中央政权。
直系吴佩孚的罢战使一直以此兵力作为“武力统一”资本的段祺瑞走入了死胡同，但是这场战争一开始，段祺瑞也在积极地对皖系的势力进行着扩充。从1918年8月开始相继生效的《中日陆、海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很明显地加快了段祺瑞的实力扩充步伐。
很快地，皖系在日本帮助下编练的三个师的兵力已基本成形，其中曲同丰之第一师驻南苑，马良之第二师驻济南，陈文运之第三师驻保定，连同徐树铮的西北边防军四旅，总兵力约五万之众。
当段祺瑞的这些以“参战军”名义编练的军队建成时，欧战已经进入了尾声，根本无战可参了，于是，这个数目庞大的军队便成了段祺瑞罢战后取代直系，继续对西南实行“武力统一”和建立中央军事独裁政治新的资本，也形成了一支可以对直系直接构成威胁的武装力量。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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