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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初，吴佩孚自湖北入湘后，驱兵疾进三湘，所向无敌。过湖北襄樊、荆州、监利，攻克岳州，会北洋第五、第七师于长沙，以破竹之势击溃石星川、黎天才两部，并夺取湘南重镇衡阳，完全控制了湖南。
正当段祺瑞眼巴巴地等着吴佩孚乘胜南指，一举荡平两广时，吴却突然通电，转而罢战主和，撤防北归，建立直桂系联盟，不但对段祺瑞的“武力统一”政策发出了有力的一击，而且还成功地将势力扩张到了湖南，直系也便因此在长江上游获得了一个稳固的地盘。
王占元在湖北地区阻止北军南下的政策也便在“直与直亲”的口号下变成了直系的内部联合和对于长江上游地区的抢占了。
1、总统的名义
尽管直系对于两湖地区的用兵明显地带有着捍卫其地盘的意图，但冯国璋同意下令讨伐西南显然还是在天津督军团主战势力压迫下的结果。特别是当1917年底皖系的主战派放出口风，威胁冯国璋如坚持不下对南方讨伐令，皖系将对其进行驱逐并迎接黎元洪复职时，冯国璋便不得不对主战势力让步，以维持自己的地位了。
北洋政府于1918年1月10日所下的一份电令最能反映冯国璋，此时所处的尴尬境地和对于讨伐西南的首鼠两端的态度了。
该电称：
本日奉大总统令，迭据报告，湖北荆、襄一带，自石、黎宣布自立，日形扰乱，近日石星川派兵出犯宜昌，黎天才勾结土匪七八千人，扰及枣、随，并有侵犯豫南之势，另有王安澜、刘兴让等，在鄂豫交界，招聚土匪等情。查荆、襄、随、枣均属鄂省内地，石星川、黎天才等，于息争明令布告之后，仍复多方扰乱，实属形同匪类，贻害商民，应责成第一路军总司令曹锟，湖北督军王占元，各派得力队伍，克日分路会剿，务使地方匪患早日敉平，以安大局，并着河南督军赵倜，派兵相机协剿。此令，等因，奉此，特达，参谋部，陆军部。
不难发现，北洋政府的这个通电忽略了两个在当时极为敏感的问题，一是当时正在赣宁地区受阻于北军之倪嗣冲、张怀芝二军的南下问题；一是对站在石星川、黎天才背后的西南护法势力和南方护法军政府“讨伐”的问题。
和皖系主战势力的要求大相径庭的是，冯国璋在这个电令中耍了个大大的滑头：
其一是，先诬已纳入护法军政府范围内的湖北靖国军为地方抗命部队，称石、黎部为土匪，并以“剿匪”名义将其与对西南的宣战相区分，以避免和唐继尧、陆荣廷的正面冲突；其二是，回避当时直皖二系矛盾最烈的赣宁地区，仅将对南用兵局限于荆、襄一隅，以求化皖系主战派的“全面讨伐”为“局部讨伐”；其三是，该通电仅以参、陆两办公处奉大总统谕形式发表，而拒绝以冯国璋的名义对西南“明令讨伐”。
这个通电所反映的是冯国璋在主战势力大增后的竭力挣扎。一方面他不得不同意向南用兵，以应付主战派的压力保住地位；一方面又通过种种方式，来表明自己的苦衷，以化解西南的滇桂势力的误解，并为他的“和平混一”作着最后的努力。也就在这个通电的同时，冯国璋还通过陈光远向桂系解释，荆、襄问题是湖北内部问题，且请王士珍向西南实力派人物之一的岑春煊解释，“局部讨伐令决不会影响南北的和局”，并电请岑氏到北京磋商南北和平问题。
冯国璋的这个隔靴搔痒式的对南宣战和企图以荆、襄地区的“局部讨伐”化解皖系主战派“全面讨伐”的手法引起了主战各方的强烈不满。
1918 年元月中旬，以曹锟为首的各主战督军再度在天津聚会，倪嗣冲亦应邀到达天津。在此次会议上，与会的十六省督军再度联名向冯国璋发出通电，坚持必须以总统的名义，发布全面讨伐西南的命令，否则他们将自行讨伐，并宣布与北京政府脱离关系。列名这个通电的人物包括了直、皖、奉、晋、陕、浙、豫、吉、闽、 湘等各省区的督军或护军使，计曹锟、倪嗣冲以下 16 人。不久，湖北督军王占元亦补发一电，申明列入请战团，将这个团体扩大到了 17 人。
此时的冯国璋已经面临着极其艰难的选择：或者是顺从主战派之意，明令讨伐西南；或者是拒绝与主战派合作，放弃总统之职。事实上，此时的冯国璋对南既无法取得滇、桂系的谅解，对北更不能满足主战派的要求。
在国务会议上，陆军部总长段芝贵亦屡屡催促冯国璋下达“讨伐令”。身为国务总理的王士珍既不愿因同意宣战而开罪西南，又不敢因罢战求和而冒主战派之虎威，遂一心求去，反复向冯国璋提出辞呈，北洋政府亦因此再度陷入了重重的危机之中。这一时期北京已盛传皖系军师徐树铮将召奉军入关，发动政变。
在重重压力之下的冯国璋并不愿从大总统的宝座上走下来。1月14日，当参、陆办公两处再次以和战问题向总统“请以行止”时，冯遂以“各军先行，战令随后”作了回覆，并谓讨伐对象可以扩大到国民党，第二路军可赴闽、粤边境作战，惟勿进兵湖南，以待桂系取消自主。他同时向主战派表示“等到打了胜仗，再下讨伐令也不为迟”。
但皖系主战派的直接目标是要求冯国璋以总统的名义对西南发布全面讨伐的命令。因此，冯国璋的这个“先出兵后下令”的命令一下，立即在主战各方引起了强烈的抗议。随后，主战派一面继续向冯国璋施加压力，逼其“先下令后出兵”，一面先发制人地在北洋政府尚未对西南明令讨伐前，即首先开始了在湖北战场对西南的攻势。
2、南北夹击下的冯国璋
1918年元月中旬，北洋第三师吴佩孚部与襄阳镇守使吴庆桐部从北、西两面夹攻襄阳；荆州方面、吴光新部、李炳之旅取道长阳、百羊从西面进攻；王占元之十八师木懋赏部在潜江，第三混成旅卢金山部在监利从东面夹攻。
荆、襄同时告急，桂系谭浩明坐视不救。荆、襄自主军孤立无援。荆、襄遂于 22 日、27日分别陷落。荆、襄失陷后，护法军政府亦下令以桂军谭诰明部及湖南自主军程潜、赵恒惕部分路进兵岳州，南北两军遂在湘鄂一带，展开了激烈的角逐，南北战争开始升级。
两湖地区战事的扩大粉碎了冯国璋以“剿匪”和“镇压抗命军队”的名义将战事局限于荆、襄一带的企图。
元月下旬，南军进逼，并占领岳州，遂在北方的主战派中引起了一片怒吼。各方纷纷提出通电，要求冯国璋立即正式下令讨伐西南。直至元月24日，冯国璋仍在为停战议和，维持与西南的直、桂联盟作最后的努力。
北军吴光新部攻占荆州及湘、粤、桂联军攻击岳州当日，冯国璋亲自造访了徐世昌宅，与徐世昌、段祺瑞、王士珍等人商议对南议和事项。事后，冯以个人名义致电岑春煊，就和平解决荆襄战局发出了最后的呼吁，在这个通电中，冯国璋向岑春煊表示：中央本无讨伐荆襄之成见，其对南用兵，“实为被迫而然，且有不得已之苦衷”，他要求通过岑春煊，致意西南，如果荆、襄方面的湖南靖国军能“按兵不动，请候解决”，则“政府必当令鄂省不以治匪区域对待荆、襄”。
但是，冯国璋的这个通电所反映的却仅仅是其个人的意见，不但没有能得到西南方面响，即使在北洋内部亦未能就此达成一致。冯国璋通电当日，北军已夺取荆州，且攻襄阳正急，南军亦于该日占领岳州。这个通电亦成了一张无人理睬的废纸。
岳州失守后，冯国璋已陷于主战派的强大压力之中，如果按照主战派的要求下达全面讨伐令，则南北战争势将全面展开，直、桂联盟亦将随之而破裂。在主战派的包围下，进退维谷之中的冯国璋忽然萌生了以进为退，冲出北京的主意。
元月26日，冯国璋再度邀请段、徐，就湘、鄂战局举行会谈。席间，冯一变主和论调，突然成了积极的“主战”势力，并铿锵提出：
为了团结和巩固北洋，他已决定亲征。冯向段祺瑞表示，“因近日旧同胞对于自己均不见信，拟亲赴直、鲁、蚌、苏，再转赴鄂，面相信誓”。
会谈当日，冯国璋返回总统府后，遂命令刘询挑选第十五师之精兵一旅，充当南下之卫队，并召见王士珍，令其坐镇北京，维持治安，并于临行前发出了南巡阅军的通电，电云：
奉大总统谕，近年以来，军事屡兴，灾志叠告，士卒暴露于外，商民流离失业，本大总统怵焉心伤，不敢宁处。兹于本月廿六日，亲往各处检阅军队，以振士气。在行所至，视民疾苦，数日以内，即可返京。所有京外各官署日行文电，仍由国务总理照常办理，其机要军情，电呈行次核办，并分报主管部门接洽。凡百有位，其各请供乃职，慎重将事，毋怠毋忽，等因，特此转达。
该电发表后，冯国璋于当日晚8时50分启行出都，并于晚12时抵达天津。翌日，国务院向各省督军、省长、护军使发表通电，通报了总统南下的消息。
3、冯国璋的南下
冯国璋的突然主战和南下亲征引起了皖系主战派的高度警惕。而且冯的南下从一开始便受到了段祺瑞的阻拦。
从形势上看，当时南北之战的主战场在湘、鄂，但冯自宣布亲征出京后，不由京汉线南下湖北，却行色匆匆地带着大批的武器辎重和精兵卫队，直下津浦线南下南京，其与江苏督军李纯会合的目的是再明确不过的了。而一旦冯国璋抵达南京，以李纯为后盾，另行组织政府，将对皖系构成致命的威胁。对此，段祺瑞是极为清楚的。
段祺瑞向沿途的皖系力量，下达了坚决阻止冯国璋南下南京的命令。和沿津浦线戒备森严的皖系势力相比，冯国璋的一旅护卫精兵毕竟还是势单力薄的。
元月27日，冯的专车经过济南，山东督军张怀芝上车随行；过徐州后，张敬尧亦随车南下，甫至蚌埠，进入倪嗣冲的地盘时，冯便在倪的“坚请”之下，不得不下车止行，然后下令将专车开回北京。冯国璋此趟预定7天的“亲往各处检阅军队”的出巡仅仅在津浦线上转了一个圈子，便在主战派的压迫下不得不又回到了北京。
由蚌埠重新返京后，冯国璋已在事实上成了皖段势力的“政治俘虏”，沦入了主战派的控制之中。随后，主战各方一面集中火力，对主和的直系李纯大加抨击，一面继续迫使冯国璋对南宣战。至此，已经走投无路的冯国璋在对西南宣战问题上已失去了任何的回旋余地，遂于元月30日正式下达了对南方的“讨伐令”。
同一日，北洋政府任命曹锟为两湖宣抚使，张敬尧为援岳前敌总司令，并下令所有防岳各军统归其节制。南北战争从此进一步扩大。
再度入京的冯国璋积极主战的态度并没有取得皖系主战派的谅解。
1月30日，奉命为援岳前敌总指挥的张敬尧在得到江西、湖北二督军的主和通电后，遂屯兵于徐州，发表公开通电，对李纯、王占元大加攻击，并以李纯主和奉有中央密令为辞，指桑骂槐地将北军在岳州失防的责职归结为冯国璋的主和。数日后，皖系军师徐树铮致电皖系各督军，以直系督军李纯和王士珍内阁力主南北调和，号召联合迫使李纯去职，并促使内阁总理王士珍下台。
为此，徐树铮特别提出，经段祺瑞、徐世昌的同意，皖系已决定引奉军入关，“由奉省抽调生力军队，以助战为名，分运京奉、京浦路次，强请明令罢李、王后必自退”。
引奉军入关助战，所反映的是皖系对于主战派内部直系势力的猜防。徐树铮的这个通电只在皖系内部骨干中传达，并特别指出：此次联奉入关计划，暂勿通电，对于非皖系的曹锟、张怀芝两处，“非届发兵之时，不能明告”。
2月上旬，徐树铮将鄂督王占元泄露苏、皖、赣三省联合条件电告皖系各督后，在主战的皖系各督军中引起一片哗然，直皖矛盾进一步激化。随着主战派内直皖势力的日见分歧，长期以来一直局促于东北一隅的张作霖终于得到了一个进入关内逐鹿中原，于直皖两系之外另树一帜的机会。
4、引奉入关的图谋
1918年2月下旬，北洋政府向日本订购的军械运抵秦皇岛靠岸，为了吸引接洽奉军入关，并防止主战的直系利用对南作战的名义瓜分这批军械，徐树铮遂与奉军共同策划了著名的“秦皇岛截械事件”。
以此为契机，皖奉两系终于正式地勾结在了一起。
被奉军在秦皇岛劫走的军械原系段祺瑞作国务总理时向日本订购。1917年10月间，随着直系的拆台和“武力统一”的受阻，段祺瑞深感北洋军队“不服中央指挥”，遂采取徐树铮的建议，决定以“参战”和“共同防俄”的名义，组练参战军。
在段的授意下，陆军总长靳云鹏以国库券为担保，向日本泰平公司签订了1800万日元的借款合同，并以此款购买军械，拟分期分批运至北京。这笔军械仅其中最大的一笔就可以装备12个旅。
但是到1918年2月，当以冯国璋为首的直系力量重新宣布赞成对南用兵时，按照天津督军团会议的决议，参与此次对西南作战的直系各部当然可能通过北洋政府的参、陆办公处，堂而皇之地从这批军械中获得自己应得的份额。
徐树铮绝不愿直系以参战的名义从自己的这批军械中分一杯羹，而他的“联奉入关”也恰恰需要予张作霖以相当的报酬。因此，自1918年初开始，这笔日本军械尚未抵国，徐树铮便积极地与张作霖联系，通过曾毓隽、杨宇霆等人联络，开始密谋以奉军截留军械为条件，引奉军入关的具体问题，在徐树铮1月28日的《致张作霖沁电》中称：
云沛(曾毓隽)兄归，历述吾兄筹计情形……芝老(段祺瑞）闻及，诸深赞慰……日械漾（23日)开船者已有电，约二月三日到秦皇岛，沁日（27日）开者何日到，电尚未来，军部接收员已布署妥善，弟可如意指挥，仍盼邻葛兄（杨宇霆，字邻葛）早日来京，接洽一切。
尽管这个电报并不能表明段祺瑞本人，便是此次奉军入关劫械的幕后策划者，但至少我们也能看出，徐树铮引奉入关以摆脱直系对于“武力统一”破坏的策略，还是深得段祺瑞赞赏的。
按照徐树铮与奉系的既定协议，皖系此次引奉入关及劫械的条件是：
奉军可以再入关六旅，加上原来之六旅关内人马，计为十二旅；截得之军械四分之三归奉天，徐得四分之一；劫械后，奉军由孙烈臣率领沿京奉路到天津廊坊一带威胁现政府，迫王士珍辞职，迎段祺瑞上台。这个皖奉劫械协议表明，徐树铮此次引奉入关的核心目标是迫使冯、王政府的垮台，扶持段祺瑞重新出山。至此直皖之争的焦点，已是中央政权的归属而非对南战争的胜负了。
5、截械事件
1918年12月间，关于奉军入关逼冯、王下野的消息已在京畿各地盛传，一时人心惶惶。为摆脱直、皖政争的漩涡，2月20日，国务总理王士珍称“病”请假，不得已，冯国璋只得以内务总长钱能训代理国务总理，以维持着这个摇摇欲坠的内阁。
1918年2月22日，由日本运送武器的商船陆续抵达秦皇岛，与此同时，张作霖派出的奉军参谋长和奉军第五十三旅旅长张景惠，亦率部以南征军先遣队的名义赶到了这里。次日，匆匆赶来的徐树铮，拿出他在任陆军部次长时期留下的空白提械证件，交杨宇霆填好后，凭此证与日方交涉，并提出了到岸的全部军械——约计有快枪3万支、子弹65万发、机关枪50挺，还有一部分大炮与小炮。
当徐树铮和奉军匆匆布置截械的时候，冯国璋派往秦皇岛的北洋政府陆军部的军械接收员(翁之霖)亦同时到达，并与奉军张军景惠、杨宇霆等人住在同一客栈里。
政府接收员到达时，徐、杨等人一面与其竭力敷衍搪塞，大放烟幕；一面指挥紧急装载，当整批军械都上车时，杨宇霆突然下令，派人把原本车头向西的火车倒挂机车，车头朝东，汽笛一响，满载着军械出关去了。冯国璋的军械接收大员这才如梦方醒，大吃一惊，而此时的张、杨等人却向其声明，这批军械已奉中央之命，允交拨给奉天使用，并以早已备好的一纸收据交其回京销差。
秦皇岛截械使久已虎视关内的奉张系如虎添翼，随后，由奉系派遣的军队已源源开入山海关，入关奉军以张作霖为总司令，徐树铮为副总司令，代行总司令职权，进入了直隶地区，外驻滦州、独流、廊坊一带。
在张作霖截械数日后给北洋政府的一封通电中称：
“奉省南下之师，已开往滦州，惟枪械缺乏，事机紧迫，不得不变通办法，现已将中央所购军械运奉，除将军械开单呈请备案外，谨将奉电请领。”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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