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义其实是一种生活方式。当我们拥有了某种女性主义的视角后，回看一些女性作家们的书写，总会发现一些曾经没有体会到的草蛇灰线。
作家清凉在《向上的花朵》中总结了一些文学与影视中的女性形象，向我们展示了如何用当代女性主义的视角，去阅读文学作品。
比如，伍尔夫在写《达洛卫夫人》之前，就“已经决定，做好了充分的准备，让达洛卫夫人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一个女人，她为自己而活，她是自由的。要知道，在伍尔夫之前还没有谁让女人如此自在地活过。”
本文摘选自《向上的花朵》，经出版社授权推送。小标题为编者所拟，篇幅所限内容有所删减。
01
她厌男，她是我女友
《她厌男，她是我女友》是韩国女作家闵智炯以男性视角看待女性主义的小说。讲了男主人公的女朋友是一个激进的女性主义者，甚至会走上街头支持女性运动。
受 Me Too 思潮的影响，更多女性意识到自己的权益问题，韩国的社会将这种问题暴露出来，用一部小说去阐述、探讨了女性运动的意义所在。
影视 《我的天才女友 第四季》（2024）
小说中女友在职场上遇到的问题颇具有代表性，韩国女性对她们所生活的环境尤其关切，近年也出现了大量探讨此类问题的作品，比如《82 年生的金智英》《素食者》《关于女儿》《你的夏天还好吗？》《N 号房追踪记》。
不同的韩国女性角色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她们关注女性的生存状态，也把这些显露在外的事书写成了文学作品。
《她厌男，她是我女友》里的女主人公在一家出版社工作，面对男同事的职场骚扰，她只能每天穿裤装上班，她并非韩国传统意义上的女性，不是在家庭中相夫教子的妻子。
身为社会化更强的职场女性，她有很强的自我意识，对事物的看法总有自己的观点。当男友明示暗示她，想要结婚的想法时，女友认为结婚生子并不是女性唯一的归途，选择家庭、生育是主动做出的选择，而不是别人或社会强加给她的。
小说中的这些情节似曾相识，大都会发生在东亚地区，乃至更多亚洲女性的身上。她们到了一定的年龄，会面临家里人的催婚，也有“女大不中留”等言论。社会上批判大龄未婚女性的声音极不友好。
小说不仅在写女性所面临的困境，还在讲女性遇到的方方面面现实问题。作者试图寻求一个更好的解决办法，甚至是一种实验性的写作，以男性的视角温和平静地看待女性主义者。作者也在小说里运用了心理层面的分析。
当整个社会环境更良性、更健全的时候，才有利于女性更好地发展。女性运动需要一步步地推动，并非一日之功。
当下，这个推动的力量相对来说依然是薄弱与渺小的。
小说用30岁女性主义的“丧尸之路”（The Walking Dead）来形容，是一种清醒的自嘲，进入恋爱、婚姻相对来说更符合人们的社会化语言，但是面对觉醒的女性主义者，对待婚姻的态度有了更深的思考，如果觉醒了比不觉醒的时候面临的问题依然很糟糕怎么办？
这才是女性主义者最担心的问题，那是不是要倒退回去呢？不觉醒的时候不是更好吗？
答案一定是否定的。
女性主义是否应该更符合社会化语言的生活方式？
相对于面临女性主义声音的激烈的反扑、恶言相向的“直男癌”言论，小说中的男友是一个对女友包容度很高的人，无论做什么，他都理解她。即便没有走入婚姻，他也明白女友不再是一个客体，从关注女友的穿着、身材和颜值，转向对她精神深处的探索与理解。
这个转变，也足以说明男主人公是一个女性主义者。因为女性主义追求的是两性的平等，而不是二元对立、非黑即白。
二元论会把非常复杂的问题简单化，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女性主义也不是不谈恋爱、不结婚，不生孩子，而是女性可以自由地选择自己想过的生活，有选择结婚与不结婚、生育与不生育的自由。
小说里的女主人公通过自己的行为表达了对社会赋予女性过多规约以及不公待遇的不满和抗议，勇敢地在男权社会下争取身为女性的权益，也让男友看到了女友勇敢正直的一面，从当初只听女友抱怨男性社会对女性的糟糕事件，到后来渐渐理解女友的痛苦，坚定地站在女友身边，他对结婚这件事的执念也慢慢放缓了下来，这一点的转变在小说里作者写出了非常动人的一面。
这本小说《她厌男，她是我女友》是我近年看过的韩国女性文学中很接地气地探讨女性面临现实问题的作品。通过家庭、友人等身边人的日常对话，让每个社会中的角色去客观或非客观地看待女性主义者。
当上野千鹤子的《厌女》让我们明白了一些理论性的观念后，这本《她厌男，她是我女友》则为我们一起梳理了女性找到自我路径的过程。
有人说，现在的社会，30岁的女性过了最佳的相亲年龄，35 岁的女性面临着被裁员的风险，40岁的女性逐渐退出了职场的舞台，家庭才是女性的主场，35 岁的女性失业带娃回归家庭成为全职主妇，最后职场属于男性的天下。
小说对此现象表达了不同的想法，并做出了有力的回击，女性也可以继续读书学习，也可以通过旅行开阔眼界，也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打拼出一片小天地。女性的生命之路并非只有一条路可以选择。这是作者在小说中所传达出来的希望和勇气。
我喜欢的女演员杨紫琼61岁拿下了奥斯卡最佳女主角的奖杯，这令所有人都感到不可思议。一位亚裔的61岁女性拿了这个全世界最重要的奖项之一，在很多人眼里这简直就是一个奇迹。
杨紫琼在事业上的追求，和她今天的成功给所有人展现了女性的力量。她得奖的时候说：“女士们，永远别让别人告诉你，你已经过了巅峰期，永远不要放弃。”她的故事和精神激励了很多女性：内心强大的女性不需要用年龄定义她的一切。
而这也正像当初走后的“娜拉”，在推门离开那个房间时的心情，女性可以勇敢地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在这场看似遥远且未知的旅途上，充满了冒险，是女性为之探寻和重建的世界。
02
女性主义不只需要一种未来
国际劳动妇女节有很多探讨女性的文章，我也看了很多近年出版的女性文学作品，无论是从五四运动时期开始的女学生运动，还是从上野千鹤子的女性研究著作《厌女》到女性学者们之间的对话，不置可否，女性话题是近年的热门话题，同时也在一次次推进女性社会化进程的脚步，其背后所要表达的内容，是现实不可避免的问题，还有很多疑惑摆在我们的眼前。
《秋园》这部文学作品书写与记录了女性的命运，让我看到一个 20 世纪的母亲的一生。作者记录了自己母亲经历的那个动荡岁月，一个平凡又伟大的女性的一生，代表着中国的千千万万的女性，在那个艰难的时代里顽强地生存，经过无数的险滩，斩断过无数的荆棘，才生存下来的故事，仿佛雄伟壮丽的诗篇，令人难以忘怀，它就像女版的余华的小说《活着》。
虽然《秋园》的时代离我们有些遥远，但是依然能看到大时代里女性的无奈与悲痛，如漂浮在水上的荷叶，在人生和社会的洪流里随波荡漾，会被这名叫秋园的女性所打动。她是隐忍、善良和真诚的。她的人生没有被时间抹去，是那个时代的女性的缩影，也是我们所有人都不应忘却的女性历史。
女性的故事需要女性去叙述，这也能更为贴切地表达，站在女性的视角看待这段历史，我们既客观又感性。
如此想来，生活在受教育程度低且环境偏僻的地方，被当地习俗禁锢的女人们大有人在。她们出生在落后的地区，由于环境和资源有限，她们大多无力改变命运。
《秋园》里的那一代女性没有太多选择，无法靠自己去寻求一条出路，离开生长的地方，或找到一个渠道为自己说话，她们更多是隐藏在一角的女性群体，面对不好的待遇和困难时，她们大都是需要自己去默默消化的。
关于女性现象的讨论，如果没有设身处地地接触和经历，那么尽是空谈。
提起伍尔夫，她总是站在女性的角度并生活在其中，从而得出自己的结论。她自己的处境和当时大多数女性的处境是一样的，她们共同经历着发生的一切。
还有女性主义学者波伏娃，她的《第二性》影响了很多人，让女性觉醒，认识到自己的价值、争取自己的权益，看到女性主义的短暂光辉，但由于她的作品过于理论性，以及时代的局限性，时间久远，很多观点也被后来的女性主义学者批判，和我们当下时代的发展产生了一些隔阂。
我们回过头看伍尔夫的著作，她不仅提出了种种疑问，还提供了很多解决女性问题的方法。即便如今再看也是行之有效的。伍尔夫鼓励女性先解决经济问题，在《一间自己的房间》里阐述的大量观点，见证了伍尔夫的睿智光芒。
另外我在思考当女性拥有这间房间和伍尔夫所说的每年 500 英镑的收入之后呢？女性主义的路会更加旷阔深远，那时我们会做什么？当然，也不是每个人都拥有一个可以继承遗产的姑姑（伍尔夫的姑姑死后将部分遗产留给了伍尔夫，当时的伍尔夫每年会收到 500 英镑的遗产）。
说回伍尔夫，她在经历了情感和人世的一切之后，不断地去变换两性的角度看待问题，她从不煽动两性的仇恨，而是一次次理性地思考，从中得出结论，以引起更多人的思考，连写作者们的组织——红花会也是由她最早提出来的。
在我翻阅她的著作时，发现她也写了很多文学理论的文章。在写到简·奥斯丁的时候，就像一个老友，审视自己的天才女友。她感慨，如果简·奥斯丁能活得更久一些，我们就能够看到更多优秀的小说。
看这篇《论简·奥斯丁》的文章，就像在看她和简·奥斯丁的对话，知识女性那种流畅爽快的思维很让人振奋，不一定要给出具体的解决方案，她们对事物提供的思考路径就值得借鉴。
这就回到了伍尔夫所说的“智识的自由”的问题上了，拥有这种能力令人愉悦，是女性进入社会化所需要的那份自信——即便进程有崎岖，却依然可以保持轻松面对事物的能力。
在国际劳动妇女节之际呼吁女性值得更好的生活的时候，去看一看伍尔夫，找回理性层面的思考，女性的节日不应该是肾上腺素的一阵狂欢，也不是坐上消费主义快车的流量入场门票，而是切实发现那些隐藏在水面之下的问题，“她”值得我们时时刻刻去关注、去改变、去书写。
03
16世纪的女人们去哪了？
周末，我在一家咖啡店约了朋友，她还没有来。
这家自带花园的咖啡店开在北京朝阳区寸土寸金的地方，这里有一片巨大的草坪，我一边等人一边在草坪上散步，风从远处吹来。
在夏末的午后，我看到远处碧蓝的天空，以及鲜绿的草坪，它们几乎相连在一起，眼前的一切让我有置身梦境的错觉，是一幅不真实又真实的画卷。它可能出自凡·高或夏卡尔笔下，天上的几朵祥云仿佛是从希腊飘来的。
我站在草坪上，看着眼前的景色，想起了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的意识流小说《达洛卫夫人》。
小说的开头是这样写的：达洛卫夫人说要自己去买花——一个女人想买花，并且是自己一个人去，伍尔夫很满意这个开头，她为什么这样开场呢？小说中达洛卫夫人的原型就是伍尔夫本人，她在写这部小说的时候也在传达信息给我们：达洛卫夫人所面临的问题我们也在面对。
伍尔夫在小说里用一天的时间展现了达洛卫夫人这个人物，她的精神世界、她的苦乐哀愁、她经历的那些事情、她见过的那些人、她的牢骚、她的回忆，伍尔夫几乎毫无保留地全部写了出来，为我们展现了一位非常立体的生活在 20 世纪的中产阶层的女性形象。
伍尔夫是以女性的视角在写另一个女性，一个我们既熟悉又陌生的女人，她应该就生活在你我中间，但她又总是隐没在角落里，鲜少被人发现。
这个女人，她或许不是人群中最耀眼的那个人，却一定是我们最熟悉、最容易忽略的那个人。她可能是出现在家庭场域里的母亲，也可能是一起长大的姐妹，还可能是我们工作时遇到的女同事，或者是在一个教室里读书的女同学。
伍尔夫写了一个 20 世纪的女人，这个女人的灵魂从她的时代里穿越到我们的面前，在这些意识流的自由松散且无限延伸的文字里，我们得以相遇。小说展开的背景是以男性社会为主导的时代下女性所面临的世界，她让我们重新审视、思考，女性的表达与需求。
达洛卫夫人并不是一个完美的女人，她有时情绪化，甚至天真烂漫，对过去的恋情有回味、有留恋；她有很多不切实际的想法，也有虚荣的一面。她真实得让我们同情，让我们爱护，站在她的角度感同身受，苦恼着她的苦恼，发着和她一样的感慨和哀愁，去追问生命存在的意义，一个家庭主妇的日常，令人遐思。
如果一个女人离开了她的厨房，她还能干什么呢？那些多少世纪激荡出来的文学经典、天才的诗篇都是男人写的。莎士比亚如果是一个女人会写出怎样的戏剧？会不会在小说的开头也写一个女人自己去买花？
伍尔夫在《一间自己的房间》里虚构了一个莎士比亚的妹妹，这个妹妹每年有 500 英镑的收入和一间上锁的房间，这样她就可以和莎士比亚一样有时间去写那部鸿篇巨制了。
伍尔夫给出了我们答案，女性向上的路便是争取独立的经济和社会地位。
想到这里，我走进了一片茂密的小小丛林，在不知名的绿树丛里被树叶环绕。再向前走一会儿，我就来到了新的天地，这里是草坪的另一个空间，我的眼前是一间白色的玻璃房子，旁边是一处长方形的绿色营地，我站在这里，继续想着那部小说和伍尔夫。
伍尔夫从没想过写一个完美的女人，她在一开始就已经决定，做好了充分的准备，让达洛卫夫人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一个女人，她为自己而活，她是自由的。要知道，在伍尔夫之前还没有谁让女人如此自在地活过。
在小说的世界里，我们看到过各式各样的女性形象，她们为了爱情死去活来，为了亲情痛苦挣扎，可没有哪个女人活得这么自我，把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如此游刃有余，每一幅画面都是流动的，这些流动起来的意识是美的，像不断向前奔跑的马车，没有什么可以阻挡意识流在午夜里肆意飘零。
伍尔夫问 16 世纪的女人们去哪儿了，我们也很好奇，她们怎么没有写小说、写诗歌、研究学术？历史里的“她”消失了，她们更多地出现在男性的笔下，成为某某伯爵夫人，成为莎士比亚的女主人公，出现在诗人的诗句里。
她本人没有在说话，而是别人在替她说话，就像坐在帘幕后面的人，我们永远不知道帘子后面的脸长什么样。在我们的概念里她依然是一个模糊不清的女人，直到我们看到了简·奥斯丁的《理智与情感》《傲慢与偏见》、乔治·艾略特的《弗洛斯河上的磨坊》《亚当·比德》、勃朗特姐妹的《简·爱》《呼啸山庄》、伍尔夫的《达洛卫夫人》的时候，我们才看清楚她的脸。
女性冲破了所有的枷锁，超越她们所处的时代，从小说里站出来，来到了未来，来到了我们的面前，这个被伍尔夫称为“莎士比亚的妹妹”的女性，引领我们记住了这个栩栩如生的达洛卫夫人。
文学作品里需要立体的女性人物，“一个女人去买花”这个行动足以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女人正在行动起来的样子，会脑补那些关于达洛卫夫人的画面：她穿着什么样的服装出门、她的步伐是快是慢、她在去买花的路上遇到了什么人、她的手里有没有捧着满意的鲜花回家……这些情节，在读小说的时候，都会自行脑补上，这就是伍尔夫的高超技艺，意识流在时间的流域里生长，填补了 16 世纪女性文学形象的空白缝隙，不断发育，成为新的生命，一个结实的、不可以随意拆分的生命体。
她也让我想起英国女作家简·奥斯丁，也是如此。她从没有放弃过笔下的任何一名女性，她将她们的思想展现得淋漓尽致，没有扼杀在幻想的摇篮中，她吐槽起人来也毫不嘴软，她翻阅历史书，可以找到并列举出那些责难女性的“权威话语”，奥斯丁对此感到愤慨，为什么所有错都是女人在背？
女性在她的笔下不再是一个客体的存在，“她”成为主导一切的角色，出现在了《诺桑觉寺》《曼斯菲尔德庄园》《理智与情感》《傲慢与偏见》《劝导》《爱玛》里。
影视 《爱玛》（2020）
小说里所展示的女性的内心世界不再苍白，哪怕是微小的事物、不满的情绪和心存的疑惑都应该说出口，就如伍尔夫写到的那个墙上的斑点。
它不断引起我们的注意，是什么让我们失去了在厨房里劳作、在土地里施肥、在给孩子换尿布的注意力，可以放下手里的活儿、放下一切，可以抽出一点时间来好好观察一下那个墙上的斑点呢？那一定是这个主妇，她决定这一天要出门去买鲜花的契机。
她可以利用这个闲暇的时光去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说一些自己想说的话。是的，如果她连自己的喜好憎恶都羞于说出口，那么又有谁知道她在想什么？那么这个男性又怎么会理解她？她又怎么才能将不满告诉他？如果伍尔夫不把她的内心写出来，又有谁来替她说出来呢——长久的父权制所带来的压抑导致她不曾敢于表达内心真实的想法。
人们总是让女孩们去爱别人，却从来不关心她们是否被人爱。维多利亚时代对女性的规训繁多，在《妇女生活礼仪》一书中提到英国女人要学会顺从男人的意愿，最好像个没有思想、好控制的布娃娃；《比顿夫人的家庭手册》里教育女性如何勤俭持家，鼓励她们做安分守己的“贤妻”，读书是不被赞许的事情。
长久以来世界的规则由男性制定，他们是权力、机制的既得利益者，与被驯服、规劝的女性不一样，这种失衡导致他们不会与对方用平等的视角进行交流。在漫长的女性被抑制的时代里，想要得以掀开那层云雾、跨越那个藩篱，需要经过反思、整理和运动，才能找到通往自由解放的路。
所以，别让女人们活在陈词滥调里——一个无法发声的特里格斯小姐，要不断地输出观点，去感受真实的世界，包括愤怒、悲伤、快乐与痛苦，不用年龄和外貌定义女性的一切，去勇敢追求高贵与美的事物。
作为女性主义的先驱人物弗吉尼亚 • 伍尔夫意识到了这些问题，她用小说的形式，通过达洛卫夫人这个人物告诉我们，这就是她要说的真相，女性所面对的问题，达洛卫夫人也遇到了。
伍尔夫在她所处的时代争取女性的独立，提倡男女平等，不仅让女性意识到自身刻不容缓的问题：女性的权益、教育、经济、卫生等，同时也在唤醒男性群体加入这支浩荡大军，一起和先知的女性，往时代的前沿迈一步。
我阅读女性文学，在这些故事里，看到了一个又一个鲜活的生命，在“她”的世界，找到了属于我们的声音，这是深深的、来自灵魂深处的共鸣。
这是我在伍尔夫和简·奥斯丁的文学里感受到的力量，正如一缕阳光照在我的脸上、身上，此时此刻，有云、蓝天、玻璃房和草坪，从我脑袋里跑出来的女性，在不断回旋、上升，穿越多少世纪，带着那些熟悉的问题，摆在我的眼前。
现实中，女性依然面临着家庭与事业的两难选择，她们有的主动让出了追求提升自己的时间，投身到家庭中，她们的才华和能力更多施展在家庭内部，正如伍尔夫所预料的那样，“她们享受良好教育，然后又不断忙于生育”。
如果她们和莎士比亚的妹妹一样拥有闲暇的时光和经济，也不止于受到良好教育，她们眼界开阔，还要继续读更多的书，不断地完善自我，向上追求。
到那个时候，当达洛卫夫人捧着那束满意的鲜花推开房门回家的时候，我们希望，迎接她的是知识、自由与爱。
本文摘编自
作者: 清凉
出版社: 中国纺织出版社
副标题: 女性的婚姻、爱恋与觉醒
出版年: 2024-9
编辑 | 流浪学家
主编 | 魏冰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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