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依然记得 2017 年初，当杨松发年近八旬的母亲拄着拐杖颤颤巍巍地找到我，含着泪希望我接受杨松发案申诉时，我跟她说，这个案件确实有冤情，放心吧，我不收律师费了，尽我最大努力。这句话一诺千金。以后多少次奔波于北京和天津之间，再苦再累没有抱怨过，多次会见受阻、阅卷受阻，也没有退缩过。杨松发能获得无罪的结果，作为兼职律师，我是欣慰的。
杨松发的母亲比我们辛苦多了，她拖着贫病之躯，奔走了十几年，靠捡垃圾维持生活，申诉上访路上睡火车站、住桥洞，我们律师还不至于。三年多的申诉，无非是心累一点。我的主业是教学科研，刑辩只是我的专业热爱，是连接理论与实践的桥梁。所以，以后再遇到杨松发案这种冤案，我还是会义无反顾，因为艰辛而又充满希望的申诉之路，能让我体会到法律人的使命。
同样艰辛的还有我最得力的助理，亲密的战友赵德芳律师。从最初邀请他加入会见，到后来的阅卷，写申诉状，开庭，没有一分钱报酬，可他从无怨言，并且全力以赴。从他身上可以看到职业律师专业、敬业以及百折不挠的毅力。虽然我没有当面跟他说过感谢的话，但从我内心深处，是认同并感激他的。从死缓到无罪，军功章有他的一半功劳。
这三年多来，的确看到体制内的很多幽暗。当年那些穷凶极恶对杨松发进行刑讯逼供的警察，制造冤案的刽子手，现在也不知道何处高就；明知证据破绽百出而坚持起诉的检察官，甚至一度抗诉要判他死刑；而知道该案有问题而作出留有余地死缓判决的法官，在十几年后依然千方百计阻止我们阅卷。但凡这条流水线上有一个环节有人严谨把关，认真审查，这个毫无任何客观证据的案件也不会毁掉一个年轻人近二十年的青春。
我当然也要感谢这个体制内正义的力量。那个在视频接访中当着原审法院法官的面义正言辞地要求他们配合我们阅卷的最高人民法院法官，甚至至今都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那个在我们多次往返某中院一直默默给与我们帮助的人，我怕影响她工作连她的名字都不敢公开说出来。还有到天津经常义务接送我们的老郭，请我们吃饭的热心网友，以及无数一路上陪我们走来的不具名的好人。他们始终相信，正义的力量会破茧而出。
四年前第一次在监狱见到杨松发起，我就知道他是冤枉的。十余年来，他从不要求减刑，只说自己没有杀人。没有杀人动机，没有作案时间，作案工具不对，作案细节不合，现场没有任何生物检材能指向他，他连个证人都算不上。但长时间的羁押，让一个风华正茂的年轻人，变成了枯瘦的小老头。当时刚上小学的儿子，已经年届而立，当时谈的女朋友早已撒手人寰，独自把自己抚养成人的母亲，也是风烛残年……
但杨松发从来没有放弃过信念。除了见面第一次的大哭，他此后坚定地信任律师，陈述清晰，表述稳定，把十余年的冤枉与委屈，都化成配合我们申诉的动力，并经受了最严苛的考验。在中国刑事司法体制下，一个死缓案件要翻案成无罪，必须有百分之一万的确定，他没有犯罪事实，而不是最终判决书所述的证据不足。要定一个人罪很容易，但要让一个服刑多年的人无罪出狱，很难。所以在最高人民法院决定再审后，我们又等了近两年。
还是要感谢天津市人民检察院，以及天津市高院。虽然当年杨松发的冤狱，一定程度上是由他们造成的，但有错必纠也需要勇气。当出庭的三位年轻检察官不仅完全同意我们的辩护意见，还补充认为该案证据严重不足时，我还是情不自禁地佩服他们。当再审法官一次次不厌其烦地跟我们沟通，并最终做出无罪判决时，我还是忍不住流下激动的泪水。若没有法治这些年的进步，这种冤案哪能等到平反的这一天？
尽管在杨松发案判决那天，各路媒体被提前劝止，所有的报道都没法刊登，我们也无法公开发声，甚至连庭审后律师和杨松发的见面也被取消，但我们理解当地舆情部门的苦衷，他们害怕杨松发案会像张玉环一样被炒作，让天津有司难堪。但实话说，我们从来没有炒作过，也反对炒作，我们最多希望让诸多关心该案的朋友们知道该案被改判无罪，知道天津的司法机关这次坚守了正义底线。这其实是天津检法两家正名的一个机会。
杨松发获得无罪后，本来是要跟母亲到北京感谢我们的，但被街道“好心”劝阻了。甚至有关部门还善解人意地替他们找好了后面程序的律师。前段时间，当杨松发母子最终决定来北京时，他又因为病重要做手术住院了。我问他儿子，是否给杨松发做一个全面的体检，看看关押这十九年多，他身体糟糕到什么程度了。他儿子说没钱。我问需要多少，我可以先借你们看病，他婉拒了。
其实，自杨松发无罪获释后，我和赵律师从来没有见过他，只在微信上跟他儿子聊过。他获得了国家赔偿，重新开始了生活，我们默默祝福。有些网友为我们抱不平，说辛苦了三四年，最后还没有律师费。我并没有任何怨言，我跟赵律师说，但行好事，莫问前程。反正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该跑的路程，我已经跑过了；心中的法治信念，我也守住了。
案情简介
此前的裁判认定：2001年3月3日晚，与杨松发同一公司的一名女工惨遭杀害并被抛尸，时年36岁的杨松发被指控“为摆脱与受害人恋爱关系”而行凶杀人。在历次庭审中，杨松发均坚称没有杀人，有罪供述系在刑讯逼供下被迫作出。2003年杨松发被判处死缓后坚持申诉，拒绝减刑。
辩护律师接手申诉后，阅卷受阻，最终通过最高人民法院远程接访，突破原审法院的阻力，成功阅卷；律师在多次会见中与杨松发一一比对案件细节，详细了解杨松发遭受的惨烈刑讯逼供。随后，辩护律师围绕杨松发并非杀人凶手这一核心事实，从作案动机、作案时间到杀人凶器、运输工具，从现场足迹、现场物证到DNA鉴定、尸检报告，从杨松发在刑讯逼供下编造的作案细节到侦查人员伪造的各种证据等各个方面对原审判决书认定的每一个案件具体事实逐一进行了有力批驳，全方位推翻了原审判决认定的指控杨松发杀人的全部证据和所有事实。
最终，2018年12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认为该案事实不清、主要证据存在矛盾，指定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对该案进行再审，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9月24日依法对该案进行公开审理，2020年12月17日依法判决杨松发无罪，当庭释放。
获评理由
刑案申诉难首先就体现在阅卷难，本案律师通过最高人民法院远程接访，突破原审法院的阻力，成功阅卷，为后续辩护工作的开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基于对公平正义的追索和对当事人遭遇的悲悯，本案律师用四年的时间，围绕事实和证据展开全方位的分析论证，最终在真凶未归案的情况下推翻了当年留有余地的死缓判决，成功帮助当事人洗刷了冤屈。
中国政法大学刑事辩护研究中心，2021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