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董浩云举家迁往香港。此时的香港，百废待兴。甚至因为在二战期间大量砍伐柴薪，香港在1940年代后期大致上已成为绿树难寻的不毛之地。但董浩云认定这个自由港，一定会有未来。
此时的他，随着沿海及内河航行权在抗战胜利后均已收回，已经不需要再依赖“英国旗”才能干事业了。而且，他还将眼光放得更远，那就是开拓国外航运，进入世界性海运市场。
为此，他将自己手下的“天龙”号投入到国际航运当中，试航大西洋，并于1947年8月4日由上海发航至南库页岛，承运新闻纸经新加坡、亚丁过苏伊士运河进入地中海，而于同年10月28日抵达法国大西洋口岸哈佛港；复于1948年2月，由法国哈佛港横渡大西洋，驶往美国诺福克，承运煤炭至比利时安特卫普……完成了国轮穿越太平洋、横渡大西洋的壮举。
成功的消息传到上海，病榻上的董浩云精神为之一振，一气吟成七绝四首。“国航史上空前笔，书生志高意气扬。”然而，世界近在眼前，但内战的爆发，却制约了他的梦想。为了不断扩大自身的航运事业，积极开拓海外市场，他只能将眼光再次投向香港。
媒体对天龙号竞相报道
华商崛起
此时的香港，由于国府无能，即使抗战胜利，也在大国的博弈中，让英国人重新接管。
到了1949年10月1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解放广州之后，所有人都以为要接着直指香港，第4野战军15兵团甚至已经集结在了香港与内地的边界，但和国民党当年的被动放弃相反，这次解放军却是主动刹住了自己的脚步，没有改变香港当时的现状。所有的一切后来都被证明是英明之举——新中国成立之后被国际敌视和包围，需要有香港这一个气孔，帮助自己沟通海外关系。
这也让香港在抗战之后再次成为 “中国的知识分子、在野政客及富有商人在亚洲的最佳庇护所”。当时香港著名大饭店的大厅内，一时挤满了从上海逃难而来的富商巨贾，一到喝茶时间，上海话不绝于耳。
有文章曾提到这样的一个数据，1946年至1950年，从上海等内地流入香港的资金不少于5亿美元。仅1949年8月11日一天流入港澳的黄金即达2万两之多；
还有这样一个数据，1947年香港进出口贸易总值达到27.7亿港元，比战前最高年份1931年增长了116%。1949年更是突破了50亿港元。等到1953年，香港人口已经超过250万。
某种意义上，香港数次繁荣昌盛，都少不了内地的资金和人才的流入。从太平天国运动，到抗战，再到新中国成立前后，香港因为自己特殊的地位而坐受“红利”。
一次次的输血，再加上战后婴儿潮，香港不仅重新容光焕发，而且制造业也进入繁荣时期。电子、钟表和玩具出口量一度高居世界第一，这时，香港与韩国、台湾、新加坡合称“亚洲四小龙”。
数年之后，和父亲包兆龙一起到香港闯荡天下的包玉刚，围绕着日后的生计进行了一番辩论。包兆龙相信“无地不富”是真理，认为大陆解放后，香港人口急剧增加，人多地少，地位特殊，经营地产业大有希望。
包玉刚却另有主张，那就是像董浩云那样搞航运，因为香港有极好的港口，而且是个自由港，经营航运有得天独厚的条件——这种观念遭到了全家人的反对，“我爸爸说我傻，”多年后包玉刚回忆说，“他说，你对这船的生意根本就不识啊，怎么去做？本钱很容易就会贴掉！”但是，身为宁波人，从小就生活在江边海边，让包玉刚即使是个“旱鸭子”，也对大海充满着感情。
父子两人道不同，却理相同。有例为证。霍英东后来去搞地产了，甚至还创造了卖楼花，也就是用买房人的“定金”来盖房——在内地被称为“预售”的“惊世之举”，成名；李嘉诚也从一个店员，通过自身的努力和对时势的把握，创办“长江”，并成为“塑料花大王”，但最后也去搞地产，迅速辉煌……包玉刚倒是坚持自己的理念，在37岁那年，专程从英国买回了一艘以烧煤为动力，排水量只有8200吨，而且已使用了28年的旧货船，然后请人将它整修油漆一新，并取名叫“金安”， 并成立“环球航运集团有限公司”，从此开始了自己通往世界船王的第一步。但到最后，他也弃船登岸，搞起了房地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搞航运就没出息。
相比较董浩云，包玉刚是半路出家，但两者对航运都有着无比的热爱，而且都能审时度势、富有创新。
像董浩云，敏锐地观察到全球货柜业运输是航运业划时代的一个巨大转变，为此他果断地将旗下几艘战时生产的胜利轮改装成能够装载300个标准货柜的货柜船……从而奠定了董氏集团日后实现全球货柜化运输的深厚基础。此外，他又预计到战后的世界，对能源的需求量必定大增，认为油轮容积越大、载油量越多，成本就越轻，也就越符合经济规则。因此他很早就开始筹划建造大型油轮，并一直坚持不断，1959年建成“东亚巨人”、1960-70年代建造“维”字型超级油轮（20万吨左右），直至1980年建造56万余吨的“海上巨人”，从而打破世界纪录——果真，随着1967年中东战争爆发，埃及封锁苏伊士运河，此举令欧亚航线被迫伸长，对油轮的需求大增，董浩云因此赚得盆满钵满。
而包玉刚则在当年一改“计程租”也就是“散租”的做法——即根据货主的需要把货物运到某地，然后根据这一个航次结算运费。这样做的好处是运费收入高，而且“现得利”。这也是希腊船王奥纳西斯和尼亚可斯，美国船王路德威克，以及董浩云这样做的。相反，他第一次租船就是“长租”，即把船租给一个固定的客户，而且租期是9个月，甚至可达12年，这样可以持续、稳定地获得租金收入。当香港的航运业在1957年一度出现萧条，运价跌倒最低点，那些搞短期出租的船主，每天都要赔老本，相反，包玉刚却旱涝保收。
1976年美国《新闻周刊》以包玉刚作封面
更重要的是，包玉刚靠诚信从汇丰银行搞定了第一笔贷款之后，汇丰银行便将其作为扶持对象，深度参与其航运事业。
也正是在1957年这一年，鉴于香港经济在腾飞，邵逸夫把事业中心搬到了香港，成立邵氏兄弟（香港）有限公司。
经人介绍，年轻时曾任职上海《申报》、香港《南华早报》等媒体的邹文怀加盟邵氏，担任宣传经理，成为邵逸夫初创时期的老臣。直到他出走邵氏独立门户创建嘉禾的1970年，他和邵逸夫一起，让“邵氏出品，必属佳品”的口号深入人心。邵氏不仅挖来了像林黛这样的明星，以及名导岳枫、陶秦、严俊等人，而且在电影制作上奉行差异化竞争策略：拍武打片。这才有了《独臂刀》系列……
某种意义上，邵逸夫没有让余东璇的“牺牲”白费，他不仅改写了香港电影的历史，为香港人民在繁重的日常之余，提供了声色享受，而且让余东璇让妻成为了美谈。当然，也正是在邵逸夫的事业渐有起色的同时，他在姐姐型贤妻之外，又认识了自己事业上的红颜知己——生于上海，原名李梦兰的歌姬之女，方逸华。
1952年，芳龄十八的小歌女在新加坡的夜总会驻唱，认识了老板邵逸夫。但这位方小姐不容小觑，外表知性的她是真正的职场女强人，比邓文迪或赌王太太更有手腕，一步步直升邵氏权力核心，成为香港演艺圈最有权势的女人。1969年，她进入邵氏领导采购部，上世纪70年代做起电影监制，80年代进入董事会，全面掌控邵氏电影停产后与T V B组建的“大都会”，决策建新邵氏影城。
今天，当我们重新回过头去审视香港当年的商业风云，你就会发现，华人的聪明、智慧，创新和果敢，成就了香港的昨天，也铺垫了今天。但与此同时，香港也用自己特殊的地缘、通道，给了他们发挥的空间。更重要的是，由于英国在二战中严重受创，落得依靠美国贷款过日子的地步，虽然接管香港，但对香港的控制能力降低，经济垄断地位减弱，加之日军在侵占期间对香港外资的没收……
这些对港英来说都不是什么好消息，但它却意外地给了以前地位低下的华人填补香港经济上空白的大好机会，华商的崛起也势不可挡。
“大战”怡和
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一场“大仗”的硝烟在香港的商界弥漫。轻轻吹过眼前的迷雾，你会看到参战者的面孔，一方是以怡和洋行为代表的英资，一方则是以李嘉诚和包玉刚为首的华资。
1992年TVB播出的经典剧集《大时代》借股市喻人生，写尽了风云莫测，大浪淘沙，造化弄人。剧中有这样的桥段，丁蟹的死对头方进新不仅持有优质的航运公司，还暗中帮助韦康成的黄河实业上市融资——这种影射不免太明显，让人一眼就看出，它指的就是李嘉诚和他的长江实业。而且，李嘉诚的确也上市了。
1969年至1973年，华资企业的香港上市潮袭来，其中的佼佼者就包括长江实业、新世界和新鸿基地产。这无疑折射出在英资压迫多年之后，华资开始厚积薄发，已经发展到威胁英资的统治地位。李嘉诚上市之后的第一个目标，就是收购怡和洋行旗下的的九龙仓。
当年香港最神气的几家公司，当属怡和、太古、会德丰以及和记黄埔这“四大洋行”，从事的行业包括航运、银行、贸易、房地产等，垄断了香港的大部分经济。其中的怡和洋行是近代中国影响力最强的商贸机构。它很早便通过鸦片贸易进入国人的视野，而且对香港早年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素有“未有香港，先有怡和”之称。
至今它在香港仍然维持着相当的业务，属下的子公司包括：置地、牛奶公司、文华东方酒店、怡和太平洋、怡和汽车……在九龙仓未落到华资之手之前，它和置地购成了怡和的两翼，也是怡和成为香港第一公司的关键。要知道，九龙仓拥有九龙尖沙咀、新界及港岛上的大部分码头、仓库，以及酒店、大厦、有轨电车和天小轮。可以说资产雄厚，当时有一句话说掌握了九龙仓，就控制了香港的货运市场。但是，李嘉诚看中的，不是它的航运价值，而是它的地皮。
1895年毕打街附近的外商洋行物业，右为怡和大楼
恰恰好，此时的九龙仓正捧着金饭碗在讨饭——由于大多的英国公司喜欢在香港赚钱，然后将钱拿到海外投资，结果因为战线过长，加上经营不善，九龙仓不仅没有发挥资产应有的价值，甚至因发行了大量的债券导致债台高筑。1978年，九龙仓股价一直徘徊在13至14港元之间，总市值不到14亿港元。但它的地皮至少价值50亿元以上，即使以两三倍的股价买入九龙仓，也只赚不赔。
只是，当时的各大地产商尽管垂涎不已，但还是顾忌到吃相——慑于怡和洋行的威名，一时无人下手。
这正好给了地产新贵李嘉诚下手的大好机会。他不动声色地在二级市场买入九龙仓的股份，一路潜伏增持至20%。尽管做足了保密措施，但如此大的动作还是引起了市场的关注，导致股价飙涨，从13元一路升到46元，接近九龙仓的实际价格。怡和再后知后觉，也醒悟过来，立马开始反击，并寻求汇丰的支持。不愿同时得罪两家英资巨头的李嘉诚，再三权衡下，决定退出这场收购战。
“但超人毕竟是超人，退出比进场更经典，好戏才刚刚开始。”一篇文章写道，“李嘉诚没有把股份卖还给怡和，而是找到了船王包玉刚接手。日后，船王则帮助他入主和记黄埔。和记黄埔同样手握大量优质土地，是超人梦寐以求的战略资产。”
到今天，包玉刚的女婿吴光正还记得1978年某天的一个下午，“李嘉诚先生与包玉刚爵士会面，商讨购入香港九龙码头及仓库有限公司（现称九龙仓集团有限公司）10%股权的事宜。”当时的他，实时细阅了九龙仓1977年年报及李先生提供的一页简介，当晚拟定购入与否的建议。“情景仿如回到我在纽约任职银行的岁月。翌日下午，我见证了两位商界高人超快握手达成协议。”
协议的内容，那就是李嘉诚以30多元一股的价格，把手里的九龙仓股票转让给包玉刚，当时九龙仓的股票已经飙升到40多元。李嘉诚这么做显然诚意满满，当然李嘉诚也不吃亏，因为这些股票都是他以20元左右的价格买入的，最终获利3亿多。
这无疑是一招妙棋。破解同盟的办法，一个是寻找得力战友，一个就是各个击破。汇丰是金主，不敢得罪，但是包玉刚跟它关系匪浅，将股票卖给包玉刚，不仅不会得罪汇丰，而且还会改善双方之间的关系。这也为他在日后收购和记黄埔铺平道路。也正是通过包玉刚的牵线搭桥，李嘉诚收购了汇丰手里的9000万股和记黄埔的股票。
对包玉刚来说，收购李嘉诚手里的股票，也是事业的一大利好。1974年，苏伊士运河重开，加上石油危机爆发，导致香港航运在1970年中后期就开始显现衰落苗头，他需要及时“减船上岸”。九龙仓无疑是打瞌睡的时候，有人递上了枕头。
而对汇丰来说，由于它也是包玉刚的旗舰公司——环球航运的第二大股东，并且有大量的贷款放于环球航运，两者荣辱与共，船王顺利登陆，它也可大获其利——所以，尽管和怡和同在一个阵营，但是它还是默许了包玉刚和李嘉诚之间的协议。
“接手李嘉诚所持股份，再加上二级市场增持，手上拥有近30%九龙仓股份的船王，带着自家女婿吴光正进入了九龙仓的董事会，这让怡和始终如鲠在喉。”几个月后，它趁着包玉刚远行英国之际发动突袭，用高价回购股票，但得知消息的包玉刚即刻回到香港，在不到48小时内，借得汇丰银行15亿现金。现金收购，加上价格永远都比对方多一些，让股民们立马转换“立场”，在交易柜台前都快挤破了脑袋。
经过一役，怡和自知回头无力，只好“当机立断”，不跟船王斗了，而且还把自己的股份一股脑卖给船王，换得现金离场，“自此，九龙仓正式从老牌英资企业成为华资企业。这也奠定了包玉刚家族在香港房地产市场的地位。”与此同时，李氏家族也受益匪浅。“李嘉诚在将和记黄埔收入旗下之后，形成了长江实业与和记黄埔的双旗舰格局。一直到2015年长和系重组，和记黄埔变身长实地产，这一旗号才退出历史舞台。”可以说，这一场收购战，奠定了两打家族未来商业帝国的根基。
九龙仓收购案中的两位大赢家
此后的包玉刚还打了另一场让人刮目相看的战役，那就是击退由新加坡商人邱德拔（Tan Sri Khoo Teck Puat）提出的敌意收购，将会德丰收入帐下。这是九龙仓首个重要收购投资。
和包玉刚、李嘉诚等人相似，李兆基也趁着英资的控制力逐渐衰弱，于1975年入主中华煤气，接着又于在1983年正式成为董事局主席，并在随后不断增持强化控制。到2018年底，李兆基通过三家公司累计持有41.53%的股份。
香港的繁荣，以及华人的崛起，让香港的居民终于对香港有归属感了。学者陈冠中曾说，虽然这里有一半是被逼出来的，“原来他们哪里都去不了，英国不是随便去的，内地还不是可以去的，他们不能自认英国人，也不愿意被人家认为是内地人……没选择，他们只能叫自己香港人，后来越叫越顺，引以为荣。”
但不容忽视的事实上，尽管香港的本土认同开始兴起，但中国却是这种认同自始至终不变的底色。
所有的经历都将证明，不管是在国运不济之时，还是在日后重新崛起之际，“向北望”才是香港最正确的方向。
此文为吾球商业地理《你可知“Hongkong”不是你真名？香港的繁荣不是英国人给的，而是背后站着祖国》第二章，欲知香港故事，请继续关注本号《你可知“Hongkong”不是你真名？香港的繁荣不是英国人给的，而是背后站着祖国》第三章：《只有紧靠祖国，香港才不是孤岛》（或标题为《过去数十年，香港为什么繁荣》）。
采写 | 王千马（中国企业研究者，中国商业地理写作第一人。出版有小说《媒体这个圈》、《无所适从的荷尔蒙》，主编有《无法独活：致喂大的年轻人》、《不焦虑的青春》，近年来相继推出《重新发现上海1843-1949》、《海派再起》、《宁波帮：天下第一商帮如何搅动近代中国》、《盘活：中国民间金融百年风云》、《玩美：红星美凯龙30年独家商业智慧》、《紫菜爸爸》以及《新制造时代：李书福与吉利、沃尔沃的超级制造》、《大国出行：汽车里的城市战争》等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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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知“Hongkong”不是你真名？香港的繁荣不是英国人给的，而是背后站着祖国》一文参考了：本文在创作过程中参考了：《余东璇传》；《在这个新加坡第一高帅富面前，王思聪弱爆了……》；《予鄗漫谈聊港史: 1940年代香港天星码头起伏车辙!》；《邵逸夫创业往事钩沉 从邵跑跑到电影大亨》（《外滩画报》）；《海外华人老字号企业的传承和跨国发展——以马来西亚余仁生为例》（祝家丰）；《董浩云：一个真正的世界航运巨子》；《从香港扬帆|董浩云》；《包玉刚：航运家中的银行家》（《人物》）；《大公报：港人遭日军蹂躏的三年八月，苦海不可忘》（朱晋科，中新网）；《香港的发展历程之崛起与堕落》；《香港为何繁荣，深扒176年历史》（付今责，《观察者》）；《5000亿资产大腾挪：李嘉诚之后 又一个香港大佬开始世纪重组》（面包财经）；《李嘉诚一生最大成就，联手包玉刚打破英国对香港经济的殖民统治》；《68岁吴光正交班前撰文：我见证了李嘉诚和包玉刚的世纪交易》（王齐，澎湃新闻）；《回首往事，我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霍英东 》（ 陈光、夏乔，《华商韬略》）；《商人眼中内地与香港20年融合之路》（张国锋，《证券时报》）；《香港三大中心地位巩固得益内地沃土——国际人士谈香港回归后发展经验 》（新华社）;《破除西方谬论！英国学者对香港困境的分析太透彻，全程高能……》；《中美贸易战中的“香港支点”》（白格尔，量子学派）等文献/文章，及图片。在此一并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