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图：崖山祠
可以有民族主义叙事，
但不要单一民族叙事；
可以有南宋视角叙事，
但不要南宋中心主义叙事；
可以有道德叙事，
但不要奸臣和“汉奸”叙事。
——张明扬
百年来，随着日本中国史研究的译介，“崖山之后无中国”，似乎成为了对这段历史进行解读的流行观点，几乎无人不晓。但今天我们推荐的这本新书，正是要从根本上直面这种狭隘的史观。
历史不能由单一情绪主导。多元的历史叙事，是我写作《崖山》这本书的初衷之一。毕竟，写作是一件苦事，没有一点情怀驱动，很难废寝忘食。
我想尽力规避的第二种叙事，是南宋中心主义叙事。
好看的历史应当是由多元视角构成的，但具体到南宋亡国这段历史，流行的历史叙事往往都聚焦于南宋，从而遗忘了一个常识：南宋衰亡的另一面，是元朝的崛起。
于我而言，写作《崖山》最大的难点也是元史。在历史学内部，元史可能是最让从业者有“隔行如隔山”之感的一个朝代史。但再难、再有压力，我都时刻提醒自己：既然要写《崖山》，写南宋亡国，怎么可以不去努力学习和探究元史呢？
缺乏元朝视角的南宋衰亡史，天然就容易堕入单一叙事。
我不讨厌宋朝，在某种意义上我也算是一个“宋粉”，宋朝政治相对于其他帝制时代的宽容与开放，令人心生向往，令我心甘情愿地“牺牲”部分客观。但这不等于，你在思考和写作南宋衰亡史时，可以将元作为一个无关紧要的他者，作为一个不想探究的毁灭方。
元朝视角的难点之一，最有魅力之处可能在于，成吉思汗开创的大蒙古国，与忽必烈开创的元朝，虽有其天然的历史传承，但二者远不是一回事。回到历史现场，在蒙古人内部，人们对忽必烈的“汉化”倾向一向充满疑虑，对忽必烈建立中原王朝的努力更是不以为然。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立国路线，为此也引发了漫长的蒙古内战。
但这与南宋衰亡史有什么关系呢？
关系万千重。当即位前的忽必烈在鄂州城下与贾似道缠斗时，当做了皇帝的忽必烈倾力灭宋时，来自蒙古人的军事挑战令忽必烈如坐针毡，不惜放缓灭宋大业也要先致力于蒙古内战。
没错，对忽必烈而言，蒙宋战争并不是他优先考量的，南宋更算不上什么大敌。
这是南宋亡国的重要真相之一：元与南宋从来就不是同一个体量的对手。
以此而言，南宋在对元战争中的抵抗，尤其是襄樊之战中的坚韧，更加令人心生感佩。面对这样一个疆域之广阔在人类历史上都无与伦比的大国，南宋已经做得很不错了。
还有那句话，过分贬低敌人，其实贬低的是自己，特别当己方是输家的时候。
这里就牵涉到我想避免的第三种叙事：奸臣和“汉奸”叙事。
如果不考量蒙、宋双方的实力差距，不去细究两宋深入肌理的一些体制痼疾，而简单粗暴地将亡国罪责往所谓的奸臣和“汉奸”身上一推了事，那就不是什么体面的读书人了。
日本学者宫崎市定曾经愤愤不平地说：那些曾为贾似道所笼络、重用，而最终抛弃了他的南宋大官，大多在仕元之后埋首著述，此辈往往对贾似道进行肆意谩骂，并将南宋灭亡的责任归结于其一人身上。
奸臣叙事源远流长，其核心原因就是，让贾似道这样的奸臣背上亡国的所有罪责，是最便捷、最易于阐释、最顾及君臣大义、最容易被传播，也最能迎合民间情绪的“顾全大局”之举。
这样似乎也是一种心理补偿：我们本来可以轻松打败外敌，但奸臣当道，以致大局糜烂。
汉奸叙事也是类似的逻辑。鼓吹者沉醉于这样一种情境：内有奸臣作祟，外有汉奸横行，因此国将不国。
有了这样简单畅快的叙事，一个人不懂历史细节，不知元朝为何物都没关系，他一样可以畅谈宋蒙战史，批评奸臣误国时，还能显得他大义凛然。
但至于张弘范等人是不是符合汉奸标准，就无人关心，也不重要了。出身河北的张弘范自生下来第一天起就在蒙古治下，没做过一天宋人，他为蒙古打仗又奸在何处？张弘范的父亲张柔倒算是某种“奸”，但他一出生就是金人，还为金国与蒙古打过仗，后来被俘归降蒙古，因此张柔没做过一天宋人，和“汉奸”也扯不上任何关系。
在奸臣和汉奸叙事的影响下，连忠臣叙事也变形了。
我对南宋亡国时的那些忠臣，比如张世杰、陆秀夫、文天祥等人充满敬意。文天祥的伟大无须多言，但遗憾的是，高大全式的塑造方式也在让我们远离一个真实的文天祥。正如元史学者姚大力先生所言：
文天祥之死，并不是出于今天许多人以为他之所以要死的那种民族主义立场……我们不应该把他原来没有的那种意识硬塞在他的脑子里，然后再装模作样地去歌颂一个虚假的文天祥。
可以有民族主义叙事，但不要单一民族叙事；可以有南宋视角叙事，但不要南宋中心主义叙事；可以有道德叙事，但不要奸臣和“汉奸”叙事。
阅读历史、思考历史、写作历史，目的之一是让我们对这个世界上的各种可能性充满敬畏，保持开放心态，小心翼翼地为自己的每一种主张仔细论证，做好一旦有了更确切的事实，就随时推翻前见的准备。
我会随时这样提醒自己，也希望用我的写作，随时提醒我最敬畏的读者们。
我们都希望自己生活的世界更好一点，不是吗？
这本书照例献给我的妻子冰和女儿栖约，愿我们都宽容地看待彼此，看待我们的生活与世界。
崖山之外，是更大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