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初春，我在湘桂边境的军营里开着解放牌卡车运送物资。谁能想到，一次普通的任务竟让我遇见了改变我一生的重庆姑娘。

我叫林向阳，1957年出生在四川成都的一个普通工人家庭。父亲是机械厂的钳工，母亲在纺织厂做挡车工。记得那时候家里住在厂区的筒子楼里，一间十几平米的房子，全家三口人挤在一起。虽然条件艰苦，但父母从小就教育我要勤奋努力，将来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1977年秋天，我响应国家号召参军入伍，被分配到汽车运输连。那时候，当兵是一件特别光荣的事情。记得临行前，母亲特意去供销社买了两斤白糖和一块雪花膏，让我带着。邻居们也都来送行，说我们家向阳有出息，是光荣的子弟兵。

刚到部队时，一切都很陌生。宿舍是砖瓦平房，六个人一个班，铺着木板床，每人一个蓝花布枕头和一条军绿色的棉被。早上五点半，广播里就开始放《团结就是力量》，我们穿着蓝色的确良军装列队跑操，呼吸着清晨微凉的空气。

我被分到了运输连，开始学习驾驶。我们连的车都是解放牌CA10B型卡车，那时候能开上这样的好车，是多少人羡慕的事情。指导员王德福是个很和蔼的老同志，他经常说："开车不只是个技术活，更是个责任活。"

我天天摸索车子的构造，学习驾驶技术。白天跟着老师傅实践，晚上就趴在宿舍的小桌子上看驾驶手册。那时候没有台灯，就用566手电筒照明。我的床铺旁边是张大山，他比我大两岁，是个东北爷们，特别够义气。每次我看书到深夜，他都会轻声说："向阳，差不多得了，明天还得早起呢。"

经过半年的刻苦训练，我终于拿到了驾驶证。记得第一次独立执行任务，是给连队运送粮食。那天早上特别冷，我穿着厚厚的棉军装，搓着手走向停车场。解放牌卡车在晨雾中显得特别雄壮，我摸着方向盘的手都在微微发抖。

慢慢地，我从一个新手成长为连里的老司机。每次完成任务，都会在车子旁边细细检查，确保不漏掉任何安全隐患。休息的时候，我喜欢坐在驾驶室里听收音机，那时候最爱听《年轻的朋友来相会》，觉得歌词写的就是我们这些年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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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底的一天，连队开大会，宣布了一个重要消息。我们要执行边境地区的运输保障任务。会议结束后，指导员把我叫到办公室，说："向阳，这次任务重要，组织上相信你能完成好。"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想着即将到来的新挑战。

春节前，我给家里写了一封信，说自己因为任务可能没法回家过年了。母亲回信说："儿子，部队就是你的家，把任务完成好就是最好的过年。"那个春节，我和战友们在连队食堂吃了一顿年夜饭，有红烧肉、鱼和饺子，还放了一场电影《闪闪的红星》。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我的技术越来越熟练，完成了不少运输任务。战友们都说我沉稳可靠，连首长也经常表扬我。但我从来不觉得这有什么了不起的，只是觉得自己在做应该做的事情。每次看到物资安全送到，看到战友们满意的笑容，心里就特别踏实。

1979年初，春天的气息已经悄悄来临。那天早上，我像往常一样检查完车子，准备执行一次运送医疗物资的任务。天还蒙蒙亮，空气中带着淡淡的湿润。我穿着洗得发白的军装，坐在驾驶室里等待装车。

突然，我看见一个扎着马尾辫的女兵快步走来。她身材不高，但走路带风，一看就是个利索人。她自我介绍说叫杨巧梅，是后勤医疗队的，这次要跟车去监督医疗物资的运送。

"我是重庆江北人。"她的声音清脆悦耳，说话时还带着一点重庆口音，让人觉得特别亲切。我告诉她我是成都人，她立刻笑着说："哦，老乡嘛！"这一声老乡，拉近了我们之间的距离。

一路上，我小心地开着车，时不时用余光瞄她几眼。她认真地看着清单，检查着物资。偶尔说几句话，都是关于工作的。我发现她做事很仔细，对医疗用品的名称如数家珍。

中午，我们停在路边休息。她从包里拿出两个馒头和一个红军搪瓷缸，问我要不要喝水。那个缸子上面还画着五角星，在阳光下闪着微光。我们就这样坐在车边，一边吃着干粮，一边聊天。

她说她1978年参军，在医疗队负责药品管理。之前在重庆制药厂当过工人，对药品特别熟悉。说起工作，她的眼睛会发亮，像星星一样。我告诉她我是机械厂工人的儿子，从小就爱摆弄机械，现在开车也算是专业对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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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慢地，我们聊得越来越多。她说她爱看书，最喜欢《青春之歌》。我也说我喜欢看《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保尔·柯察金是我的偶像。她忽然笑了，说我这个汽车兵挺有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