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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广东海丰县的北部，有一个小镇，名叫公平镇，早在唐朝年间，这里就形成了繁华热闹的集市。这里不仅物价实惠，而且交易公平，因此镇子就以“公平”二字为名，到公平镇来买东西的人看中这里的物美价廉，到公平镇来卖东西的人也喜欢这里的买卖公正。从唐朝开始繁荣的公平镇，有着一千多年的悠久历史，以“千年商贸古镇”的外号闻名于世，不管什么时候，到这里来做买卖的人们都是摩肩接踵、络绎不绝。
然而到了民国时期，在国家多灾多难的大背景下，公平镇也不复往日的繁华，在这片热土上，发生着不少流血牺牲的故事。1928年，这里就发生了一个危难时刻母亲不得不和刚出生的儿子分离的悲伤故事。
1928年，31岁的蔡素屏肚子里正怀着她和丈夫彭湃的爱情结晶，这是他们的第三个孩子。25岁时，蔡素屏生下了大儿子彭绛人，28岁时，蔡素屏生下了二儿子彭士禄。蔡素屏出身富商之家，丈夫彭湃家里是富甲一方的大地主，彭湃本人还是从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归来的海归富三代。
如此富裕的家庭条件，蔡素屏又接连为彭家生下几个儿子，可以说是稳坐了彭家少奶奶的位置，如果自己不折腾，完全可以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安稳日子。但如今正怀着三胎的蔡素屏，不仅离开了彭家，离开了丈夫澎湃，还挺着大肚子在公平的山区不停地奔波。
因为不久之前，国民党反动派刚刚发动了对海陆丰红色政权的围剿，彭湃带着部队转战大南山，被推举为妇女解放协会主任的蔡素屏则撤退到了公平山区，继续坚持地下斗争。
“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即便已是开春时节，山区的夜里温度依然很低，一场淅淅沥沥的春雨过后，更是增添了几分寒意。蔡素屏躺在硬邦邦的木板床上，辗转反侧，怎么也睡不着，她现在已经可以明显地感觉到孩子在肚子里面踢她了：
“不知道丈夫彭湃现在怎么样了？也不知道隐蔽在老乡家里的两个儿子是否安全？虽然现在情势危急，敌人到处搜捕，但是自己一定要咬紧牙关，把这个孩子平安地生下来。”
孩子一天天地长大，蔡素屏的生产期马上就要到了，但是她依然坚持着工作。1928年7月的一天，当穿着粗布衣裳、戴着一顶笠帽，打扮成普通农妇样子的蔡素屏去外面工作时，肚子突然疼了起来，已经有过两次生育经验的蔡素屏，知道孩子马上就要生了。蔡素屏没有慌张，她定一定神，赶紧走到了附近的村子里面去寻求帮助，并请人去通知婆婆周凤过来帮忙。
村民们早就认识蔡素屏，也被彭湃为了农民运动抛家舍业的行为深深感动，大家一起行动，在祠堂的小房间里给蔡素屏布置了一个临时的产房。当天夜里，随着一声响亮地啼哭，蔡素屏顺利地生下了一个大胖小子，看着孩子粉嘟嘟的脸庞，蔡素屏严肃的脸上终于露出了一丝笑容，她对婆婆周凤说：
“这个孩子就叫他赤红吧，让他记住海陆丰赤色革命。”
孩子刚生下不久，敌人就得到了消息，派人来村子里抓捕女共产党员蔡素屏，幸好一位机警的村民外出时发现了山道上若隐若现的人影，赶紧跑进屋子大喊：
“蔡主任，快，抱着孩子快走，敌人来了！”
刚生完孩子的蔡素屏，身体十分虚弱，婆婆周凤一把抱过孩子，村民扶着蔡素屏，逃往后山，老人小孩本来就跑不远，而且在山道上更容易被敌人发现，蔡素屏灵机一动，带着婆婆和孩子隐蔽进了山上茂密的荆棘丛当中。幼小的孩子很听话，好像和母亲心有灵犀一样，知道敌人在搜捕他们，乖巧得没有发出一声啼哭。
敌人搜了半天都找不到人影，气急败坏，拿着步枪的枪托就往荆棘丛中乱砸，躲在荆棘丛中的蔡素屏和婆婆周凤头上，都被枪托砸中了，她们强忍着疼痛，哼都没有哼一声，因为她们一定要保护好这个刚出生的孩子。
终于，一无所获的敌人离开了。蔡素屏和婆婆从荆棘丛中走了出来，她知道，这样的安全只是暂时的，必须马上将孩子送走，在孩子出生之前，蔡素屏已经预料到了今天的危险，提前给孩子找到了一个寄养的家庭：海城名东乡的寡妇李如碧大娘家。
当时，反动派已经下了对彭湃家人斩草除根的屠戮命令，婆婆周凤不想蔡素屏就这样牺牲，苦口婆心地劝儿媳说：
“素屏，你就听我一次，和我们一起去澳门去躲避一段时间吧，等风声过去了我们再回来！”
然而，蔡素屏却坚决地摇了摇头说：
“我还有任务在身，就算是牺牲，我也要把鲜血洒在家乡的土地上。”
满怀着愧疚之情的蔡素屏，依依不舍地给孩子喂了最后一次母乳，随后便让婆婆抱着孩子离开了。母子天性，哪个当母亲的不爱自己的孩子，不想陪伴在孩子的身边，但是蔡素屏深知，还有更重要的事情等着她去做，这也是她和丈夫彭湃共同的理想。
2
1897年，在海丰新北村的一个富商之家，一个女婴呱呱驻地，父母给她取名为蔡素屏，小名哲妹。虽然家境富裕，但蔡素屏从小受到的仍然是“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传统教育，耳朵里灌输的是“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三纲五常。
那小小年纪就被裹脚的痛苦经历，更像是噩梦一样萦绕在蔡素屏的脑海里，她曾经含着泪问母亲：
“为什么自己要受到如此残忍地对待？难道就是因为自己是女儿身吗？”
母亲虽然心疼，也只能无奈地摇摇头，劝女儿说：
“大家都是这么做的，女人没有一双小脚，将来是嫁不出去的。”
只因为身为女人，蔡素屏从小就被禁锢在了封建伦理当中，爱情婚姻自然也是毫不例外地听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1912年，15岁的蔡素屏迈着一双小脚，踏进了彭家的大门，开启了为人妻子的人生新阶段。
比那个时代的其他女子幸福的是，虽然是包办婚姻，但蔡素屏可以说是误打误撞地嫁给了爱情。彭湃比蔡素屏大一岁，他对妻子的爱，不仅是丈夫和妻子之间的齐眉举案，更是高山流水遇知音一般的志同道合，彭湃耐心地教蔡素屏读书识字，鼓励她追求妇女的解放。
在彭湃的鼓励引领下，蔡素屏觉得自己仿佛打开了一扇新世界的大门，她脱掉了缠足的绷布，不顾家人的异样眼光，路人的讥笑谩骂，跑到私塾里去读书上课。彭湃准备去日本留学时，婆婆周凤拿不定主意，征询儿媳的意见，蔡素屏深明大义地说：
“汉育他志在四方，我怎么能用妻子的名义将他捆绑在身边呢？”
儿媳的支持让犹豫不决的周凤打定了支持儿子出国留学的主意，她感叹道：
“你们可真是天生一对，天生一对啊！”
澎湃在日本留学期间，虽然和妻子蔡素屏天南地北，两颗心却始终连接在一起，蔡素屏会把自己做的作业寄给彭湃，彭湃也会用心批改以后，再给妻子寄回来。喜欢诗词的彭湃最喜欢读苏轼的一句诗：“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临近中秋，他就给妻子蔡素屏写信，约定两个人在中秋节一起隔着浩瀚的海洋，遥望同一轮月亮升起，期待着重逢的时刻来临。
彭湃从日本留学归来，就脱下西装，穿上草鞋，走向田间地头，发动了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家里人不理解彭湃的出格行为，蔡素屏却被丈夫为穷苦农民谋利益的无私奉献精神所深深折服。蔡素屏用自己的方式默默支持着丈夫，不管彭湃回来得多晚，蔡素屏都会为他留一盏明灯、一碗热饭。
后来，蔡素屏和彭湃一起搬离了彭家大院，住到了摆放杂物的小房子，夫妻俩诗意地给它取名为“得趣书屋”，彭湃在这里接待农会的同志们，蔡素屏热心地给大家端水倒茶，书屋墙壁上挂的一副对联，是夫妻二人心境的最佳写照：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1922年，彭湃和兄弟们分了家，他将自己分到的田契在大庭广众之下付之一炬，蔡素屏不仅没有反对，还鼓励彭湃说：
“这样做，农民就会更加拥护农会了。”
1923年夏天，，海丰一连下了很多天的大雨，农民眼看着辛苦栽种的庄稼被洪水淹没，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农会跟地主商量，希望能减少租金，不仅不被理解，20多名农户骨干还因为抗租的罪名锒铛入狱，在狱中被虐待吃不饱饭，蔡素萍就和彭湃商量，每天从家里拿出20多斤大米，做好粥饭给送到监狱中，支持大家。
蔡素屏原本出身小康之家，父母看着女儿女婿不好好在家过日子，天天在外奔波折腾，亲自跑过来劝说：
“素萍，汉育，我们都一大把年纪了，也没什么别的期待，就想看到你们好好地过日子。你们好端端地在家有福不享，为什么非要天天跑到外面自讨苦吃呢？”
蔡素屏反驳父母说：
“父亲，母亲，您们看今年洪水肆虐，哪家有好日子过呢？汉育他每天废寝忘食，不正是想带着大家过上好日子吗？他这样舍己为人地做善事，我又有什么理由不支持他呢？”
老两口眼见女儿女婿是吃了秤砣铁了心，只好无奈离去。
3
1928年9月，因为叛徒告密，刚生完孩子2个月的蔡素屏被捕入狱，敌人用尽各种酷刑，想逼她供出农会人员的名单，但蔡素屏却咬紧牙关，不肯透露一个字。此时此刻的蔡素屏，不仅是彭湃的妻子，更是革命的先驱，一个巾帼不让须眉的女英雄，一个视死如归的共产主义战士。
敌人见从蔡素屏嘴里套取不到任何有用的信息，恼羞成怒，决定对蔡素屏执行死刑，在敌人罪恶的子弹下，年仅31岁的蔡素屏，三个孩子的母亲，就这样失去了年轻的生命。
蔡素屏的叔父蔡秉恩在海城开杂货店，得知蔡素屏被捕的消息后，预感到她这次可能是凶多吉少了，吩咐蔡素屏在杂货店当帮手的弟弟蔡家奖前去打探消息：
“如果是你素屏姐，就赶紧回到店子里来告诉我。”
蔡家奖打听许久，得知姐姐即将被行刑的消息后，一边哭一边跑回来通知叔父，蔡秉恩立刻雇请了一批义士，带着买来的棺材，赶往菜圩埔刑场，在蔡素萍倒下后，及时收尸入木，并在永安桥畔的彭家祖地为其建造了一个小坟。“菜圩埔上洒热血，永安桥畔埋忠魂”，彭家牺牲的烈士中，唯有蔡素屏的尸骨得以完整保留。
彭洪
为了实现革命理想，蔡素屏不仅牺牲了自己的生命，也让自己的三个儿子从此成了没有母亲的孩子，那一年她和彭湃的三儿子彭洪才刚刚2个月，二儿子彭士禄才3岁，大儿子彭绛人才6岁。
蔡素屏牺牲仅仅一年后，丈夫彭湃也在上海牺牲，他们的3个孩子成了彻彻底底的孤儿，带着为父母报仇的悲愤之情，在乡亲们的掩护下，过着东躲西藏的生活。多次被捕入狱，受尽磨难的彭绛人年仅10岁时就在上海病逝。
彭士禄两次入狱，先后被20多户人家收养过，他在自述中说：
“几十位‘母亲’给我的爱抚，感染了我热爱百姓的本能。父母亲把家产无私分配给了农民，直至不惜生命，给了我要为人民、为祖国奉献一切的热血……我虽姓‘彭’，但心中永远姓‘百家姓’。”
彭洪在李如碧家中长大，上学读书时取名为彭锡鸿，和蔡素屏给儿子取的名字“赤红”谐音，参加革命后改名为彭洪。在彭洪心里，父母亲就是他崇拜的英雄，他专门写了一篇文章《龙舌埔的草是铲不尽的》，因为父母的革命理想就像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野草一样，不管烈火怎样无情地焚烧，都扼杀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