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代霞飞路吕班路口，白鑫就在距这里不远的和合坊被击毙
1929年11月11日深夜，在上海市霞飞路附近一处宅院的门前，随着“砰！砰！砰！”几声枪响，一个穿黑色西装的人当场命归西天。当大批法国巡捕和侦探赶到时，人群早已散去，只剩下包括穿黑色西装者在内的几具尸体躺在腥红的血泊中。
在戒备森严的法租界发生如此刺杀大案，并且部署策划得如此周密，实施刺杀如此干净利落与准确无误，此消息立即轰动了全上海。各报连日都在显著位置报道了这一重大新闻，有的报纸甚至称之为“东方第一谋杀案”。
英雄就义，周恩来亲令锄奸
那个被打死的穿黑色西装的人，名叫白鑫，湖南常德人，黄埔四期生，后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1929年初返回上海任中共中央军委秘书。
1929年8月23日，白鑫秘密通知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农委书记兼江苏省委军委书记彭湃等，于次日下午在他家开军委会议。24日下午，会议按时进行。周恩来因为临时有其他更重要的事情要办，就请假未到会。
然而，会议还在进行中，大批国民党特务包围了会场，他们冲进屋内，按手中拿的名单抓人。
参加会议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杨殷，中央军委委员颜昌颐、邢士贞等人，和彭湃一起都被戴上手铐，押进了囚车。
事情发生后，周恩来和负责中央特科的陈赓通过多种渠道了解到，党内出了叛徒。这叛徒正是白鑫！
大革命失败后的上海，每天都处于腥风血雨之中，白鑫早已被敌人的白色恐怖吓破胆，他通过在南京被服厂当厂长的哥哥，联系上了国民党上海党部情报处长范争波。
为了邀功请赏，他提出帮助国民党抓到周恩来、彭湃等共产党要人。范争波喜出望外，便与白鑫暗中定计，借中共中央军委开会的时候，来个一网打尽。
在周恩来的指示下，陈赓通过在敌人内部的我党秘密特工杨登瀛，很快知道了彭湃等人关押的地点，并且得知，蒋介石已下令枪决彭湃等人，执行的时间在8月28日清晨。
周恩来等人制定了一个营救方案，但是敌人早已经做好了防劫法场的准备，敌我力量悬殊很大，陈赓等人只好忍痛放弃原定的计划。
彭湃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农民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被称为“中国农民运动大王”，在党内有着很高的威望和影响力。周恩来悲愤万分，指示陈赓，要迅速弄清叛徒白鑫的行踪，定杀不赦！
乌龟露头，柯医生长线钓鱼
白鑫明白自己的处境，就当起了缩头乌龟。国民党方面为了在他身上榨到更多的油水，由上海党部情报处长范争波亲自给他当乌龟壳。因此，地下党组织四处打探，也一直没有弄到白鑫的任何讯息。
1929年9月下旬，白鑫带着国民党特务突然到上海达生医院找柯达文大夫看病。原来，白鑫自告密之后，整天处于极度的惊恐之中，吓出了头疼的毛病。
柯达文为他诊病后，说：“你坐一坐，有几种药在楼下，我去取。”他下楼匆匆到邻居家给陈赓打电话，原来柯达文是中共地下党员柯麟的化名。可等他回来时，已成惊弓之鸟的白鑫已经悄然离去。
白鑫并不晓得柯达文的真实身份。过了几天，白鑫打来电话，说要再请柯达文看病，不过，狡猾的他不到柯的医院来了，而是要柯到法租界的一家饭店给他看病。
柯达文将这一新情况及时向陈赓作了汇报，陈赓马上将这一重要情况告诉了周恩来。周恩来指示柯达文按约定时间前往，并且一定要拿捏好治疗的分寸，既要让白鑫感到治疗后病情明显减轻，又不能让他感到已经痊愈，这叫“放长线钓大鱼”。
柯达文按约赶到白鑫所在饭店，范争波也在。柯给他看过病后，白留他喝咖啡，实际上是对柯达文还不大放心，想多留他一会，让范争波观察一番。一番试探和盘问后，白鑫和范争波放心了。
又过了几天，白鑫自感吃了柯达文开的药后病情减轻许多，再次请柯达文看病。这次，小车载着柯达文停在了霞飞路（今淮海中路）和全坊四弄四十三号门口，几天后他们又将柯达文请到这里。柯达文估计，这就是白鑫的藏身之地。于是，柯达文将这一重要情报向陈赓做了汇报。
深入虎穴，秘密特工“义结”叛徒
掌握了白鑫的藏身之地后，陈赓决定安排另一个同志打进敌人内部去，盯准白鑫。
陈赓和周恩来商议后，将这一重要任务再次交给了杨登瀛。杨登瀛原名鲍君甫，自幼在日本生活与求学，进入国民党特务机关内部后，国民党特务头子陈立夫把他视为知己，任命他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驻上海特派员！到上海不久，杨登瀛因为同情共产党人，成为中共历史上第一个不是党员的特工人员。杨登瀛在最紧急的关头，救过中共上海地下党许多同志。
杨登瀛很快向周恩来回复说：“和全坊四弄四十三号是大特务范争波的公馆，白天黑夜都有国民党特务看家护院！”
陈赓将周恩来的有关锄奸部署告诉了杨登瀛。杨登瀛就找了个事由，登门到范公馆拜访。杨登瀛这位陈立夫跟前的大红人亲自登门，范争波自然不敢怠慢。范争波和杨登瀛正在客厅里闲谈时，白鑫下楼到院内散步，杨登瀛假装不认识，问他是谁，范争波便把白鑫介绍给他。
此后，杨登瀛多次到范公馆找白鑫谈话。就这样，杨登瀛和白鑫交上了“朋友”。
里应外合，锄奸队深夜惩奸
白鑫尽管住在国民党大特务家里，又有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驻上海特派员杨登瀛的“保护”，仍寝食难安，虽然不断找柯达文诊治，但头疼的毛病总不见痊愈。
在白鑫的一再请求下，国民党方面终于同意白鑫逃亡意大利。当然，对这么核心的机密，范争波和白鑫是不相瞒“好朋友”杨登瀛的。
接获这一重要情报后，周恩来指示，一定要弄清白鑫出逃的准确时间、船次、从何处出发、坐什么车去码头，并指示陈赓组织精悍的“锄奸”队员，坚决除掉叛徒，绝不能让他逃往国外。
白鑫和范争波、杨登瀛商定，出走时间定于1929年11月11日深夜11时。随后船票订好。
在杨登瀛的建议下，接白鑫的小汽车拟停在离四十三号门口50米外的弄堂口，这样一来便于让红色队员争取时间展开战斗，铲除叛徒。
1929年11月11日深夜，负责伏击叛徒的“锄奸”队员按计划分别潜入和全坊，在四弄四十三号的后门布置得十分周密。
11时许，四十三号院后门悄悄启开一道缝，一个人闪出来站在门口，听了一会儿动静后，认为没有任何危险，才向里面招手。大门里很快闪出7个人：白鑫夫妇、范争波兄弟和3个“护驾”特务。
他们刚走几步，黑暗中突然有人大喊一声：“白鑫，哪里走！”接着就是“砰、砰”枪声响起……
战斗很快结束。白鑫、范争波弟弟和两个特务被打死，范争波和白鑫的老婆则受了重伤。事件发生后，国民党方面下令一定要查清事实真相，但他们费了老大劲也没有查出个子丑寅卯，最后只好不了了之。
原载：《廉政瞭望》201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