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裁后，跟公司死磕到底的人

作者 | 南风窗记者 乔悦

编辑 | 苏米

周一上午李俊辉照常上班，突然收到HR发来的辞退通知书。

原来因为他上周不同意公司的裁员赔偿，HR立刻给他的当月绩效打了最低分，并停掉邮件、企业微信，让他无法打卡，无法查看历史记录。并在周一以迟到为由开除了他。

“公司上周五口头通知下周一不用来了，只赔偿N，要求我主动离职”。他拒绝后，本以为公司会再次协商，但没想到，这么快翻脸。

李俊辉之前经历过裁员，他知道这个流程并不正规，“如果公司临时通知辞退，需要赔偿N+1，或者多给一个月时间找下家，不然我的社保公积金都没着落”。

他告诉南风窗，之前公司为求上市，接了很多“赔本赚吆喝”的买卖，他作为设计经理，也跟着没日没夜加班做项目，“等公司上完市，不需要这么多人，就开始卸磨杀驴了”。

收到通知后，李俊辉先在微信跟领导沟通，要求其提供工作，见领导不理会，又通过个人邮箱向全员发邮件，要求上级提供工作并做出解释，“如不回复，10分钟后再发全员邮件”。

此时正赶上高层开早会，人事经理从会议室里冲出来，把他叫进去大骂一通，要求他限时2小时内离开公司，否则报警。

不论他们怎么骂，李俊辉始终保持不认可不接受的态度，全程录音录像。直到保安、警察都过来，他向警察说明事情原委后，要求公司开具带公章的纸质辞退书再离开。人事“犹豫了一会”，最终同意了他的诉求。

一拿到通知书，李俊辉立即转身出门，直接去申请劳动仲裁，“我受不了他们趾高气昂的态度，特别不尊重人。哪怕两年不工作，也要跟他们干到底！”

近年来，各大公司降薪裁员的消息接连不断，不少企业为降低裁员成本，常通过调整组织架构、岗位设置等方式变相裁员，以规避直接裁员带来的法律责任和赔偿数额。

而劳动仲裁，是维护劳动者权益的最后一道保障，它的流程多，周期长。

很多员工难以耗费小半年，甚至一两年的时间和精力去应对一个企业背后完善的法律团队，加之很多人不懂劳动法，缺乏证据，或害怕后续背调影响工作，大多都会选择放弃或妥协。

但也有像李俊辉这样的人，以一己之力对抗整个公司，誓要和他们“死磕”到底。

纪伟很生气，同事一跃成为领导后，上任做的第一件事是想裁掉他。

这是32岁的纪伟进入公司的第五个年头，在浙江一家药品销售公司担任市场推广经理。前一年他还是公司的优秀员工、技能大赛的第一名，现在却突然被通知辞退。他认为，一定是孙某在“整”他。

纪伟和孙某原本都是平级，二人分别负责国内的南北市场，双方由于工作原因经常需要“互相帮衬”。矛盾的开端，是在一次活动中，孙某想把手头上的工作交给纪伟，但纪伟有事拒绝，孙某抱怨他“这点小忙都不肯帮”，两人因此发生争执。后来，孙某又在工作汇报中抄袭纪伟的内容，两人彻底结下“梁子”。

2022年2月，孙某通过内推被提拔为市场部经理。上任后，他先是把纪伟的绩效评定从98分降到70分，扣掉了每月全部绩效奖金，后又在年底让人事通知他岗位取消，要求他提交离职报告。

“让我走可以，但公司必须赔偿五年来所有少交的社保和公积金。”纪伟说，他才知道，自己虽然每月工资到手一万，但公司一直在按3000元的底薪缴纳社保和公积金，“这就导致我的福利无形中被砍了一大半，如果不补，我就去人社局举报”。

人事立刻改口，让他继续留在原岗位工作。但纪伟清楚，孙某已经“盯”上他了，他决心留在这里“卧薪尝胆，争这口气”。

随后，公司开始了一系列精准打击。从2023年3月起，纪伟原本的工作内容全部由徒弟接管，而自己由于没有任何项目，每个月只能拿到底薪。4月，上级修改考勤标准，要求他每天打卡，打卡不及时按旷工处理。面对公司各项无理规定，纪伟一一接受并照做，打卡也从未出现过问题。

“我咨询过律师，公司在没有明确提出辞退你的情况下，最好还是要遵守公司的规章制度，不然会对后续劳动仲裁产生影响。”

6月，裁员战场进一步扩大。公司突然要求全体员工进行新员工培训，考试三次不合格的人将被辞退。事业部的第一批人刚到总部培训，就给他们发消息“千万不要来！这是个坑！”

原来，公司给市场部出的考题“非常难，跟日常工作没关系，都是药物原理类的知识”。纪伟见状，以回家照顾母亲为由申请年假，他的考试结果被记为“无故缺席”，但后续公司也并没有为难他。

后来他打听到，公司原本计划裁掉事业部100多个人。

第一批去考试的20人基本全部被裁，其余80多人都像他一样找了各种理由不回去，HR只能与他们协商多赔一个月工资或缴纳当月社保作为辞退补偿。纪伟说：“很多人都不太懂法，其他赔偿都没要就这么走掉了”。

纪伟选择继续和公司“死磕”。某天下午三点，HR特地从总部赶来，与他约在南京南站附近的星巴克沟通。“我的诉求很简单，就是留在公司”，纪伟告诉对方，他被优化纯属私人矛盾。但HR却明确说，现在没有合适的岗位，只能作辞退处理，公司给了两个解决方案：N+1或者把社保公积金补齐。但纪伟要求，公司必须赔偿2N并补齐社保公积金。

双方在赔偿问题上争论不休。纪伟情绪激动，刻意提高音量，引来身边人围观拍照，“我觉得太欺负人了，就想让很多人知道，给公司卖命根本就是不值当的”。

2023年8月，公司突然要求他去福建市场工作，三天内报到。纪伟以母亲患有抑郁症不能离开为由，写了一段话交给上级。公司连发三天的报到通知，他也跟着回复了三天。第四天，他收到公司的开除通知书，说他不遵从上级领导安排，公司无责辞退，无需承担任何赔偿。

纪伟早知道会有这一天，所以从HR让他主动签离职报告开始，他就默默拍照保存了所有跟公司有关的内容，其中包括工作总结、绩效评定、聊天记录等，时间从2021年12月，一直跨越到2023年8月。他心里憋着一口气，“一定要钻这个牛角尖”

至此，纪伟步入下一阶段——劳动仲裁。

面对公司的辞退赔偿，很多人分不清N、N+1和2N的区别。

孟凡建律师告诉记者，公司在赔偿时，需按照合同终止或解除前十二个月的平均应得工资计算：

N：代表员工在用人单位的工作年限。如果劳动合同因期满、双方协商一致等原因解除，或者因用人单位的原因（如经济性裁员、破产等）导致合同终止，员工有权获得基于其工作年限的经济补偿，即N个月的工资作为补偿。

N+1：未提前三十日以书面形式通知劳动者时，公司需额外支付一个月工资作为代通知金。

2N：如果单位违法解除劳动合同，需支付双倍经济补偿金。

但在实际操作中，很多企业并不会依照劳动法赔偿，后续员工若想维权只能通过劳动仲裁的方式，这是一个漫长且艰难的过程。

2023年4月，李俊辉走进了丰台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大厅里挤满了人，大多是30岁左右的年轻人，里面有四个窗口在同时办公，每个窗口前都排了七八个人。

按照要求，他依次递交了仲裁申请书、送达地址确认书和证据材料清单，并在材料中明确表达诉求，“公司违法裁员要求赔偿2N、归还法定节假日3倍加班工资并补齐最后一个月工资”，统计下来，公司需赔偿近20万元。

等了一个月，李俊辉收到仲裁回执，并通知他补足证据，一个月后再开庭。

孟凡建律师告诉南风窗，员工在申请劳动仲裁时，要学会保存关键证据，其中包括：劳动合同、证明用人单位是否按照约定支付工资、考勤记录、社保缴纳记录、离职证明或辞退通知、证人证言、录音录像和聊天记录。

而这些，李俊辉早在公司内部传出裁员风声时，便开始备份。整个仲裁期间，为了节省成本，李俊辉没有请律师，只向公益律师咨询过部分法律问题。

开庭前两天，他在网上刷了几十篇文章和视频，把大大小小关于劳动仲裁的注意事项全部记了下来，还准备了200多份补充证据，“加起来一共有300多张A4纸”。

6月开庭当天，李俊辉一个人面对公司法务、HR和律师辩论了3个小时，中途对方试图调解，但他表示拒绝。

9月中旬，丰台仲裁委判定公司赔偿2N+1和加班工资，但由于李俊辉没有集齐所有加班证据，最终公司只需赔偿14万元，“相当于打了个7折”。

他以为拿到裁决书就意味着胜利，但在仲裁判决后的第20天，法院通知他，公司把他给告了，理由是“不服仲裁判决，要求法院判定仲裁结果无效”。

多数情况下，国内对于劳动争议实行“一裁二审”制度：如果当事人对仲裁裁决不服，可以向基层人民法院起诉，如果对于一审判决不服，还可以向中级人民法院上诉。

公司上诉后，李俊辉又耗了4个月，这更加激起了他的斗志，“不管怎么样，我都奉陪到底，哪怕最后输了，我也要战斗下去！”

他决定继续维权。

一审总共开了两次庭。第一次开庭，双方均不认可对方证据，仲裁员要求查漏补缺后重新开庭。在庭上，李俊辉发现公司提交的工资条是伪造的，但他没有立刻戳穿，而是把关键证据留在了第二次开庭，他分析说，“如果我一开始说了，对方就会把漏洞补齐，所以一定要在最后拿出来，他们就无话可说了”。

第二次开庭，李俊辉拿出了银行记录、工资条，推翻了公司先前的假证据。对面人事经理明显没想到，“一脸的不可思议”。

最后一审维持原判，公司也没有再提出上诉。

但纪伟的劳动仲裁却走完了“一裁二审”的全流程，历时一年多，他知道，“公司就是想拖死我”。

最初，第一次仲裁结果下来，判决公司违法辞退，要求赔偿纪伟2N+1，15天内执行。

在执行期的最后一天，公司又在当地法院提起上诉。纪伟从南京跑到绍兴应诉，一审结果与仲裁结果一致，9天后，公司再次提起二审，二审仍然维持原判。

最终在规定打款日期的最后四个小时，纪伟终于收到了14万赔偿金。

当一切尘埃落定，收到公司打款的那天晚上，纪伟格外平静，没有想象中的欢呼雀跃，而是冷静地打电话告诉女朋友，“钱收到了”。当天晚上，他们还拉着妈妈吃了顿火锅，但也没有告诉她具体缘由。

直到第二天早上才感觉到后劲儿。纪伟醒来时，突然发现心中的大石头不见了，窗外传来小鸟的叽喳声，过去他总嫌烦，吵得他睡不着觉，现在却只想跟它们一起唱歌。一切终于结束了。

回过头来看，劳动仲裁是一场持久战，每一轮都在考验着劳动者的心理素质。

仲裁前四个月，李俊辉每天都在家里搜集证据、整理资料，不找工作也很少出门，逐渐陷入抑郁状态。家人也都不支持他，觉得一个人的力量根本无法与公司抗衡，“上了法庭也肯定打不过”。

但他很委屈，“曾经那么努力地加班工作，最后换来的却是被开除，态度这么恶劣，还不给我应得的赔偿”。

中途他试过找工作投简历，但当时就业环境不好，很多公司纷纷倒闭裁员，加上大专学历和年龄30+的现况，使他在就业市场缺乏优势，“很多公司一看你是专科就刷掉了”，这也加剧了他对前公司的不甘心，“一定要争口气”。

期间，曾有同事前来说和：“你是斗不过公司的，要理解他们……”

李俊辉反问：“我理解公司，公司为什么不能理解我？加班的时候让我们把公司当家，现在要辞退就不是家人了？”

代价大、耗时长，是很多人不敢申请劳动仲裁的原因，也是纪伟孤军奋战的缘由。

原本公司有六个同事想和他一起找律师，但中途他们都陆续离开，走到最后的只剩下他自己。

纪伟害怕自己败诉，不仅拿不到一分钱赔偿，还要倒付两万多的律师费，他的“心理压力大到极点”。

那段时间的无数个夜里，纪伟都在做着同样的噩梦，梦里法官指着鼻子告诉他：“公司是依法辞退你，仲裁是不可能的！”他被吓得从梦中惊醒，枕头被泪水浸湿，再也难以入眠。后来，女友带他去医院诊断发现，他已经患有中度抑郁和焦虑。

等他拿到赔偿金后，另一个被裁的同事也跟着上诉。而曾经针对他的孙某被撤销职位，成为普通的市场专员。

纪伟的生活似乎步入了正轨，他试着重回职场。但一坐在工位上，看着头顶一排排白色日光灯管，看着眼前无数个小格间把人分割成三六九等，纪伟感觉自己仿佛又回到了曾经的药企，“有些应激”，还没过试用期就主动辞职了。

他发现自己再也无法适应办公室工作，“从2012年毕业到现在，在办公室干了将近十年，确实累了，不想再进入勾心斗角的环境里了”。

现在他更想学个一技之长，去开大客车，或者当消防监控员，又或是学水电工，“当个小时工，干完就走人，多出的时间按加班算”，不用再被固定的劳动合同捆绑，而是“加入灵活就业的群体中”。

在他看来，三十多岁的年纪在职场可能已经处于被优化的边缘，但在人生的轨道中“还很年轻”，仍然有无限可能。

而李俊辉也找到了新工作，业余时间在网上教其他人仲裁维权。他的经历也成了后面几波被裁同事的行动指南。

因为他曾在离职时把公司所有员工的微信都加了个遍，后续又把自己的维权过程发在社交媒体上实时更新，不少同事看到后，都向他咨询具体流程。

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勇敢地争取自己的权益，曾经对他恶语相向的人事主管也因工作不力被公司开除。而之后所有被裁员工的补偿也都从N改为了N+1，“我觉得很多事当有人先踏出了一步，后面人的路就好走了”。

（文中纪伟、李俊辉皆为化名）

值班主编 | 赵靖含
排版 | 八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