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惩戒权已经被还给教师了，然而，教师管学生时依旧畏首畏尾，缩手缩脚，在实际教育教学活动中，教育惩戒权终究还是一场空，教师依然有法不敢依！
两起事件让人对教师惩戒权产生深刻怀疑
近日，课后延时服务中，主任将某班级几个不学习的捣乱学生叫到教导处，其他学生瞬间鸦雀无声。
谁知，几分钟后，几个被叫走的学生嬉笑、推搡着回来，兴奋得跟什么似的。
原来，他们去了教导处，主任以嬉笑的态度对他们进行了肉体惩戒——用戒尺抽打。
但仅限于有限度的惩罚，而且只敢以友好态度进行，而不敢板着脸。
这种惩罚管理能让学生有所戒惧吗？反而让学生有恃无恐，成了二皮脸，惩罚实际上不但没效果，反而是反效果！
但是你又怎么敢声色俱厉地进行惩罚呢？
学校主任们不敢，普通教师又如何敢理直气壮地管学生？
2024年秋季，23岁女教师李慧上书法课。7岁的男童王涛与同学嬉戏打闹，严重扰乱了课堂的正常秩序。
为了维护课堂纪律，李慧让王涛站立20分钟进行惩戒。
放学后，王涛向父亲王波倾诉了自己的遭遇。王波认为老师的管教方式构成了变相体罚，向县教育体育局进行投诉。
教体局调查后得出结论：李慧老师的惩戒行为存在一定不当之处，但并未达到体罚的程度，仍属于教师合理的管理与惩戒权限范畴。
在教体局的协调下，李慧已向王涛表达了歉意，同时向王波支付了1000元赔偿费。
在这起事件中，李慧老师几乎是单枪匹马独对家长，校长、教育局更像是第三者，在旁进行调解，而不是站在教师背后的人！
难道李慧老师的行为不是教育教学过程中的公共行为，而是自己辅导班上的个体行为？
既然教师行为达不到体罚程度，为什么要教师承担赔偿金？
如果需要赔偿，难道不是应该由学校或教体局承担经济赔偿？
教育惩戒权确实给到教师了，但惩戒的尺度仍然需要教师自行把握：
可以批评学生，那么这个批评包括训斥吗？训斥学生，算不算对学生人格的侮辱？学生想不开，转身跳楼怎么办？谁来承担责任？
如何定义教师是不是因“个人情绪、好恶实施或者选择性实施教育惩戒”？
教师惩戒学生，家长进行投诉，学校和教体局会做教师坚强的后盾吗？为什么要让教师个体承担管教学生的公共责任？
面对家长投诉，教育局和学校让教师势单力孤地面对家长，就像李慧老师一样，哪怕你并不亏理，往往也要被迫退让。
近期，西南某基层教育局提供的台账显示，今年1至8月，该局共收到128条举报教师的信息，经调查，仅7起举报基本属实。
教师动辄被举报，教育局为安抚家长，便板子挥向教师，令教师在惩戒学生的过程中如履薄冰。
教师不敢管学生，两大始作俑者难辞其咎
1.照搬欧美教育理念、丢弃自身传统教育优秀思想，造成严重水土不服后果。
对自身原本的教育方法和教育理念，几乎完全抛弃，忽略文化背景，盲目地、不加批判地全盘接受欧美教育理念，缺乏文化自信。
比如很多人推崇的“快乐教育”，比如很多人羡慕的美国的“自由课堂”，明明中国课堂五六十人，你偏要求我们的课堂“自由”，像人家二十来个人的小课堂一样？
忽略文化背景，忽略现实物质基础，盲目鼓吹欧美教育理念，让我们的教育变得“四不像”，让我们的教师面对学生时无所适从，诚惶诚恐。
印度教师是世界上最有权威的教师，教师可以鞭打学生；
新加坡允许体罚学生，校长可以亲自或者让德育主任代为对学生进行鞭打；
英国原本不允许体罚，但兜兜转转，现在又转回来了：教师可以体罚学生，甚至学校可以对严重违纪的学生家长作出罚款5000英镑的决定，可以停学；
韩国也允许体罚学生，教师可以用特制戒尺抽打学生屁股、小腿等脂肪层厚的位置。
而我们的教育惩戒权，那是绝对不允许教师进行哪怕一点的肢体接触，甚至用语言对学生进行训斥都不行——因为会刺激学生自尊心！
2.教师缺乏可以依靠的坚实肩膀，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本应成为教师敢管学生的坚强后盾，结果却指望不上，还经常遭受“背刺”。
教育行政部门和校长们往往怕麻烦，怕影响安定团结局面，怕问责，遇到家长投诉教师这类事情，往往要求教师认错、赔偿，李慧老师就是最新的例证。
我们这里有个校长，面对家长到校对老师不依不饶，直接拍桌子：
“你们家孩子犯没犯错？让不让老师管？不让管领回家去！”
“老师动手了，不假！打没打坏？打坏了学校赔偿！你也可以去告，学校陪你打官司！没打坏？没打坏你跟老师没完没了，你想干什么？”
“你要再敢对老师不断骚扰，我就报警抓你！你对这件事有意见，你可以去告！”
校长告诉班主任和老师们：“该管你们就放手管！咱们又不是虐待学生，出事有我顶着，有学校顶着！”
你可以说这个校长态度恶劣，可以说他霸道，但教师就喜欢他这蛮不讲理的样子！
那几年，学校纪律状况非常好，成绩很理想，也没有学生今儿个被老师打破了头，明儿个孩子精神失常之类的教育“绯闻”。
只有学校和教育行政部门敢于为教师主持公道，维护教师利益和尊严，教师才敢挺起腰板管理学生。
连家人都背刺教师，教师怎么会、又怎么敢大胆管学生，放心实施本就界限模糊的惩戒权呢？
教育行政部门和校长不软骨，才会避免2019年周安元老师纵身跳入长江的悲剧，教师才会挺起脊梁，重拾教育的勇气和信心。
当然，这么说并不是要求学校和教育行政部门为教师文过饰非，而是要求他们主持正义，不为无理取闹所动，敢于维护教师正当教育权利。
教育行政部门和校长唯有确保教师权益，方能让教师有勇气管理学生，敢于实施惩戒权。
（周安元老师宁死也不愿屈辱地认错道歉：“没有错为什么要认错？”在屈辱苟且地活和挺直脊梁之间，他选择了尊严。不明白在周安元老师事件中，学校和当地教育局到底扮演了什么角色？缘何失声不语？明明一场悲剧可以避免！正是对教师权益的漠视，才导致了周安元老师的悲剧。）
结语
教育主管部门和校长“不论是非”“严肃处理”“停课停职"应付舆论的做法本身就是在牺牲教师，使教师被迫变成了“佛系教师”。周安元老师的悲剧犹在眼前，至今都没得到说法，家人继续为此奔走呼号，这怎么可能不警醒广大教师？
“佛系教师”大量出现的最大责任人不是教师！惩戒权能否改变教师不敢管的现状，关键不在于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