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威资料来源：《铮铮铁骨 西路军魂——红五军在高台的20个日夜》、《红五军在高台失败的前前后后》
1936年12月30日，西路军主力之一的红五军奉命攻占临泽县城，部队行动极快，在黄昏之际就顺利破城。但就在临泽的战斗刚刚结束的时候，红五军突然接到新命令。
即：他们需要抽调部队以最快的速度，奔袭高台县城。
接到命令后，红五军军长董振堂坚决执行了指令，他们抽调三十九团一千余人，四十五团九百余人，骑兵团三个连二百余人和军部机关直属分队特务营辖警卫连、侦察连、通信连等共计两千八百余人，朝着高台进发。
高台县位于河西走廊的中部，南面是著名的祁连山，北面则是合黎山地区，黑河贯穿全县而过，在中间部位制造出了一片绿洲。
——这里是河西走廊的交通要冲，有着“河西锁钥、五郡咽喉”的称呼。
1936年10月，正式组建的西路军开始执行西进计划，部队取得了不小进展。仅过两个月后，著名的西安事变发生，全国的抗战形势发生转变，眼见局势对我军有利，西路军也迅速调整了部署。
三十军及总部直属队沿山向临泽倪家营挺进，九军居中抵沙河一线。
为了掌握争夺河西走廊的优势，交通要地高台县，就交给了红五军负责。那时，或许大家都没有想到：对高台的进攻，将会造成诸多严重的后果。
在董振堂的指挥下，攻打高台的部队以极快的速度抵达指定位置，上级之所以下令进攻高台，也是看到了一个绝佳的战机。
高台的守军只有一千多人，不少还是当地匪帮凑来的乌合之众，董振堂的部队突然抵达城下，敌军立即陷入了慌乱，只用了几分钟的战斗，红五军就顺利解决了高台的守军，成功拿下了高台县城。
然而比起作战的困难，部队在入城之后的工作，才是更加困难——当时，正是寒冬时节，西北大地到处都是白雪皑皑的景象。
但不巧的是，高台的地理环境相当糟糕，还紧邻着沙漠，红五军的战士们很多都是刚刚经历过长征，部队没有得到完全的休整，进城后的将士们绝大多数还穿着单衣短裤。
部队坚守纪律，绝不侵扰百姓，又很快开展了群众工作。
虽然部队立即得到了当地群众的支持，暂时喘了口气，但高台县并不是特别富裕的地方，哪怕是尽全力做好群众工作，部队能够得到的物资补充也相当有限。
更加糟糕的是，从长征到西征一路的消耗，部队的装备弹药严重匮乏。
一路上没有得到什么像样的补充，通过战斗缴获的也相当有限，攻打高台的主力四十五团进城后，每支步枪就只剩下了十几发子弹。
无奈之下，董振堂只能组织高台所有铁匠、木匠赶制大刀、梭标、铁叉、铁棒以及木棒等武器，同时发动群众广泛收集民间散落的大刀、铁叉以及农民生产用的锄头、木叉等，还用水桶装上水，结成冰砖后当作武器与敌人进行战斗。
就在红五军面临补给问题的时候，他们攻占高台的举动，也引起敌人的疯狂反扑。马家军十分清楚高台的重要性，得知高台失守，暴跳如雷。
红五军攻占高台的第二天，马步芳、马青等军阀就出动主力，与胡宗南以及地方民团的部队一道包围了高台县。
敌人深知红军的战斗力极强，围城之后还在不断增兵，红五军几乎没有什么休整的时间，就被一万六千名敌军包围，敌军也迅速向红军发起了进攻。
此时，红五军的处境十分糟糕，攻下高台之后，虽然掌握了这处“交通要道”，但另外两个主力军的部署位置与高台完全无法联系在一起。
这就导致红五军占据的高台，成为了西路军部署中的一个突出部。
更糟糕的是，由于命令突然下达，董振堂仓促抽调部队攻打高台，红五军当时仅有的一部无线电台被留在临泽后方，部队进入高台县城后，就失去与西路军总部和临泽的三十七团等部队的联系。
无奈之下，部队只能让人乔装出城，跑出去与其他部队联系，可在敌人重重围困下，这种方法很难取得什么效果。
高台县城并不是一座大城，城墙不高，防御设施也不完备。马家军为了尽快夺回这处战略要地，疯了一样发起进攻，敌军靠着优势兵力以及火炮，连续发动了几十次进攻。
在这种困境下，红五军的将士们在董振堂等人的指挥下顽强阻击，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进攻，可持续的消耗也导致红五军损失同样惨重。
红五军精锐主力三十九团控制的东关小庙制高点失利，坚守该阵地的一个加强排三十名干部战士全部壮烈牺牲。东西两城楼均被敌人在战斗中纵火烧毁，驻守东西城关的部队不得不撤至城内坚守。
战斗进行的异常惨烈，部队始终相信大部队会派兵增援。实际上，西路军总部确实得到了消息，知道红五军眼下的处境，徐向前为此先后多次派骑兵师增援高台。
可敌人也考虑到这一点，马家军布置了重兵，专门用来阻击红军的增援部队，敌人十分熟悉当地的环境。在高台城这里血战的同时，增援的骑兵师几次遭遇了血战。
1937年1月，西路军骑兵师在增援的过程中遇到敌人的重兵，双方展开了激战。此战骑兵师遭遇重创，时任骑兵师师长董俊彦、政委秦道贤，以及政治部主任李庆雍相继牺牲。
——他们的牺牲，增援行动宣告彻底失败，而马家军挡住了红军增援，气势更盛，可以放心投入更多的兵力用来围攻高台。
从敌人围攻开始，红五军的将士们就昼夜不停与敌人战斗，一连持续了八个昼夜，到后面甚至要用冷兵器去守城。
敌军在多日的苦战中，被红五军消灭了数千人，可马家军却不断补充兵力，又有源源不断的弹药补给。困守高台的红五军，人越打越少，弹药也是一点点消耗殆尽。
即便如此，战士们还没有放弃希望，可就在大家决心继续坚守的时候，此前部队埋下的一颗雷，在这个时候炸了。
刚刚拿下高台县城的时候，红五军自身的兵力并不多，考虑到接下来还要打许多大战，红五军就在当地补充兵员。在红军的动员下，队伍扩张速度并不慢，但由于时间紧，任务重，部队对于刚入伍的新兵审查并不严格。
尤其是部队还改编了被俘的许多民团士兵，这些人立场极为不坚定，属于投机分子。随着战斗越打越激烈，在关键时刻，一些人叛变与城外的敌军勾结，他们还打开了城门放敌军进入。
靠着这些带路党，敌军顺利攻入城内，打开了一处缺口，高台的防御战线就开始崩溃了。
驻守在西南的主力三十九团的阵地被敌人冲出了缺口，战士们收缩防线，利用城内的房屋与敌军展开了惨烈的巷战。
冲入城内的敌人越来越多，战斗变得更加惨烈，三十九团绝大多数战士都在战斗中牺牲，团长吴岱朝、政委朱金畅等人在指挥部队与敌军的战斗中不幸牺牲。
——三十九团被成编制打散，只有极少数的战士，成功突出了重围。
后来军长董振堂带着几十个战士来到东城门，眼见局势十分危急，董振堂带领少数战士上了城门楼阻击敌人。就在战斗的过程中，一发子弹击中董振堂胸部，他身子一晃，摔下城去......
警卫员和几个战士见军长受伤并掉下城墙，紧跟着从城墙上滑了下去。董振堂躺在离城墙几米远的地方，衣服已被鲜血染红。
一位战士把军长的衣服撕开一看，子弹从胸前穿过，鲜血还在流淌。在生命的最后阶段，董振堂依旧嘱咐身边的战士：不要管我，大家一起冲出去与敌人血战到底。
就这样，董振堂在战斗中不幸牺牲，董振堂的离去无疑是中国革命的一大损失，这位保定军校九期毕业生，宁都起义的领袖，是当时红军将帅中军事能力最为出色的人之一。
这位英雄的牺牲，也标志着惨烈的高台之战结果已经没有任何悬念。而且在高强度的战斗中，红五军的指挥体系也逐渐被打散。
另一支主力四十五团，主要负责东城至南门一带，这一区域同样是敌军进攻的重点。
在三十九团的阵地被敌军突破之后，部分敌军从那一区域配合正面攻击四十五团的敌人一起进攻，四十五团在连续的激战中被彻底打散。
政委张力雄在指挥过程中不幸负伤，他被警卫员等人带到了团部治疗，刚到团部就得知敌人已经冲了进来。
仓促间，警卫员急忙把他藏到了一个老乡家里，在老乡的保护下，张力雄幸运的活了下来，他也成为高台之战中为数不多幸存下来的高级将领。
四十五团绝大多数人都在战斗中牺牲，包括团长叶崇本、政治部主任罗福祥、参谋长刘培基等人。
两大主力部队的失败，让战斗彻底失去了悬念，马家军入城之后开始疯狂追击红军的残兵。许多部队都被成建制打散，剩下的将士要么依靠地形与敌人进行最后的战斗，要么就是分散从城中突围。
董振堂指挥的红五军军部，更是敌人进攻的重点，董振堂牺牲之后，军部众多高级将领也都在前线与敌军血战，他们也都倒在了战场上。
红五军政治部主任杨克明在战斗中不幸牺牲，杨克明早年参加五四运动，后来投身革命，凭借着出色的组织与军事能力，逐渐成为红四方面军中的一员猛将。
可惜的是，这位年轻的将星在这场战斗中陨落，而杨克明牺牲的时候年仅32岁，若是他没有早逝，未来无疑也能有更大作为。
除此之外，红五军卫生部部长陈春甫、民运部部长盛茂吾等政工干部都在战斗的过程中牺牲，特务团团长徐志贞、四十三团团长任天贵等人也未能幸免。
一众高级将领的牺牲，使得红五军这支红军精锐损失殆尽，原本部队还有新编组成的四十四团，可这支部队大部分是新兵组成，战斗开始后很快也受挫。
随后，马家军在高台开始打扫战场，他们对城中的百姓以及红五军残余的士兵伤员进行了疯狂报复。根据事后统计，董振堂带领的部队主力共计两千八百多人，攻下高台城后再加上改编补充的兵员，共计三千多人。
但红五军这三千多将士几乎全部牺牲，只有张力雄等极少数的将士幸免于难，高台之战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
——西路军的主力红五军就这样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马家军气势更盛，他们还割下了董振堂与杨克明的头颅示众。
在城东北角和城南沙滩处，马家军活埋红军数百人，还有一部分被送往张掖、武威、青海后惨遭杀害。光是牺牲的这些高级将领的名单，以及阵亡将士的数字，就让人感到触目惊心。
高台一战，毋庸置疑红五军乃至西路军整体的转折点之一，红五军覆灭让人感到无比悲痛和惋惜。
这支部队从董振堂率领的一万七千余人的宁都起义发展而来，长征中是无可挑剔的“铁血后卫部队”，在悲壮的湘江战役曾发挥关键作用，颇受中央重视。
但经历惨烈的长征后，剩下来的红五军又在高台与敌人血战后损失殆尽。时至今日，这支悲壮的部队，依旧令人感到惋惜，毕竟这些可都是红军中不可多得的高级将领和精锐部队。
先说首批来救援的骑兵师师长董俊彦、政委秦道贤，以及政治部主任李庆雍。
董俊彦是早年参加宁都起义的老红军，秦道贤更是原红四军的政治部主任，与李庆雍一样都是红四方面军的老人，地位和资质显然都是无可挑剔。
卫生部部长陈春甫、民运部部长盛茂吾，这些也都是红五军中的核心政工高层。
而主力三十九团，团长吴岱朝、政委朱金畅；主力四十五团团长叶崇本、政治部主任罗福祥、参谋长刘培基；特务团团长徐志贞、四十三团团长任天贵等人本也可以大有作为。
毕竟四十五团幸存的政委张立雄——后来进入二野，参加过中原突围、淮海战役，成为云南军区副司令，1961年晋升为少将军衔，1975年后担任省军区党委书记、江西省委常委，2024年也就是今年去世，享年111岁。
同样幸存的，还有骑兵团团长吕仁礼，他在建国后担任了炮兵师师长，后来与张力雄一样，在同一年晋升为了少将。
当然，最后我们不得不提红五军的灵魂：董振堂、杨克明二人，他们更是极其罕见的将才。
军长董振堂我们前文提及过，极为出色，是宁都起义的领导者，而且红军时期是红五军团的副总指挥。要知道红一方面军（中央红军）当时有三个主力部队，一个是林总红一军团，一个是彭老总的红三军团，剩下的那个便是董振堂的红五军团。
由此可见他的能力与地位。所以他的牺牲，让诸多中央领导人都久久不能平复，在董振堂烈士追悼会上，毛主席曾深情地说道：路遥知马力，董振堂是坚决革命的同志。
而杨克明在红四方面军时期就是第33军军政委，有十分出色的才能，曾经和他搭班子的33军军长是王维舟，1949年任西北军区副司令员，建国后成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央委员。
同红四方面军下属的30军政委，也是大名鼎鼎的李先念。
二人原本都有机会继续为革命建功立业，可现实总是残酷的。好在红五军幸存下来的战士，接过他们的衣钵，继续为革命事业奋战，张力雄、吕仁礼就是其中典型。
而同样幸存的，还有董振堂的军部警卫员林炳才，他艰难从乱军中杀出血路，在解放后担任了潮汕军分区司令。显然，红五军虽然已经不在，但他们这些牺牲的烈士会永远活在大家的心中，这份传承将永远不会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