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四南大街路东的吴瑞春号茶叶店
“柴米油盐酱醋茶”，从元朝起，茶就是京都百姓的开门七件事之一。茶馆成为京味文化的代表，则要从满清入关说起，为了让八旗人心稳定，在京城内开设了官办茶馆，作为旗人的休闲娱乐场所。
源自清初官办、主要为旗人提供服务的茶馆也被称为“大茶馆”。大茶馆最醒目的标志是八旗军用的大铜壶，这种铜壶原本是行军打仗时烧水的用具，形制与火锅内部的结构相似，可加热，又具有保温功能。
大茶馆用的大铜壶，壶底有夹层，夹层可以放入烧红的炭块，壶内有一条直上直下的烟道，方便炭的燃烧和取放。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老北京茶馆内景。
随着市民文化的发展，茶馆不限于接待旗人，发挥了更多社会功能，比如行会聚集地、娱乐会所、低端饭馆、社区便利店、信息交流中心、商业娱乐中心等。《清末北京外城商户调查表》显示，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今天的前门外大街、宣武门、广安门及崇文门一带就分布着67家茶馆。
庚子之变后，茶馆见证了帝国的黄昏，由于老主顾旗人们没了“铁杆庄稼”，茶馆也不得不消费降级，把文化项目从高端的说书，变成接地气的相声表演，有的则改为以卖茶品茶为主的“清茶馆”，或干脆转行为旅馆、饭馆。
老北京最便宜的夏日饮品——大碗茶。图为一家商铺提供的茶水，应该是免费赠饮。饮茶点搭着凉棚，没有设摊位。
民国以来，公园茶座成了新兴事物，仅中山公园就有茶座五六处。除了洋派人物和知识分子最爱的来今雨轩，还有春明馆、长美轩、柏斯馨等。春明馆是比较旧式的，长美轩是新旧参半的，柏斯馨则是纯粹摩登化的。吃茶前，先得打量自己是哪一个时代的人物。
受多方冲击的茶馆逐渐萎缩，但茶叶消费仍相当可观。按1926年的统计，北京茶叶的消费总额为370万斤乃至400余万斤，人口200万人，相当于每人消耗近两斤。
当时经营茶叶的茶庄、商号不下300家，即使是经历了长期战乱，到了1949年9月，北京还有212家茶庄，从业人员达到1606人。对于一个乱世中不产茶的北方城市来讲，这已是很惊人的数字了。
什么茶是老北京的最爱呢？当然是茉莉香片。虽说喝茉莉花茶几乎等同于说自己是“不会喝茶的北方人”，但这种窨制拼配的小叶花茶，汤清味浓，余香绕口，一直是北京人的口粮茶。
谁要是掌握了窨制花茶的产业链，自然能在北京发家致富，徽商就是其中佼佼者，“卖茶叶十有八九都是安徽人”。安徽茶商的秘诀是，在福建福州等地建立花茶厂，就地大量购茶窨制，然后运到天津、营口等地转运批发，运进京后，再拼配出各种花样。
20世纪20年代初期，北京有“六大茶商”之说，姓氏为寇、张、汪、方、吴、孟。除寇氏系河北冀州人，孟氏是山东人（瑞蚨祥家族人氏），其他均为安徽人，如现在都还能见到的老字号“张一元”“吴裕泰”，当初都是安徽歙县人开的。现知北京最早的森泰茶庄，也是安徽歙县人王子树在咸丰年间创建的。
安徽歙县的吴亦炜一族更是显赫一时的茶叶商。比如在东四隆福寺街东口，曾有一引人注目的德一茶庄，就是他家的产业。
1931年北京东四街景，左角就是“德一茶庄”。
德一茶庄建筑风格上看像是“洛可可雕塑变异风格”的仿欧式建筑（规划院摄影师拍摄于1961年，图片来自于网络）
德一茶庄的门脸是五彩半圆拱形门，东面和南面楼上楼下各有四扇半圆拱形方窗，楼顶的柱子上压着几头石狮，楼顶的墙围上雕刻有莲花浮雕图案，从建筑风格上看，像是“洛可可雕塑变异风格”的仿欧式建筑。
老板吴济川是吴亦炜的儿子，在京经营吴德丰茶庄，后又创吴德一、吴瑞春茶庄。他的大伯吴炽甫在茶商中名气更大，以至于民间流传：“吴家不去茶山，茶价就开不出来。”
为解决南茶北运速度缓慢的难题，吴炽甫专购两艘小火轮，改旱路为海运，既保证茶叶质量，又缩短了运输时间。仅吴炽甫分销到北京的茶号商铺，就有西单北大街吴恒瑞、吴祥瑞；东四北大街吴星聚、西四北大街吴源成、宣武门外菜市口大街吴德润、地安门外吴肇祥、护国寺吴源成等。
吴炽甫之孙吴成灏经营的吴肇祥茶庄，生意一度比吴裕泰还火。网传吴裕泰茶庄也是吴亦炜族系产业，其实并无关系，不过吴裕泰茶号旧主吴鸿达曾去东四吴德丰茶号帮过忙。
百年吴氏家族跌宕起伏，吴肇祥是唯一留存下来的老字号，至今仍在钟鼓楼旁，与银锭桥为邻。
文 | 刘建湘
供图 | 刘建湘 李哲
编辑 | 孙文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