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1月17日，鲁迅抵达广州，自从踏上广州的土地，他便立刻成为了备受关注的人物，新闻、评论、肖像，不断地出现在广州的各大报刊之上，甚至有人开始研究他的胡须。可以说对于广州这个北伐战争的策源地，鲁迅是抱有很高期待以至于幻想的，而广州的青年也给予了鲁迅热烈的回应，在《广州民国日报》副刊《现代青年》中，广州知识青年喊出了自己的心声，文章说：我们久处在这工商业化的广州，心灵真是感觉的枯燥极了，烦恼极了：我们很希望鲁迅先生能多做些作品惠与我们，给我们以艺术精神上的安慰。同时，希望先生继续历年来所担负的“思想革命”的工作，引导我们一齐到“思想革命”的战线上去。
不仅民间反响热烈，国民党高层也对鲁迅的到来高度重视，包括陈公博、孔祥熙、戴季陶等头面人物，纷纷请鲁迅吃饭、送各种礼物，表示出了罕见的热情。这也可以理解，作为中国思想界的著名斗士，鲁迅不可能不成为各派政治力量共同争取的对象。而对于北伐的另一支力量——中国共产党，当时的鲁迅还缺乏基本的认识，更谈不上深入的了解，在厦门，他也只是“有所耳闻”，到达广州之后，鲁迅接触到一些共产党人，也阅读了很多共产党刊物，在3月份，还会见了中共两广区委书记陈延年，整体上看，鲁迅十分赞同共产党的革命主张。但与此同时，鲁迅还是清醒地认识到，自己已经身处漩涡之中，稍有不慎，随时都有覆灭的可能，虽然当时的环境远不如袁世凯时代险恶，但复杂程度却有过之而无不及，就比如说小小的中山大学，内部已经产生了严重的分化，而且斗争日渐激烈，从学校领导到教员学生，政治思想基本上是两大营垒，左派学生的组织名叫“新学生社”，由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领导，右派学生还有左右之分，左派组织名为“孙文主义学会”，右派组织名为“树的派”。可以说，中山大学也正是当时中国的缩影，面对这一复杂的局面，鲁迅已经敏锐地意识到潜在的危机。
如何在危机中生存？沉默或许是唯一的选择，但与生俱来的战斗欲望，并不允许他保持沉默，不仅如此，他还希望广大青年也可以发出自己的声音。2月18日，应香港《大光报》的邀请，鲁迅前往香港青年会进行演讲，题目是《无声的中国》。
鲁迅说：我们受了损害，受了侮辱，总是不能说出应说的话......拿最近的事情来说，如中日战争，“拳匪”事件，民元革命这些大事件，一直到现在，我们可有一部像样的著作？民国以来，也还是谁也不做声。鲁迅不禁发出心底的感叹：要恢复这多年无声的中国，是不容易的。他认为，只是文字改革和文学革新是远远不够的，因为腐败的思想，能用古文做，也可以用白话文做。所以我们必须进行一场思想革新，并进一步推动社会革新的发生。当然在中国，社会革新很不容易，因为中国人的性格总是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没有更激烈的主张，他们总连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那时白话文之得以通行，就因为有废掉中国字而用罗马字母的议论的缘故。
所以鉴于这样的民族性格，鲁迅发挥自己一贯的反中庸思想，坚决主张使用过激手段，因为事实证明：在失去常态的社会里，也只有非常的手段才是正常的，切实可行的。鲁迅指出，在英帝国主义的控制下，香港也同朝鲜、印度、安南一样，是一个没有声音的民族，于是面对会场上的青年，鲁迅以煽动性的语言，说出了自己的希望：青年们先可以将中国变成一个有声的中国。大胆地说话，勇敢地进行，忘掉了一切利害，推开了古人，将自己的真心的话发表出来。——真，自然是不容易的。譬如态度，就不容易真，讲演时候就不是我的真态度，因为我对朋友、孩子说话时候的态度是不这样的。——但总可以说些较真的话，发些较真的声音。只有真的声音，才能感动中国的人和世界的人；必须有了真的声音，才能和世界的人同在世界上生活。
但事实无数次证明，在中国发声，特别是发出与强权者意见不同的声音，是万分危险的，曾经的段祺瑞执政府，让人们见识到了阴谋和子弹，而今天的国民党政府，却诉诸更加明目张胆的血腥暴力。随着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为了攫取全中国的统治权，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的反革命面目开始逐渐暴露。在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之后，蒋介石加紧进行反苏反共活动，他一方面争取同北方的奉系军阀，以及英美日等帝国主义国家达成和解，另一方面武装摧毁由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占有优势的各省党部、工会和农会，积极培植自己的右翼势力。他接连发表演说，向武汉国民政府提出“集中党权”的要求，并宣称自己拥有“制裁的能力”，公然叫嚷“谁反对我的革命，就是反革命”，初步呈现了作为一个政治流氓和大独裁者的性格。其实客观地说，不论是皇权时代，还是袁世凯时代，抑或是后来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将权力集于一身，中国的政治格局，一直都是自上而下进行赋权，在当时的知识分子心中，北伐战争本可以结束这种局面，把中国真正打造成自下而上进行赋权的民主国家。但随着蒋介石独裁野心的暴露，人们的梦想再一度幻灭，革命已经岌岌可危。
当时，共产国际负责指导中国革命，它本可以对蒋介石起到一定的制衡作用，但他们却过于相信蒋介石和汪精卫，把国民党视作中国唯一强大的革命组织，在军事和经济上不断给予援助，极力帮助国民党在统一战线中取得领导权。相对的，由于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只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受共产国际的直接领导，所以陈独秀等党的领导人，尽管对某些问题存在着不同意见，但在共产国际的监督和约束下，在国民党右派的蒙蔽之下，他们也不得不放弃自己的独立主张，这使得革命群众对行将发生的突然事变，缺乏应有的准备。于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摒弃了传统的阴谋手段，开始对革命统一战线，进行公然破坏。
1927年3月22日，在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配合下，北伐军占领上海，24日，继而攻克南京。北伐战争胜利在望，与此同时，蒋介石也加紧了独裁统治的步伐。3月26日，蒋介石开始在南京和上海采取一系列行动，他禁止了工会集会，宣布全城戒严，同时改组上海的政治和军事机构，并对外公开表示，支持所谓的“护党救国运动”。4月7日，蒋介石委任白崇禧为上海驻军司令，任务之一就是解除“一切非法武装分子的武装”。9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致电武汉国民政府主席、国民党左派领袖汪精卫，警告武汉方面不得蔑视党部权威，强调国民党是领导国家建设和国家革命力量的唯一革命党，公然打着“革命”的旗帜，为一个反动政党的专制扫清道路。而为了与蒋介石在南方的行动遥相呼应，4月6日在北京，军阀张作霖派出警察袭击苏联大使馆，逮捕了李大钊等大批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士，等待他们的，将是前途未卜的命运。
在令人窒息的白色恐怖中，鲁迅骇然认识到，自己曾经对广州的想法是多么天真，事实上，广州并不是什么革命的策源地，而是军人和商人所主宰的国土，国民党本质上代表的是大资产阶级和大买办阶级的利益，国民党政府根本不是一个人民政府，在这里，政治的阴谋依然在庄严的大幕下横行无忌，而鲁迅这一生，注定要同广大的民众站在一边，谁不代表广大民众的利益，就必然要遭到他的笔伐，于是他决定再说一些坏话。
4月10日，就在广州市民热烈庆祝北伐军攻占上海和南京的时候，他写下了《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希望给革命的人们增加一点危机意识。鲁迅指出，在黑暗的区域里，反革命者的工作也正在默默进行......最后的胜利，不在高兴的人们的多少，而在永远进击的人们的多少。他引用列宁的一段名言说：小有胜利，便陶醉在凯歌中，肌肉松懈，忘却进击了，于是敌人便又乘隙而起。鲁迅知道，对革命的长期性缺乏认识，这是中国人的常见病，也与孙中山的革命精神背道而驰。在文章中，鲁迅重申了“痛打落水狗”的主张，对当时舆论的主流论调“南北和解”不以为然。鲁迅敏锐地指出，革命与反革命已经出现了妥协的征兆，革命的策源地，很有可能摇身一变，成为反革命的策源地，所以庆祝和革命没有什么相干，至多不过是一种点缀。
除了对时事加以点评之外，鲁迅还总结出一种近乎于“悖论”的普遍规律，他说，革命的势力一扩大，革命的人们一定会多来；然而这样的人们一多，革命精神反而会转为浮滑、稀薄，以至于消亡，再下去就是复旧。可以说对于中国革命，鲁迅的观察和推断是十分深刻的，他希望，革命能够在不断的艰苦的进击中，使自己的队伍趋于纯洁，警惕投机革命的人物。严格地说，鲁迅的这篇文章不仅是一篇时事评论，更是一篇思想评论，他不仅指出了革命的潜在危险，而且立意高远，具有着高超的战略眼光。但是鲁迅没有想到，文章还来不及发表，一场巨大的灾变就在革命队伍内部发生了，一场血雨腥风，就此拉开帷幕。
1927年4月12日凌晨，蒋介石利用上海流氓头子黄金荣和杜月笙等，雇佣一批流氓，冒充工人，在白崇禧部队的支持下，向工人纠察队发动袭击，强行占领上海总工会，搜捕和杀害共产党人和工人领袖。当此危急之际，上海总工会发起了规模巨大的抗议集会，数万工人高呼“还我武器”、“打倒新军阀”等口号游行示威，当队伍行进到宝山路时，遭到了反动军队的枪杀，死者一百多人，伤者不计其数。紧接着，蒋介石反动派下令禁止罢工和游行，解散上海总工会，取缔一切革命组织。凡被认为是共产党员，立即逮捕、枪毙、杖毙、绞死、杀头，甚至是腰斩和凌迟。自由、独立、人权，到了蒋介石这里，统统成了废话，大独裁者的意志成为了亿万人的法律。最终从12日到15日，上海有300余人被杀，500余人被捕，此外还有5000余人流亡失踪。这一震惊中外的大屠杀事件，史称“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从此，轰轰烈烈的北伐革命从高潮走向了失败。
“四一二政变”发生之后，血痕迅速扩大，4月15日，广州革命政府也采取了同样的行动，他们出动大批军警，查封了工会、罢工委员会、农会、学联、妇联等团体，解除了黄埔军校和工人纠察队的武装，逮捕共产党员和工人群众2100余人，秘密杀害100余人。在血雨腥风之中，4月18日，蒋介石于南京成立了国民政府，与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政府分庭抗礼，而南京政府发布的第一号政令，便是所谓的“清党”。从此在国民党反动势力所及之处，一批又一批革命者在“清党”的口号下遭到惨杀。作为国民党的左派，武汉政府本应该成为扭转乾坤的希望所在，但处于反革命势力的包围之中，加之蒋介石继续抓住“北伐”的大旗，作为欺骗全国人民的政治资本，不久之后，汪精卫终于公开叛变，于是汪蒋合流，中国革命又一次宣告彻底失败。
无耻的叛变！全都是骗子、流氓和屠夫！昨天还大谈苏联，大谈共产，一阔气就变脸了，用共产青年的血洗自己的手。什么革命，什么信仰，他们哪一天想过真正的革命？哪一天有过真正的信仰？这几天，鲁迅气愤至极，但他沉默着，一句话也没有说，只是一次又一次地走到窗边，狠狠地抽烟。国家大事，鲁迅已经绝望，他现在只希望可以保全中山大学，但这可能吗？随着蒋介石攫取了革命果实，在“清党”的口号之下，中山大学的树的派，在国民党反动势力的支持下，带领武装军警，拿着事先拟好的名单充入房间，点名抓人。鲁迅不能继续沉默，他冒着大雨赶到学校，希望可以营救被捕学生，如无他法，尽可以像五四时期一样，搞他个天翻地覆。但是当鲁迅赶到学校后，主持校务的代理校务委员长朱家骅却给出了这样的答复，他说中山大学是党校，我们应当服从党的决定，不要有什么不同的意见。而且今天与五四时期不一样，当时人们是为了反对北洋军阀，而今天的政府怎么能说是军阀政府呢？鲁迅见众人都噤口无语，知道自己的努力也只有徒劳，他站起来，只说了一句话：应该对学生负责。然后就离开了。
希望幻灭了。对于广东，他从前是那般神往，从北京到厦门，他不断打听北伐的消息，天真地以为凭借着火与剑，就可以为中国开出一条新道路。但是结果如何呢？不过是五色旗换成了青天白日旗，不过是军阀变成了“党阀”。连段祺瑞都不敢这样杀人，况且在“三一八事件”中，那时候还可以说话，可在今天，蒋介石打着北伐的旗号高立牌坊，他就是革命的代表，反对他就是反革命，这无异于引颈受戮。这就是无声的中国，它的无声或许并不在于人们的中庸与圆滑，而是在于所有发出正义和良心的声音，都会被无情绞杀。一场北伐革命，中国到底是进步了还是退步了？打倒了军阀，难到国民党就有权力把自己凌驾于全体国民之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现在，鲁迅才真正体会到，一个国民党要比十个军阀更为可怕！可是他又能如何呢？自己甚至都没有抗议的权利。那么自己处置自己总是可以的吧？地位不要、名誉不要、薪金不要，4月21日，鲁迅向中山大学正是提出辞职。
不过，他是鲁迅，消沉是不行的，总得在纸上留一些文字，即使曲折一些、隐晦一些，也得留一点时代的痕迹，使屠夫们逃脱不了历史的诅咒。于是在4月26日，鲁迅为刚刚集结成书的散文诗集《野草》，写了一篇十分激切的《题辞》：
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过去的生命已经死亡。我对于这死亡有大欢喜，因为我借此知道它曾经存活。死亡的生命已经朽腐。我对于这朽腐有大欢喜，因为我借此知道它还非空虚。生命的泥委弃在地面上，不生乔木，只生野草，这是我的罪过。野草，根本不深，花叶不美，然而吸取露，吸取水，吸取陈死人的血和肉，各各夺取它的生存。当生存时，还是将遭践踏，将遭删刈，直至于死亡而朽腐......地火在地下运行，奔突；熔岩一旦喷出，将烧尽一切野草，以及乔木，于是并且无可朽腐......天地有如此静穆，我不能大笑而且歌唱。天地即不如此静穆，我或者也将不能。我以这一丛野草，在明与暗，生与死，过去与未来之际，献于友与仇，人与兽，爱者与不爱者之前作证。为我自己，为友与仇，人与兽，爱者与不爱者，我希望这野草的死亡和朽腐，火速到来。要不然，我先就未曾生存，这实在比死亡与朽腐更其不幸。去罢，野草，连着我的题辞！
鲁迅认为，在屠刀之下，确实不是“大笑而且歌唱”的时候，但在此之前，就可以“大笑而且歌唱”吗？只有当黑暗充分暴露，真正的战斗才会开始，光明的日子只能在战斗的后头。鲁迅相信，“大笑而且歌唱”的时刻一定会到来，打破死亡的静穆而来，随着地火的喷薄而来！今天的叛变与屠杀，只是证明革命时代尚未到来，正因为新的时代还没有到来，所以才有了新的希望，到那时，我们将“大笑而且歌唱”！
随着蒋介石位置的逐渐稳固，国民党反动派开始在全国实行所谓的“党化教育”，对青年学生加紧进行思想统治。鲁迅意识到，在这样的环境中，自己的处境已经十分危险，于是他写信给广州当局，报告自己的住址，表示随时听候逮捕。但他毕竟是当时中国思想界的一面旗帜，所以广州当局复信要鲁迅安心，而为了拉拢，又有个别的国民党上层人物出面保证他的安全。不仅如此，统治者为了表示自己对知识分子的尊重，表示自己的广开言路，甚至还邀请鲁迅进行演说，于是鲁迅迎来了反击的机会。8月份，应广州市教育局的邀请，鲁迅精巧构思了一个演讲，名为《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表面上看，这篇演讲无非是一个历史题材，但实际上，鲁迅是以古讽今、指桑骂槐、妙趣横生，引得礼堂中的500多人不时爆发出哄堂大笑。
鲁迅指出，曹操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但他却很伪善，在征求人才时，他大谈不忠不孝不要紧，只要有才就可以，但最后还是以“不孝”的罪名杀了孔融。至于司马懿杀何晏、嵇康和夏侯玄，手段也和曹操差不多。其实曹操和司马懿都不是什么孝子，不过是借这个名义，加罪于政治异己。可见在这里，鲁迅是把蒋介石比作当代的曹操：生杀予夺、出尔反尔。鲁迅说：纵使曹操再生，也没人敢问他，我们倘若去问他，恐怕他把我们也杀了！而相对于曹操、司马懿这样的权力者，知识阶级的命运是十分悲惨的，竹林七贤不是被杀，就是自杀，因为服药和喝酒都可以制作慢性自杀。表面上，他们穿着宽衣，饮酒空谈，飘逸得很，但内心却是非常痛苦的。对于一群富有头脑的人，一定要他们忘却世事，装疯卖傻，这是可以办到的吗？但是为了逃避政治迫害，他们只好自行扼杀独立的性格和自由的精神。可见鲁迅是在告诉人们，有怎样的政治，便有怎样的学术，在极权政治下面，知识阶级根本不可能有什么思想自由和学术自由。什么自由，在统治者看来，这无非就是不满、是僭越，在青天白日之下是必须加以取缔的。这就是知识阶级乃至全社会的苦闷与挣扎。
总之迫于蒋介石的淫威，为了保存实力，鲁迅不得已之下采取了迂回了战略，但他的幽默机警未曾改变，他的针砭时弊没有折扣，他的革命信念也没有丝毫动摇，在斗争中，他仍然表现得毫不妥协。但他也有与世无争的另一面。1927年5月，瑞典地理学家、探险家斯文·赫定，通过本国公使向北京政府交涉，希望可以前往蒙古和新疆的沙漠地区做调查旅行。结果他的要求没有被完全采纳，中方的态度是，可以调查，但条件是必须有中国学者参与其中。于是，北大教授刘半农作为中方代表，与斯文·赫定展开谈判。谈判期间，斯文·赫定委托刘半农推荐一个诺贝尔文学奖的获选人，刘半农没有丝毫犹豫，他推荐了鲁迅，斯文·赫定也表示同意。之后刘半农委托台静农写信给鲁迅，但不料鲁迅的答复却是：不要。
鲁迅复信说：九月十七日来信收到了，请你转致半农先生，我感谢他的好意，为我，为中国。但我很抱歉，我不愿意如此。诺贝尔赏金，梁启超自然不配，我也不配，要拿这钱，还欠努力。世界上比我好的作家何限，他们得不到。你看我译的那本《小约翰》，我那里做得出来，然而这作者就没有得到。或者我所便宜的，是我是中国人，靠着这“中国”两个字罢，那么，与陈焕章在美国做《孔门理财学》而得博士无异了，自己也觉得好笑。我觉得中国实在还没有可得诺贝尔赏金的人，瑞典最好是不要理我们，谁也不给。倘因为黄色脸皮人，格外优待从宽，反足以长中国人的虚荣心，以为真可与别国大作家比肩了，结果将很坏。我眼前所见的依然黑暗，有些疲倦，有些颓唐，此后能否创作，尚在不可知之数。倘这事成功而从此不再动笔，对不起人;倘再写，也许变了翰林文字，一无可观了。还是照旧的没有名誉而穷之为好罢。
1927年9月27日，在广州只驻留了8个月零10天的鲁迅，携许广平登上了离去的航船。他抱着梦幻而来，结果从梦境放逐回去。但也因此，他认识了许多革命、政党、领袖，失败和受骗是最好的训练，他变得更加骁勇善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