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德五年（1430年）五月十一日，正绞尽脑汁图谋楚王、蜀王这最后两家实权藩王手中兵权的明宣宗，突然收到郑王朱瞻埈的奏疏，称自家藩地凤翔府城四十里外有一处本属安王府的竹园，可是远在平凉府的韩王竟派人将其占为己有，简直是岂有此理。他请求把该竹园判给本府，充当牧地。
没看到朕正忙着开万世安宁的要事吗？整天拿这等狗屁倒灶的破事来搅扰，合着不拿皇帝当天子，当居委会大妈用是吧！但是宗室无小事，没奈何只得抽出时间进行处理。
宝鸡植物园—竹园
永乐十五年（1417年），安惠王朱楹薨逝，因无嗣被除国。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新上台的明仁宗将韩王朱冲（火或）改封到安王旧藩地陕西平凉，安王府的旧产也随之转移到韩王府名下，故这处竹园本是安王府旧产，自然当由韩王府接收。然而郑王朱瞻埈是当朝皇帝亲弟弟，韩王则只是堂叔，亲疏有别。是以明宣宗在处置此事时果断地帮亲不帮理，以竹园地近凤翔府为由，命韩王将其渡让给郑王。
“庚戌，郑王瞻埈奏：‘凤翔城外四十里，旧有安王竹园，而韩王遣人守之。愿与府中为牧地。’上曰：‘二王皆亲，朕无所厚薄，当以远近为断。韩王在平凉，去凤翔远，且平凉多旷土宜畜牧。竹园既凤翔，地当与郑王。’乃遣书谕韩王俾与郑王。”（《明宣宗实录》）
那么亲自下场抢堂叔产业的郑王朱瞻埈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呢？
两次奉命监国
朱瞻埈（音jùn），生于永乐二年（1404年）二月十七日，为明仁宗朱高炽庶次子，生母李贤妃。他出生时祖父明成祖朱棣已经靖难成功，荣登九五，不过老爹朱胖胖尚未被册立为皇太子，法理上依然是燕世子，直到当年四月初四，才得以转正为太子。
《皇明祖训》规定：“皇太子嫡长子为皇太孙，次嫡子并庶子年十岁皆封郡王，授以镀金银册、银印。”照理朱瞻埈应当于永乐十一年（1413年）被册封为郡王。但不知是明成祖确实没进行册封，还是史书漏记了，查不到相关信息。
不过从朱瞻埈的胞弟，生于永乐三年（1405年），薨逝于永乐十九年（1421年）十月的蕲献王朱瞻垠，在去世后被追封为静乐王，赐谥“庄献”观之，明成祖虽一早将好大孙立为皇太孙，可对东宫的其余子嗣并没有给予优待，甚至有些苛待了，永乐年间太子的次嫡子并庶子皆没能封王。究其原因，可能与皇室的内部纷争有关。
“壬寅，皇第四孙瞻垠薨，上深悼之，辍视朝三日，赐祭追封静乐王，谥庄献。王，皇太子第四子，母李氏。王资禀明秀，孝友夙成，自幼頴悟，好学喜儒术，为人谦和恭谨，左右近习无所假借，闲暇攻为诗文，上及皇太子皆爱重之。薨年十七，葬昌平宜山。”（《明太宗实录》）
明仁宗剧照
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七月十八日，明成祖在第五次亲征漠北班师途中病逝于榆木川，随即皇太子朱高炽即位。他对父皇的行为估计也憋了一肚子火，故当年十月趁着册立皇太子的机会，一口气将在世的其余八子统统封为亲王，连早已去世的朱瞻垠也被追封为蕲王。已经二十一岁的朱瞻埈终于得封王爵，受册郑王。
明仁宗长期监国，坐镇南京，根基在南方，故即位之后有迁都之意，洪熙元年初，借南京地震的机会，以“南京国家根本之地，灾异如此天戒可畏”为借口，命皇太子朱瞻基镇守南京，以图后续。
不成想，当年五月十二日明仁宗突然驾崩，继承人远在千里之外的南京，封藩山东乐安州的汉王朱高煦又在一旁虎视眈眈。危急关头，张皇后当机立断，命郑王朱瞻埈与自己的幼子、老五襄王朱瞻墡一起监国，并密不发丧。
“仁宗崩，皇后命与襄王监国，以待宣宗。”（《明史·列传第七》）
另一面，朱瞻基否决“从间道行”的建议，光明正大的走驿道火速从南京赶回北京，于六月初三抵达北京城外的良乡，朝廷正式向天下昭告先帝驾崩，朱瞻埈的监国职责就此结束。当月二十七日，皇太子正式登基。
可是该来总会到来。
汉王朱高煦剧照
宣德元年（1426年）八月初一，汉王决定效仿其父，再来一次“奉天靖难”。这是指靖难之役以来，燕系皇室矛盾的总爆发。只可惜他朱高煦不是朱棣，当朝皇帝朱瞻基也非当年的建文帝可比。
为了不让当年的悲剧重演，明宣宗决定御驾亲征。奈何他膝下仅有2女，没有子嗣，于是守护京师的大权，再次交到了郑王和襄王手里。
“己巳，命郑王瞻埈、襄王瞻墡居守。敕广平侯袁容，武安侯郑亨，都督张升、山云，尚书黄淮、黄福、李友直协同赞辅。”（《明宣宗实录》）
两次监国，都让郑王朱瞻埈与襄王朱瞻墡一同站台，反而将嫡三子越王撇在一边，不无让二人相互牵制，保护并防备朱瞻墉这位第一顺位继承人的意味在。
大明首位亲王祭祀官
“敬天崇祖”是华夏文明的核心理念之一，“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祭祀被拔高到与征战同等地位，成为国家最重大的两件大事，为方便祭祀，宫殿前会按左祖右社规制营建宗庙及各祭台。
宣德朝以前，对帝陵的祭祀，或由皇帝、皇太子亲祭，或派勋臣、礼官代祭，有成年亲王间或代为祭祀，却属于特殊情况。
明宣宗上台后却一反常态。他自幼由皇祖父亲自教导成长，迁都之前就多次随明成祖往来南北两京，北京的根基优于南京，本身对北京的情感也甚于南京，何况狼子野心的二叔潜伏于山东，故一动不如一静，明仁宗还都南京的计划因此被枪毙。为给天下一个交代，于洪熙元年闰七月十七日下诏，命郑王赴南京告祭。
朱瞻埈这次南京之行排场非常大，光准备工作就进行了二十天，直到八月初七才正式启程，丰城候李贤和行在兵部尚书李庆随行。
“甲申，遣郑王瞻峻还南京，谒孝陵。上谕之曰：‘太祖高皇帝开创鸿业，以遗子孙。陵寝所在，如何能忍？今即位之初，政务所系，不遑躬谒，汝其代行。其洒扫有弗处，封树有弗勤，周卫有弗备，皆严饬之。必恭必慎，以称予意。’”（《明宣宗实录》）
奉先殿
按照礼部制定的礼仪，朱瞻埈启程前，当向赴奉先殿祭告太宗皇帝几筵、仁宗皇帝几筵（注：此时二帝尚未升祔太庙，神主临时寄存在奉先殿），及城皇门城隍等神，沿途的山川神祗则派王府官告祭。整套礼仪比之与天子巡守，并不逊色多少。
抵达南京后不但要告祭南京奉先殿、明孝陵，还要告祭懿文陵，并对明仁宗的两位安葬于南京的宠妃贞静顺妃张氏、悼僖丽妃李氏进行祭祀。懿文陵为懿文太子、明兴宗朱标的陵墓，也即明东陵。有人宣称明成祖上台后可以抹除大兄的痕迹，可事实是虽罢黜了其帝号，但有明一代对他的祭祀规格一直很高。
南北两京相距千里，路途遥远，且南京同样有一套行政班底。为防止意外，明宣宗对弟弟的权利也做了限制。规定南京各衙门官员朝见郑王的规则一如在藩藩王，只有每月朔望才可朝见；南京五军都督府、六部和都察院继续依照即有规则运转，郑王不得干预。
朱瞻埈在南京的时间并不很长，当年十月初四，明宣宗就下诏命他回京，除去途中用时，待在南京的时间估计一个月多点。
宣德元年（1426年）七月十八日，太宗皇帝（及明成祖朱棣）神主升祔太庙，待按照礼部制定的仪注见神主送入太庙奉安完毕，由郑王赴奉先殿设酒果祭告安奉神位。
宣德二年三月初一长陵享殿（也即长陵祾恩殿，明世宗改名）落成，恰逢次日为清明节，朝廷决议该日将太宗文皇帝、仁孝文皇后的神御，也就是画像安奉入殿，遂派郑王前往天寿山祭告长陵、献陵（明仁宗陵）。
“三月己丑朔，长陵殿成，以明日清明，奉安皇祖考太宗文皇帝、皇祖妣仁孝文皇后神御。遣郑王瞻埈祭告，并告献陵。”（《明宣宗实录》）
明仁宗献陵
宣德二年七月，明仁宗的丧期结束（连头带尾二十七月），于二十日派郑王带队赴献陵行除丧服之祭，也即禫祭。
明宣宗即位之初，为防备汉王，将本当由皇帝或太子承担的祭祀长陵和献陵工作交由礼部官员代行。平定汉王之乱后，局势逐渐平稳，可受余波影响，天子也只能不下垂堂。宣德元年十一月冬至节，明宣宗一反常态的派朱瞻埈前往昌平天寿山祭祀长陵、献陵。其后每逢正旦、万寿节、清明节、中元节、下元节及冬至节等几大节日，皆委派郑王祭祀二陵。
这项工作朱瞻埈一做就是三年，直到宣德四年八月之国凤翔府才告终。他是首位长期担任祭祀职责的大明亲王，自此以后由在京成年亲王担任祭祀工作成为常态。可以说郑王朱瞻埈是大明首位亲王祭祀官。
为祸凤翔
宣德二年（1427年）十月，时年24岁的郑王朱瞻埈成婚，王妃为中兵马指挥张本之女，当人册封正副使的为太子太保阳武侯薛禄和太子少傅工部尚书兼谨身殿大学士杨荣，规格之高并不比负责册封襄王妃的太师英国公张辅、行在礼部尚书胡濙差。
亲王成婚，也意味着离之国不远了。
宣德四年（1429年）八月初三，郑王朱瞻埈、襄王朱瞻墡、荆王朱瞻堈、淮王朱瞻墺、梁王朱瞻垍五王同日之国。
作为平定汉王之乱后新形势下第一批就藩的藩王，待遇上自然与此前的藩王无法相比，最重要的藩王护卫就没有配属，只给了群牧所和仪卫司校尉，这也成为此后藩王之国的标配。当然明宣宗在其他地方还是给予了补偿。当年七月，户部在核定五王岁禄时，建议按受封时的岁赐禄米三千石、钞五万贯给予，明宣宗下令按万石本色给予。
“辛未，加赐郑、襄、荆、淮、梁五王禄米。时行在户部奏：‘郑王、襄王、荆王、淮王、梁王受封时，岁赐禄米各三千石、钞五万贯。今各王皆之国，禄米宜仍其旧。’上曰：‘诸弟初之国凡百所需未备，其禄各岁给万石。’”（《明宣宗实录》）
凤翔城墙遗址公园
出京时，回望宏伟的北京城，相对于失落，阿越估计朱瞻埈内心更多的是充斥着喜悦。此去凤翔府，迢迢数千里，山水无数重，山高皇帝远，头上的紧箍咒散去，甚好！甚好！
朝廷敢让他两次与襄王朱瞻墡共同监国，对他人品必然赞誉有加，认定他颇有贤王风范。然而《明史》对二人的评价截然相反，对襄王朱瞻墡的评价为“庄警有令誉”，对郑王朱瞻埈的评价则是“暴历”。这一评价很是中肯的。
事实上在京期间，郑王的品行就有所暴露。比如宣德二年七月，行在鸿胪寺卿杨善等人上疏弹劾郑王府属官，称工副周信一百四十三人朝参时不穿公服，此举有藐视朝廷之嫌，请求制其罪。
所谓“朝参”指百官上朝参拜君主，对王府官而言则是朝见藩王。也就是说郑王府属官在朝见朱瞻埈时，身着便服而不是朝服，且规模达一百四十三人，而非少少的二三人。如此能有大规模，必然是王府管理出了问题。不过明宣宗对弟弟的感观显然颇佳，直接以这些人不过是芝麻绿豆官，或许没能备齐朝服给搪塞了过去。
“七月丁亥朔，行在鸿胪寺卿杨善等劾奏：‘郑府工副等官，周信等一百四十三人朝参不具公服，请正其罪。’上曰：‘小官或未有备，姑宥之。’”（《明宣宗实录》）
凤翔府治凤翔县，即今宝鸡市凤翔区，素来是“秦陇襟喉”，东临秦王所在的西安府，西通肃王所在的兰县，北接韩王所在的平凉府、庆王驻扎的宁夏镇。明宣宗将他放在这里，显然有监视陕西太祖系诸王的意图。
结果朱瞻埈抵达藩地不久，就开始放飞自我，先是抢夺韩王在凤翔城外的竹园，而后讨要秦藩护卫裁撤后遗留在凤翔府境内的麦田，可以说仗着自己是今上兄弟的身份，毫不把那群老牌藩王当回事。
他的所作所为连郑藩长史王瀹（音yuè）、典宝赵彝等属官都看不下去，多次进行规劝，结果却反手控告长史等人侮辱慢待自己。好在王瀹是明宣宗亲自挑选，对其人品很是认可，遂将郑王的弹劾置之不问，不过还是下旨要求他们尽心尽力的辅导郑王。
“（宣德五年六月）乙未，郑王瞻埈奏长史王瀹、典宝赵彝侮慢。上素知瀹正直，必所言有迕王者，遂并彝不问，但敕瀹等修省尽诚辅导，王所为或有未当，宜从容以导匡正。王又奏：‘秦府护卫既调去，弃其所种凤翔府岐山等县麦田，今芟刈以俟命。’上语行在户部臣曰：‘此其意欲淂之，虽于明言。令陕西都司布政司覆勘，果是护卫弃田，即与王。若有违碍，具实以闻。’”（《明宣宗实录》）
凤翔石佛寺
在皇帝的纵容下，朱瞻埈在凤翔府变得予取予求。宣德七年（1432年）八月，又爆出郑王私自侵占凤翔、宝鸡二县官军退闲屯田共六十五顷。事发之后，他不以为耻，反而上疏讨要，明宣宗再次满足了他的要求，只是无关痛痒的责备几句便算了事。
待到明宣宗驾崩，年仅九岁的皇太子朱祁镇即位。朱瞻埈更是不将京城的孤儿寡母放在眼里，于凤翔府内横行无忌。
凤翔府知府韩福素以“端谨公勤”著称，因意图捉拿在外打着郑王府旗号作威作福的王府下人，遭朱瞻埈构陷。吏部明知其无辜，却不得不于宣德十年十月将他调任巩昌府。
正统五年（1440年），又爆出郑王暴虐，多次杖杀府中下人的丑闻。朝野顿时一派哗然，年岁渐长的明英宗忍无可忍，于是乎下旨对郑藩长史进行撤换，改由向来以强硬著称的行在河南道监察御史周瑮升任郑府右长史，同时给郑王发了一道措辞严厉的敕书。
“叔为国亲藩，肇有封土，以贻子孙，自今宜以礼律身，以宽御众。凡有触犯，轻则下于审理，重则闻之朝廷，庶几不昭非议。《祖训》云文武官有能守正谏王保全其国者毋轻凌辱，朝廷闻之亦宜以礼优待，此在子孙当恪遵也。况昔人待下过严而卒致肘腋之患者比比皆是，叔不可不知而鉴戒之也！”（《明宣宗实录》）
上行下效
自此以后，朱瞻埈总算有所收敛。不过在阿越看来，这种收敛被动多过主动。因为就在正统五年年底，郑藩仪卫司典仗苏敬受不了郑王屡屡杖责，赴京诬告自家王爷，最终被发配威远卫。
朱瞻埈患有风疾，在中医之中范围很广，但不管是风痹、半身不遂，还是疯病，亦或是麻风病，在当时几乎就是不治之症。
正统六年（1441年）五月和九月，因为久治不愈，明英宗先后两次派御医前往凤翔为叔父治病。不过显然这两次治疗都以失败告终，他的病情变得愈发严重，以至于连府事都无法亲自管理。没奈何，明英宗于正统七年三月下旨，命年仅12岁的郑王嫡长子朱祁锳代理府事。
当年十月，太皇太后张氏病危，明英宗下诏命在外的郑、襄、荆、淮四王（梁王去世于上年）回京侍亲。其他三王奉召先后进京，郑王却因重病缠身而无法动身。
朱载堉纪念馆：原郑王府所在
因朱祁锳年幼，明英宗在命堂弟代理府事的敕书中特地指出“今特命尔整治府中一切之事……尔亦宜禀复母妃商确处置”，也即要求他与郑王妃张氏商量着办。可当年十二月，郑王妃张氏去世。郑王病重，王妃去世，长子年幼，府中没个能镇得住的，王府上下乱成一锅粥。
此前朱瞻埈多次以水土不服为由，上疏请求迁国河南怀庆府（今河南沁阳市），都为朝廷所拒。现下眼见郑藩这一局面，当他再次上疏提请迁国时，明英宗终于松口答应。
“（正统八年二月）癸丑……致书郑王瞻埈曰：‘近闻叔有疾，及子女宫眷亦多不安，此必水土不相宜也。叔往年欲移国怀庆，今命有司于怀庆建立王府，待其完日奉报移居。府中所缺军校，已令河南有司佥补。叔其善加调摄，早遂痊安，以副亲亲之心。’”（《明英宗实录》）
迁国是个大工程，非一朝一夕所能完成。经由郑世子朱祁锳的奏请，王妃张氏的灵柩先一步运往怀庆，择地安葬。郑藩则于正统九年（1444年）三月十一日正式迁国，郑藩的岁禄支取也由陕西转往河南布政司。
这对地处边疆重地，需要供应五家藩王的陕西方面而言无疑是一件好事。不过当陕西布政司意图按照惯例收回郑藩手中凤翔、宝鸡二县的官民田产时，被明英宗所拒，明示这些田产继续归属郑藩所有。
正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朱瞻埈的好大儿郑世子朱祁锳，可谓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因父王长期患病，不良于行，郑藩一应事务皆由他处置，包括迁国怀庆也是在他主持下进行。很长一段时间内他给朝廷的印象是上孝父王、下友弟妹，堪称宗室内部冉冉升起的新生代贤王。
然而天顺四年（1460年）郑藩突然爆出丑闻，令天下人大跌眼镜。朝廷接到奏报，称郑世子违越礼法“宠妾灭妻”凌虐世子继妃张氏，又受其弟泾阳王朱祁铣挑拨，将进谏的王府承奉杖毙。
这让明英宗有一种被欺骗的感觉，遂于当年九月，派太监王定、驸马都尉石璟、锦衣卫指挥逯杲组团前往怀庆，将30岁的郑世子朱祁锳和28岁的泾阳王朱祁铣带回京师训诫。抵京后又爆出郑王本人卧病日久，世子非但不躬侍汤药，反而削减其衣食，却与泾阳王“作乐酣饮”的大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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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不忠不孝，终于惹来皇帝的雷霆之怒，将朱祁锳兄弟二人扣留在京，安置在诸王馆，派翰林院修撰陈鉴、刘吉教其读书习礼。不过郑王缠绵病榻无法理事，将世子长期留京终究不是个事。天顺五年正月，明英宗只得把经过三个月学习的朱祁锳放回。
然而从其后来的表现来看，这次为期三个月的短期培训，效果似乎并不理想。其后的岁月里虽没有爆出世子凌虐郑王的猛料，可世子继妃却在天顺七年突然自缢。郑藩奏报的前因是张氏凌虐打伤婢女心生惊惧，明英宗对此却一万个不相信，派人调查后发现张氏实为被朱祁锳“纵群婢凌逼至死”。当年十一月表里不一的朱祁锳再次被提溜到京，要不是皇帝在次年正月驾崩，搞不好世子之位不保。
阿越说
成化二年（1466年）五月十五日，郑王朱瞻埈薨逝，在位43年，享年63岁，朝廷赐谥曰靖。谥法“柔德安众曰靖”、“恭己鲜言曰靖”、“宽乐令终曰靖”、“慎以处位曰靖”、“律身恭简曰靖”。
郑靖王朱瞻埈的人生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在京阶段：永乐时期，受皇室内部斗争影响，岁贵为太子子嗣，二十年间都没能捞到该得的郡王头衔。洪熙、宣德年间这是他一生中的高光时刻，深受父兄信任，两次担任监国，并成为大明首位专职亲王祭祀官，每逢重大节庆，便受命赴天寿山代替大兄祭扫长陵、献陵，甚至还代表皇帝赴南京祭祀孝陵，一时风光无俩。
就藩凤翔：不知是出于自污的目的，还是被病痛折磨的心理有些扭曲了，好端端的贤王，竟摇身一变成为恶魔，仿佛换了一个人一般。
郑藩乐府遗址：原郑王府所在
迁国怀庆：由于长期缠绵病榻，朱瞻埈已无精力继续折腾。可树欲静而风不止，因病无力教导诸子，导致世子朱祁锳也长偏了，如他一般拥有双重面孔，人前贤孝恭良，人后彻底放飞。朱瞻埈在凤翔时只折腾府中下人及当地官员，朱祁锳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对至亲下手也毫不手软，郑王被人在他手上也吃了不少苦头。
总体而言，朝廷给予“靖”作盖棺定论，多少有些死者为大的意味，纵览其一生也只有在京阶段能与“柔德安众曰靖”擦点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