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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制前夕，日本曾首次约同英、俄，联合警告中国应缓行帝制，其后法国、意大利也相继加入警告袁世凯的行列。当时的袁世凯以“帝制出乎民意”为由，并向各国保证将“维持治安，无害于东亚和平”。
1、日本的出尔反尔
为了谋求外交上的突破，并使帝制得到当时对中国影响最大的国家日本的支持，袁世凯曾于帝制既成之后，立即派周自齐赴日，以谋求外交上的最后努力。但周自齐的日本之行却遭到日方的断然拒绝。此时的日本已通过袁世凯的日籍军事顾问坂西利八郎、有贺长雄等，向袁明白表示，日本将对中国的帝制采取强硬态度。
1916年元月19日，日本外相石井正式召见中国驻日公使，表明了日本对于中国帝制的干涉态度：
英、日向有维持东亚和平之约，日本有维持东亚和平之举，英国当然赞同；法怕安南有乱，驻兵甚少，亦望日本维持；俄则惟日本之命。外交既已妥恰，当再严词警告中国政府，延缓帝制。如不听，则出兵自由行动，派驻中国要地，一面认为云南为交战团体，一面宣告中国现政府妨碍东亚和平。
尽管，日本在这里提出的所谓出兵中国，派驻中国要地，承认南方为交战团体等语，不无恫吓和政治讹诈的意思，但显然已对袁世凯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为此，袁世凯不得不于元月中旬下令取消了原拟于2月初进行的“新皇”登基典礼，以示对日本的回应。
事实上，这时的日本外务省已经正在与军方会商“有关反袁的具体行动之问题”，并公开地声明将对中国西南的护国运动予以支持。为了解决护国军的经费和军械问题，元月中旬，岑春煊偕章士钊奉命前往日本，与日政府接洽，为护国军筹饷。不久，岑即以个人名义，“与日本缔结条约，借得日币一百万元，并两团炮械，携之回国”。
日本的支持对于当时正因饷械不足而困窘不堪的护国军来说，显然是十分重要的。与此同时，活跃于国内各地的中华革命党的反袁运动也都从不同途径得到了来自日本的支持和援助。
2月下旬，日本国内政友、国民、同志、中正等各政党议员以及国民外交同盟会、对支联合会、浪人会等团体，企业界人士、新闻记者等，联合召开了“对支有志大会”。
在这个以“民间”的名义召开的集会上，日本各界一致通过“倒袁”决议，声称：
因袁世凯的帝制，“遂使中国陷于扰乱的惨祸”，而日本“鉴于中日两国之特殊关系与帝国天职，认袁世凯行动为非，断然斥之。誓救中国四亿苍生，以收拾中国大局，并期确立东亚和平之基础”。
3月7日，日本内阁正式通过了“以实力干预袁世凯帝制”的决议，而这个决议的核心在于，“诱导中国人自创反袁局面，日本则居于因势利导地位”。其具体手段包括：等待一适当时机，承认“南军”为“交战团体”；对于日本民间帮助反袁活动者，日本政府虽不公开奖励，但予以默认。
2、压垮袁世凯的最后一根稻草
3月中旬，由中国驻日本公使陆宗舆致袁世凯的一封密电中向袁世凯透露：
“日本大隈首相与各大臣及元老以宫宴之便，召开御前会议，专为讨论对华问题。认为时机已至，有自由行动，派兵进驻中国要地之必要。以免防得东亚和平。”
我们并不难发现，日本自中国国体变更以来便反复叫嚷的所谓维持东亚和平，拯救中国四亿苍生等口号下掩盖着的真正目的。
就袁世凯本人而言，其对于日本在中国帝制问题上始则怂恿，继之以拆台，以加速袁世凯政府垮台的阴谋，并没有足够的警惕，做皇帝的野心使袁一步步地坠入了日本的彀中。当袁世凯的帝制在中国既成事实后，日本所既定的利用中国国体变更造成的政治混乱来从中浑水摸鱼的策略也便取得了第一步的成功。
日本的倒袁运动是促成1916年3月袁世凯撤销帝制的一个重要因素。由于日本的支持，中国国内的反袁力量获得了一个重要的外援。同时，日本人企图通过在中国制造内乱和培植反袁势力进行政治渗透的策略，在1916年3月左右的初步成功，也已经在中国引起了包括袁世凯在内的各种势力的广泛警惕。
至1916年2、3月间，山东等反袁势力较为活跃的地区，已经“笼罩在日势力之下”，这也使得袁世凯政府逐渐看出了撤销帝制的紧迫了。
可以发现，尽管日本方面（无论是以民间的名义，还是以政府的名义)在倒袁问题上和中国国内的反袁势力表现了怎样的一致性，但双方的根本目的却是截然相反的。
1916年3月22日，政事堂奉袁世凯命令通告全国，称：
“现在承认帝制一案业已撤销，（帝制）筹备亦经停办，所有洪宪年号应即行废止，仍以本年为中华民国五年。”
随着帝制的撤销，“洪宪”年号亦即宣告废除，自元月1日，袁世凯下令改元，至3月22日宣布撤销帝制，洪宪帝制共计维持了83天。
洪宪帝制的结局同时表明，这一场历时83天的复辟，不但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一幕悲剧，也是袁世凯个人政治史上的一幕悲剧。
3、如何停战？
帝制撤销后，北洋政府方面所面临的一个最大的问题是如何让西南方面在接受袁世凯继续为国家元首的条件下，实现停火的问题了。
3月25日，袁世凯假黎元洪、段祺瑞、徐世昌的名义，发出致护国军总部请求停战议和的通电，北洋政府把停战罢兵作为南北谈判的先决条件：
“公等举兵，原止反对帝制，今目的已达。而国家大局危急，不宜同室操戈，应先行罢兵，共维大局，然后商量善后之办法。”
这个通电表明，北洋政府至此仍然没有对其已经失败的事实有清醒的认识。在随后以又一位北洋骨干人物徐世昌名义发出的致滇、黔、桂三省的求和信中，北洋政府提出了关于南北和平的条件，其核心内容是西南三省取消独立，解散募兵，退出战地，并严禁与“官军”交战，各省派代表一人入京筹商善策等。
这个“议和”条件事实上无异于诱使西南各省投降的通牒。
在同一日以大总统政事堂的名义发表的申令中，袁世凯不但竭力将这幕帝制闹剧归咎于一部分“忧国之士”的劝进和国民代表大会的“公决”结果，同时也对各方反袁力量继续发出恫吓，自称：
“今承认之案，业已撤销，如有扰乱地方，自贻口实，则皆祸由自召，大总统有统治全国之责，亦不能坐视沦胥而不顾也。”
北洋政府提出这个停战方案显然是错误地估计了南北双方的实力对比，更是过高地估计了自己所拥有的力量。其时，川、湘前线张敬尧、冯玉祥、吴佩孚诸部已与护国军达成了一致；川南北军主力陈宦部已正式派代表与蔡锷洽商了一致倒袁的计划；四川前线北洋各军已事实上处于罢战状态；广东将军龙济光独立在即。
自3月中旬反攻以来，护国军已在各个战场牢牢地控制了主动权，而他们的直接目标就是迫使袁世凯彻底退出中国的政治舞台。在4月初由西南方面提出的6条议案和条件中，对于北方的议和条件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还击，他们公开声称：“袁世凯一日不退位，和议一日难以就范。”
这些项条件包括：
(1)袁世凯须于一定时限内退位，可以贷其一死，但须驱逐至国外；(2)诛杀附逆之杨度、段芝贵等十三人，以谢天下；(3)关于帝制之筹备及此次军费，约六千万两，应抄没袁世凯及其附逆之十三人家产赔偿；(4)袁世凯子孙，三世剥夺公民权；(5)袁世凯退位后，即按《临时约法》以黎元洪继任总统；(6)文武官吏，除国务员外，一律仍旧供职，但军队驻扎地点，须听护国军都督之指命。
在4月18日云南独立各省以护国军名义发表的第一、二号宣言中，各省反袁力量再次宣布：
“袁世凯因犯谋叛大罪，自民国四年十二月十三日下令称帝以后，所有民国大总统之资格，当然消灭。”
并明确指出，根据民国元年的《临时约法》，“应由黎元洪接任总统，并领海陆军大元帅之职”。
上述6项条件的内容不仅在于逼袁退位，而且直接牵涉到了他的亲信、家族成员和子孙后世，这却是袁世凯无论如何难以接受的。
4、冯国璋的逼袁下台
为了发动北洋部将为自己的总统职位作最后的挣扎，3月30日，袁于呼吁西南各方停战令刚刚下达之际，便再次密谕前线总指挥曹锟，其语气近乎哀求：
蔡、唐、陆、刘、梁逼予退位，予念各将士随予多年，富贵与共，自问相待不薄，务望激发天良，共图生存。万一不幸，予之地位，不能维持，尔等身家，亦俱将不保。现时乱军要求甚苛，政府均未承认，各将士慎勿轻信谣传，堕入术中，务必准备军务，奋勇猛进。
在4月21日发布的政府令中，袁世凯称自己执政两年来，“竭力经营”之所以“成绩尚未见成效者”，完全是出于“内阁之未立，责任未明，虚拥治权，难厌众望”。于是，下令自即日起，重新实行责任内阁制，以国务卿为国务总理，各部总长皆为国务员，以组织政府“为改良政治之初步”。
在4月23日新“责任内阁”组成名单中：
段祺瑞为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陆征祥为外交总长；朱启钤为内务总长；周学熙为财政总长；张一麐为教育总长；周自齐为农商总长；宋敦彦为交通总长；王士珍为参谋总长；庄蕴宽为审计院长；章宗祥为司法总长；刘冠雄为海军总长。
段氏复出后，遂即下令撤销大元帅统率办事处，接管模范团和拱卫军。
梁启超献策于段说：
“今日之有公，犹辛亥之有项城。清室不让，虽项城不能解辛亥之危；项城不退，虽公不能挽今日之局。”
鉴于帝制取消之后，冯国璋在南北两方面中间所处特殊地位，为了策动冯国璋，维持其对于北洋系的忠诚，4月初，袁派内史监阮忠枢前赴南京，请求冯国璋出面挽救总统，以作帝制撤销后保持总统职位的最后努力。
但此时的冯国璋所关心的只是袁世凯垮台之后的北洋盟主地位，以及怎样将来取大总统宝座创造有利条件。4月中旬，冯以第三势力出面调停南北。
一方面，冯致电袁氏，请其“尊重名义，推让治权”；另一方面，通电全国提出“调停大纲八条”：
①承认袁世凯仍居民国大总统地位；②慎选议员，重开国会；③惩办奸人，以谢国人；④各省军队以全国军队依次编号，并实行征兵制；⑤明定宪法，宪法未定以前用民国元年约法；⑥民国四年冬之各省将军、巡按使，一律仍旧；⑦川、湘前敌北军，一律撤回；⑧大赦党人。
他同时奉劝南方罢兵，并扬言：“如不听从，即以武力对付。”
自4月下旬始，冯国璋已逐渐地由“居间调停”改变为公开地逼袁下台。在4月26日发出的一封通电中，冯国璋向袁提出“若察时度理，见为无术挽回，无宁敝履尊荣，亟筹自全之策”。
冯国璋的倒戈，显然是对于袁世凯的一个最大的打击。
5、铺天盖地的声讨声
帝制的撤销并没有能够平息西南方面以及全国各地如火如荼的反袁怒火。而袁世凯的依违恋栈更是激起了全国范围内进一步的反袁独立的高潮。自4月上旬，广东龙济光被迫独立；4月12日，浙江军民赶走了袁政府任命的浙江将军朱瑞，宣布独立；4月底，程潜在湖南就任护国军总司令，宣布湖南独立。
与此同时，江苏、安徽、奉天各地纷纷举起独立反袁的旗帜。5月1日，两广都司令部在肇庆成立，公推岑春煊为都司令，发表宣言，号召各方力量，不分党派，携手合作，一致讨袁。
4月18日，滇、黔、桂、粤四省军政府发表宣言，声称：
“袁世凯因犯谋叛大罪…所有民国大总统资格，当然消灭”，应由副总统黎元洪接任总统。护国军拒绝了与袁氏北洋政府和谈。
海外华侨各界亦于同时期通过华侨联合会致电袁世凯，称海外华侨均不承认袁世凯“仍为代表国家元首，请速退位，以免辱国殃民”。
一封以东三省公民的名义发出的公告号召东三省人民父老，拒绝向袁世凯徼纳钱粮，助其帝制，声言：“今后宁断吾头，盗粮万不可缴。”
在举国一致的反袁浪潮的推动下，孙中山、黄兴领导的反袁力量逐步地和西南的护国力量就彻底铲除袁世凯势力，恢复《临时约法》等方面取得了一致。袁撤销帝制后，黄兴一面致电西南唐绍仪、伍廷芳等，对正在动议之中的南北谈判力加劝阻，促其继续讨袁，并谓“不去袁逆，国难无已，望力阻调停，免贻后累”；一面继续指挥各地的革命党军队，继续讨袁事业。
不久，甫自国外匆匆归来的孙中山亦吁请改变以往中华革命军独立讨袁的作风，并电告南方独立五省，愿意采取“联合各方讨袁力量，一致行动之策略”。
为了达到与西南方面一致讨袁的目的，孙中山同时电令革命党人田桐、居正、朱执信等，要求“一切事宜，务求与讨袁各派协同进行，以收群策群力之效”。鉴于西南独立诸省一致尊用五色旗，孙中山同时要求，各省革命军一律沿用五色旗，“俾不致同一讨贼军有猜疑”。
由于休戚相关的利害关系，中华革命军与西南独立各省在继续以武力迫袁退位，恢复和维护民元《临时约法》方面很快地便取得了一致，以此为基础逐渐形成的反袁统一战线，有力地促进了袁世凯政府的迅速垮台。
6、致命一击——陈宦和汤芗铭的倒戈
5月上旬，陕西镇守使陈树藩以陕西护国军总司令的名义宣布独立，从此将独立反袁的烈火烧到了中国的北方。
自3月下旬帝制撤销之后，处于内外交困之中的袁世凯本人的身体状况已因“肝火太旺，急火攻心”而每况愈下。至5月上旬，已基本不能视事。为了筹措资本，组织力量，和护国军作最后的较量，5月中旬，袁通过新成立的国务院下令中国、交通两银行将所有该两行已发行的纸币及应付款项，一律不准兑现。
但此令一下，即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对。上海中国银行当即以“银行经营，首推信用”为由，表示拒绝遵行国务院的这一命令，并下令“所有中国银行的上海分行，将所发行的钞票，照常无限制兑现”。
面对着迫在眉睫的西南独立各省的北伐形势和来自革命党方面接二连三的凌厉攻势，袁世凯于5月中旬，曾秘密致电冯国璋，嘱其“将善后办法，切实研求，速定方针，并随时与政府会商”。
显然，袁世凯想通过冯国璋这个在当时颇其中间色彩的人物，进一步组织南北“调和”，为其争得苟延残喘的机会。
5月18日，冯曾联络张勋、倪嗣冲等人，发动组织了南京会议，以“调和”南北冲突。参加此次会议的人物有来自江苏、安徽、江西、山东、河南、直隶、奉天、吉林、黑龙江、湖北、湖南、山西、福建、热河等尚未独立的十七省区代表，计20余人。
但是，使袁世凯大为失望的是，此次会议不但因已独立的西南各省并未参加而没能产生任何实际意义，而且，与会代表讨论结果也多主张袁世凯应该退出总统一职。
5月下旬，使袁世凯受到最为致命一击的是四川将军陈宦的倒戈和公开宣布独立。陈是帝制酝酿期间主张袁世凯称帝最得力的北洋地方实力派之一，向为袁所倚重。帝制既成后，为了对付西南方面的反抗，袁即命陈以会办四川军务身份入川，率所辖李炳之、伍祥祯、冯玉祥3个混成旅入川，袁旋以陈督理四川军务，简擢有加。因此，自帝制实现以后，袁世凯一直在陈宦的身上寄托着重大的期望。
护国战争初期，在四川战场上，陈宦所部与蔡锷所率的护国军第一军的对垒也是当时南北最为瞩目的战场。
全国反袁形势的迅速发展很快使陈宧看到了帝制前途的黯淡。自3月中旬护国军反攻后，陈立即步了冯玉祥的后尘，与西南方面握手言和。因此，自3月中旬至5月下旬，四川战场基本处于停战状态。对此，袁世凯却一直被蒙在鼓里。随着四川和各地独立形势的发展，4月18日，陈氏致电黎元洪、徐世昌、段祺瑞，表示滇、黔两省完全拒绝承认袁氏仍任大总统席，其本人“实难独膺调停”之任，请允退出地方谈判。
5月22日，陈宦终于正式向袁世凯发表通电，宣布独立，并要求袁立即退位。该通电不但宣言四川一省“将与北京袁政府断绝关系”，而且还特地声明，“陈宦本人也与袁世凯个人断绝关系”。
尽管如此，袁对于陈宦的独立并不肯善罢干休，并企图为帝制作最后挣扎。在2日后的复电中，袁世凯一面下令，免去陈宦四川将军一缺，要其入京“筹商善后事宜”；一面对陈的背叛进行了猛烈的痛斥，谓其：“倘此端一开，则继任大总统者无论何人、何时，均得籍词纠合数省军人，举兵反抗，要求退位，恐变乱无已，势必酿成墨西哥争夺之惨祸，凡稍有人心、粗知爱国者，当不致此。”
在5月24日发表的一系列任命令中，袁世凯以周峻为崇武将军，代陈宦督理四川军务；以曹锟督办四川防务；加张敬尧将军衔，帮办四川防务，仍充第二路司令官；以刘体乾为四川巡按使。并下令，以诸军合力会攻成都，欲以此置陈宦于死地。
南京方面，则拟以张勋取代冯国璋江苏将军地位，并以张勋、倪嗣冲合力预防冯国璋一自南京会议以后，冯国璋以“调停”为名，而迫袁退位的意图已十分明显。
在张勋、刘冠雄、段芝贵等人的主战呼声下，袁世凯再一次决计备战，企图向西南方面和北洋内部的反袁势力发动最后的一击。
但是，随着袁世凯本人病情的加重和北洋系内部的溃崩，袁世凯已经从根本上无法挽回整个北洋系树倒猢狲散的局面了。
一周之后，又一位北洋骨干，湖南将军汤芗茗宣布独立。汤是北洋地方都督中对帝制筹备最早、拥护最力的人物，也是袁世凯手下的头号“刽子手”。自1913年汤以查办使身份督湘，三年之间，用惨绝人寰的血腥手段，屠杀了大批的革命党人和无辜群众，并因此被称为“汤屠户”。帝制酝酿期间，汤芗茗怂恿湖南地方劣绅叶德辉以湖南教育会长的身份，发动组织了全国第一个地方筹安分会——“筹安会湖南分会”，为帝制制造舆论，摇旗鼓吹。在其劝进表中，汤大呼“芗茗所部，为王前驱”。并亲率全体文武官员及“湖南国民代表，北面长跪，拥戴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汤本人也因此在帝制既成后，被袁世凯册封为靖武将军”。
陈宦和汤芗铭的相继背叛使袁世凯受到了沉重的打击。
据称，袁曾于得到陈宦四川独立电后哀叹：
“二庵（陈宦字二庵）厚爱我如此，夫复何言。”并表示，“我年近六十，艰难万状，尚有贫恶，愚不至此，我志已决，退位不成问题”。
此时的袁世凯已经病入膏肓了。
1916年6月6日晨，因帝制风波而心力俱竭的袁世凯终因羞忿交加及肾功能衰竭尿毒症并发，其政治命运和人生道路均已走到了尽头，暴毙于中南海居仁堂。历时一年以来的帝制闹剧，终于正式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降下了帷幕。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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