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幅宣传画是画家彭召民于1965年创作的。主题词是“半工半读育新人”。
提起“半工半读、勤工俭学”，一般都会想起，当年在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我国一大批青年才俊，身怀报国之志，赴德国或法国等西方国家勤工俭学的事情。像周恩来、邓小平、陈毅、聂荣臻、蔡和森、向警予、蔡畅、李富春等，都曾“以工兼学、工学结合、半工半读”过。毛主席虽然没有出国勤工俭学，但也曾为组织湖南学生到法国勤工俭学而努力奔走过。
建国后，不再强调学习西方了，我国为何还要实行“半工半读、勤工俭学”呢？
主要是，1956年，我国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后，各行各业都需要大量高素质的专业技术人员，特别是新建厂矿企业，迫切需要大量中级技术人才。但在此之前，我国的教育基础比较薄弱，教育规模不能满足学生的升学需求，并且因为贫穷，许多学生上不起学。经济不发达，也限制了中小学毕业生的就业安置，学生求学的主观愿望不太强烈，所以，有一定技术专长的人奇缺。在广大农村，有文化的农民更是少得可怜。虽然进行了大规模的扫盲运动，许多人摘掉了“文盲”的帽子，但文化程度依旧偏低，影响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半工半读、半农半读”制度，可以一定程度上解决教育基础薄弱和人才需求的矛盾。
1958年5月，已经改任江西省副省长兼省农垦局长的汪东兴，趁到北京参加农垦会议之际，向毛主席谈起，为解决垦殖场农民文化程度低、掌握技术有困难的问题，江西部分垦殖场办起了技术学校，而且凡是办了技校的地方，农业生产形势比较好。毛主席听了非常高兴，说道，“这个办法好！……回去多办些学校，让上不起学的农民上学”。于是，1958年6月就有了后来名冠华夏的“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
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以下简称“共大”）以抗大为榜样，以垦殖场为基础，先上马后备鞍，很快筹办起来了。8月份，“共大”总校和井冈山、大茅山、油山、黄岗山、云山、南城、高安等30所分校同时开学，有学生11000多人。汪东兴担任“共大总校”党委书记并兼任副校长。严格来说，共大“半工半读、勤工俭学”的教育形式，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大学。但它既能解决教育资金短缺问题，还能提高学员的文化程度与技术水平，又能培养学员正确的劳动观念，在当时不失为一种较好的办学形式。
1961年，共大建校3周年前夕，毛主席给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写了一封信，信中讲到：“半工半读，勤工俭学，不要国家一分钱，小学、中学、大学都有，分散在全省各个山头，少数在平地。这样的学校确是很好的。”
1964年8月1日，刘少奇在中央举办的相关报告会上讲到，“在农村里面办半农半读的学校，在工厂里面办半工半读的学校。农忙的时候种地，农闲的时候读书，或者一个星期做工，一个星期读书。要把这种制度作为正规的劳动制度，正规的教育制度”。
半工半读学校，通常由大型厂矿企业设立，学生一边学习一边劳动，面向生产，服务生产。这种模式不仅解决了学校的经费问题，还培养了学生正确的劳动观念和实际操作能力。
1964年8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坚持半工半读的方向》的短评，肯定了“半工半读”这一培养“既能体力劳动又能脑力劳动的新人”的新生事物。
党报短评就是号召，各地纷纷行动，政策非常宽松。只要工厂有师资、校舍和资金，就可以办学，学生毕业后由工厂自行安排就业。
1965年1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印发了《中央转发毛泽东同志给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信和江西关于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办学情况报告》，将毛主席三年多以前写的信向全党全国公开，并要求“各级领导部门认真学习研究”。
之后，各类技术学校、工读学校、农业学校等“半工半读、半农半读”之类的学校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不仅有中等学校，也有高等学校，还有中学和小学！
笔者当年上的高中就叫农业高中，不是国办，是由公社来办的，两年制。课本除语文、数学、政治外，还有《农业基础知识》和《工业基础知识》。不过，除农忙假要回生产队参加劳动外，我们平时并不需要参加劳动。上完高一，恢复高考了。毕业后，再也没有从事农业生产。
那时的“半工半读”学校，与今日之技工学校、培训学校等，在劳动与学习的结合方面相类似，但不同的是，那时办学的目的是为了解决工人、农民文化程度低及教学经费不足的问题，而今日技校为的是解决技工缺乏和学生就业出路难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