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苏联驻华使馆为何迁往广州，一份解密的会议记录揭示真相

艰难地撤离

1948年底至1949年初，国民党政府为摆脱困境，进行了一系列重要的人事变动：

1948年12月20日，孙科接替翁文灏组阁，出任行政院院长；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在内外压力下被迫宣布再次下野，由副总统李宗仁出任代总统。

但这些变化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国民党内部的矛盾和当时所面临的困境。

孙科出任行政院院长后，因其与李宗仁在1948年4月竞选副总统时即已闹翻，因此决定南迁广州，并通过外交途径通知了各国驻华使馆，建议他们随同迁往广州。

在国民党政府出现总统府与行政院“府院之争”的情况下，欧美各国驻华使馆都持谨慎的观望态度，他们不但拒绝随孙科内阁一道南迁广州，而且直到南京解放以后都迟迟不肯离去。

与此相反，苏联却明确指示其驻华使馆遵从孙科内阁的建议，随之移驻广州。

随后，苏联使馆的主要工作人员在大使罗申的带领下，于2月2日先行抵达广州，只将为数不多的几个苏联外交官和武官处机关留在南京。

尽管苏联驻华使馆由南京撤至广州，但由于国民党政府正处于逃亡和大撤退时期，因此使馆在广州同国民党方面的接触也极其有限。

到5月31日，也就是在上海解放后，大使罗申低调地由广州返回莫斯科，以至于在广州的国民党媒体对此也未做相关报道。

罗申离开广州后，使馆一切事务均由公使瓦西科夫负责。

1949年6月间，广东和香港媒体纷纷报道国民党政府将在近日由广州撤离到重庆的消息，这令苏联驻华使馆再次感到恐慌。

为证实这一消息的可靠性，瓦西科夫求见国民党政府外交部西亚司司长卜道明，卜道明回答说：“政府的确通过了迁至重庆的决定，现在已向那里搬迁各种政府机构，但最近不可能正式宣布上述消息，这主要取决于军事形势的发展。”

6月11日，即在瓦西科夫同卜道明见面的第二天，国民党政府外交部向瓦西科夫做了如下通报：

“鉴于战线向广州逼近的危险，政府决定将主要部门和行政院迁至重庆。这些机构的撤离已经正式开始，但广州仍作为政府所在地保留。”

经请示莫斯科，瓦西科夫决定带领一部分人员随广州政府西迁重庆。

但6月13日，阎锡山接替孙科担任行政院长后，决定暂缓迁都重庆，苏联驻华使馆也就没有离开广州。

苏联使馆由南京撤至广州期间，当时的中国国民党政府同苏联政府在外交上一直保持着平稳的关系。尽管国民党方面对苏联支持中共的做法一直不悦，但彼此心照不宣，也未提出过正式的反对意见，这种关系一直保持到1949年10月2日。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第二天，苏联政府宣布与新中国建交，同时和阎锡山领导的国民党政府断绝外交关系。

苏联政府的这一外交举动完全激怒了国民政府。10月4日，国民党外交部长叶公超约见瓦西科夫，向其宣读了国民党政府对苏联政府照会的答复，指责苏联方面违反1945年条约，应对外交关系的破裂负全部责任。

面对国民党方面的指责，瓦西科夫保持沉默，不发表任何意见。10月5日，国民党政府照会的内容被刊登在广州的报纸上。由此，苏联政府同国民党政府彻底地断绝了外交关系。

由于苏联政府已经与国民党政府断绝了外交关系，那么，苏联驻广州的大使馆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为此，苏联大使馆的人员撤离广州一事也就成为了当务之急。

尽管叶公超在同瓦西科夫会面中答应将为苏联使馆人员撤离提供帮助，但在具体办理过程中，国民党政府方面却要求苏联使馆人员撤离应在莫斯科国民党政府外交人员撤离之后。

因为国民党政府驻莫斯科使馆的外交人员不想去北京，而是想去台湾。

国民党政府的意图很明确，就是要把苏联驻广州使馆工作人员作为人质，保证国民党外交人员能顺利返回台湾。

苏联使馆人员30人，包括儿童和家属在广州经历了为期一周足不出户的漫长等待，甚至连生活食品都是由广州当地的俄华后裔叶夫达季莫夫帮助购买的。

到1949年10月10日，苏联使馆人员终于获得了离境签证。但好事多磨，英国驻广州总领馆却以香港当局担心苏联船只通过珠江口时会遭到士兵和海盗的袭击为由，拒绝向苏联使馆人员发放中转香港的签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