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夜之间，成都大规模拆迁的消息，传遍了互联网。
“我家赔了5千万”，“我家拆迁拿到900多万”，“我拿了17套房，还有三年房租”……被泼天富贵砸中的各路“川爷”，在网上晒出自己的天价拆迁款，真真假假，但总归是让外人好生羡慕。
舆论亢奋的背后，是这样一套逻辑脉络——川渝地区，作为全国经济第四极，在新一轮的国运之战中，被委以重任，成为产业转移的重要大后方。在国家战略的重点扶持下，四川砸下2.15万亿大兴基建，成都拉开大规模城市更新的序幕。
面对外界传言，成都官方回应称，“全部是谣言，没有一个是真的”，真相显然不是网传的那样。
有人拿了17套房，有人赔了5000万，这些不真实的天价赔偿案例之外，写满“拆”字的成都拆迁地图，也在网上爆火开来，就连资本市场也被撩拨了起来。
10月16日上午，A股成渝板块爆发，成都路桥、中建环能、重庆港、华西证券等20余股涨停。
看着那些一夜暴富的拆迁段子，广大四川网友，满是拆迁拆到自己头上期待，他们对四川大基建、成都大拆迁的想象，当然也不是空穴来风，市场的兴奋背后，确实有一些政策背景为之背书。
过去几年来，川渝地区多项国家战略叠加，经济发展迅速。
2020年初，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六次会议提出，要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在西部形成具有全国重要影响力的增长极。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之外，成渝地区经济第四极的地位得到坐实。
另一方面，为了应对日益复杂的国际形势，推动内循环和区域协调发展，在中西部建设产业备份成为重要工作。
就在前不久，国务院发布发布了《关于推动沿海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指导意见》，旨在引导资金、技术、劳动密集型产业，从东部向中西部，从中心城市向腹地有序转移。
在此背景下，川渝地区作为全国经济第四极，扛起战略腹地建设的大旗，并为此大兴土木，似乎是顺其自然的事。
今年4月，《四川省国土空间规划（2021年至2035年）》获批。随后不久发布的《2024年四川省加快前期工作重点项目名单》则提到，择优筛选纳入330个拟在未来2至3年开工的重大项目，估算总投资达到2.15万亿元。
今年6月，《2024年城市更新行动评审结果公示》，成都成为15个入选名单的大城市之一。好巧不巧，就在国庆前，《成都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也获得批复，赋予成都更高的城市定位。
有国家战略加持，有新一轮基建投资的背景，成都自身又正好赶上国土空间规划批复、城市更新启动的关键节点，这一系列偶然因素叠加下，大基建、大拆迁的消息自然一点就燃，就连资本市场也连带引爆。
网络段子中那惊人的拆迁补偿数字，似乎让“国运”的宏大概念，瞬间变得具体了起来。
但很遗憾，所谓四川大基建，或者成都大拆迁，完全就是一场误会；在全面过紧日子的当下，堪称天价的补偿，明显不切实际，拆迁一夜暴富的时代重新到来，只不过是一厢情愿的想象罢了。
首先，中国的城镇化，哪怕是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地区的城镇化，也已经进入到了中后期，过了大拆大建的阶段。
2021年8日，住建部发布《关于在实施城市更新行动中防止大拆大建问题的通知》，其中明确要求，严格控制大规模拆除、增建和搬迁。
比如具体提到，不大规模、成片集中拆除现状建筑，原则上城市更新单元（片区）或项目内拆除建筑面积不应大于现状总建筑面积的20%。
这一纸文件的出炉，标志着城镇化正式告别大拆大建的阶段。
拆拆建建都是GDP，能带来土地财政收益，利好房地产，但大拆大建伤筋动骨，容易使城市失去原有特色和记忆；另一方面，它会变相抬高房价，增加生活成本，增加财政负担，产生新的城市问题。
因此，当城市发展到一定阶段，频繁的大拆大建就不再适宜。
事实上，在《2024年城市更新行动评审结果公示》中，成都以及上海、杭州、武汉等入选城市，城市更新的重点内容，是地下管网更新改造、污水管网“厂网一体”建设改造、市政基础设施补短板、老旧片区更新改造等。
这些城市更新的内容，更多是对现有的城市设施优化提升，是做存量优化工作，而不是拆房子、建房子，或者大规模修建公共基础设施的增量工作。
而且，国家的战略腹地建设是事实，四川被委以重任也是事实，但2.15万亿大基建项目空降四川，这里面有太多的误解。
其一，它不是年度任务，而是包含了未来几年的项目安排；其二，四川是人口大省，不管是和往年纵向对比，还是和其他省份横向对比，这样的投资规模不算夸张。
以河南为例，今年年初，河南曾公布2024年的第一批重点建设项目名单，第一批省重点建设项目共520个，总投资也高达2.1万亿元左右。
至于产业转移，本身就是个逐步推进的过程，再快也不可能快到政策文件一出台，马上就启动拆迁工作的程度。
四川大基建、成都大拆迁的消息，进行辟谣并非难事，真正值得警惕的是，这股舆论亢奋情绪背后，对大兴基建、大拆大建的强烈的社会心理预期和依赖，也即，认为经济一旦陷入低迷，就该疯狂砸钱大兴土木。
不可否认，大规模的城市更新与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活动，诸如城中村改造、道路与桥梁建设、高铁及地铁的修建等，是驱动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不少中西部省份受益于此。
以成都为例，近年来经济发展迅速，成为全国人口流入的重要区域，既得益于产业转移的助力，也离不开高铁等基础设施日益完善的积极影响。
数据显示，六普到七普间，成都的十年人口增长接近600万，大量人口流入，自然会产生城市更新、基础设施建设的迫切需求，成都当前推进的“东进”战略正是基于这一背景
问题在于，包括成都、深圳、杭州等在内的主要人口流入城市，近两年的人口增长速度已显著放缓。展望未来，人口缓慢增长或将成为常态，以往那种大规模拆除与重建的模式已不再符合时宜。
一方面，城市更新从增量扩张转向存量优化；另一方面，基础设施建设，本身存在着边际递减的效应，高铁站、高速公路修得太多，也会出现过剩风险，劳民伤财，加重债务隐患。
以前，不管大城市还是小城市，都热衷于大兴基建，城市扩张建设摊大饼，确实有真实的建设需求在里面，但不可忽视的是，频繁的拆拆建建动作，往往也是基于房地产、土地财政等层面考虑，有政绩驱动的因素。
现在，房地产行业已步入存量时代，试图通过大规模拆迁来人为创造购房需求，从而推动行业复苏，这一策略已经是“此路不通”。
有的地区新城变闲置的“鬼城”，有的地区重金打造的高铁站点闲置停摆，还有的地区地铁公司员工工资发放困难，此类教训比比皆是。
在地方财政重负之下，依赖大规模投资建设来刺激经济增长的策略，已不再是屡试不爽的“万能钥匙”。
为了控制债务风险，今年年初，国务院发布了《重点省份分类加强政府投资项目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天津、内蒙、辽宁、吉林、黑龙江、广西、重庆、贵州、云南、甘肃、青海、宁夏12个债务较高省份，除了一些基础性的民生工程之外，全面暂缓基建项目。
此次热议的四川并不在其中，不过，告别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与大拆大建的模式，已成为全国范围内的发展趋势。
尤其是四川，还是重要的转移支付接收大省，要控制债务风险，其自身发展也不能寄希望于国家政策大包大揽地支持。
所以，对四川大基建、成都大拆迁，还是少一些一夜暴富的期待，少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
一遇到经济下滑，就期盼着通过大规模投资和拆迁建设的强力刺激措施来提振，一看到大拆迁和大规模基建项目就过度兴奋，这种依赖性和短视心态是不可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