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德明
我十三岁那年，父亲来到靠山屯大队接受改造。因为，父亲在旧军队里干过差，火红的年代容不下他安逸地享受生活，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作为他的狗崽子，我伴他而行。
但是在农村，社员们的阶级斗争观念都不是很强，我家便和邻居们就相处得甚好，栓柱就是我的死党。
我们两家大人的关系不错，孩子们也就自然亲近。栓柱家，根红苗正，三代贫农。父亲是盲流，从山东临沂讨饭来到村里的。他们家在村子里也没有什么亲戚，我们两家人相处得就像亲戚一样，按亲戚来走动。我和栓柱同龄，一起上小学五年级。
运动正进行得热烈着，我们两个也都是运动的积极参与者。造了老师的反，得到的实惠就是不用上课了，主要的精力放在春天下夹子打雀儿，秋天扎雀笼子，辊苏雀儿，冬天套兔子。
那时候，农村的生活很纯洁。一般是没有什么水果的，即便是有农民也买不起。供销社的柜台里偶尔摆上几个鸭梨，你一眼就能看到那梨上的黑斑，它们早已经烂到心里去了。
生产队也不是完全的不考虑人民群众的生活，春天的时候，总是要种上几亩地的西瓜香瓜，说是秋后要采摘下来给农民们分一分，就算是改善农民的生活了。
我们队里的瓜地，坐落在村子的西南角上，距村子大约二里地样子。瓜地离村子远一些有很大的好处，免得孩子们早早地就惦记上了。
那时还没有塑料大棚等先进的生产工具，瓜及庄稼都是自然生长和成熟的。初秋的时候，瓜就开始成熟了。这时，县里的大领导们、公社的大领导们一般都要下乡检查指导工作，也都要到瓜地里品尝一下西瓜的成色，大队小队的领导也都要亲自陪同。
队里种的瓜不是为了卖的，只是为了给社员们分一分。按照当时的制度约束，生产队是不能够随便卖东西的。
队里来了大领导，公社里的大官们自然是要陪同的，队里的干部们也都要陪同。头盆瓜就这样由领导们开园，二盆瓜就是由村里的有头有脸的人物们去享受，最后才能轮到村里的基本群众。有时没能到给社员们分一分的时候，瓜地就已经罢园了。
那时，正值上山下乡运动如火如荼，队里的知识青年们吃瓜也是天经地义的事。知识青年虽然也挣工分，但他们都来自城里，家里都有挣钱的人。现钱珍贵着呢，可以偷偷地在地里买一些西瓜香瓜吃，个别没有钱的也有偷瓜的，但是，对知识青年有政策，没人敢管。农村里有一句谚语：歪瓜裂枣谁见谁咬，谁会为公家的事情出头呢。
瓜快要成熟的时候，队里在瓜地的北头搭起了一个瓜棚，给看瓜人用来休息。看瓜人一般都是由老庄家把式来担任的，从春天一开始，他们就侍弄瓜，给瓜间苗，给瓜地除草，给瓜秧打尖，直至坐瓜。瓜要熟了，他们就直接负责看瓜了。我们队里的老张头就是一个老庄家把式，队里每年都让他侍弄瓜。他有一个“洋炮”，就挂在瓜棚的墙上。每当有人从他的瓜棚旁边经过，他都要把老“洋炮”摘下来，擦拭一番，或者给老“洋炮”装火药，意在警示过客他的威力，看着就很吓人。
当然，我从来也没有听到过，或从来也没有听说过他的老“洋炮”响过，只是吓吓人而已，不怒自威吧。
一天， 西花园屯放电影，我就和栓柱结伴前往，大约走了六里地的样子。
初秋天还很长，电影开演的较早，两个片子连放，一个是国产故事片《南征北战》，一个是阿尔巴尼亚故事片《地下有游击队》。阿尔巴尼亚，欧洲的一盏明灯，国家不大，人口不多，电影艺术却照亮了中国。每次放电影，都会有一部阿尔巴尼亚影片一同放映，我们熟悉了阿尔巴尼亚电影的每一句台词。毛主席说：“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就是说阿尔巴尼亚虽然离我们远一些，却像我们的小舅子，关系亲近着呢。
《地下游击队》里一句最经典的台词：“消灭法西斯，自由属于人民”，成为时代的最强音。
我了解外国是从《地下游击队》开始的，阿尔巴尼亚的游击队员都是那样的好看，个儿顶个儿大眼睛高鼻梁，连打招呼都是“你好”，不像我们“吃了吗”。外国人长得就是漂亮，外面的世界一定很精彩。
电影演完以后，社员们纷纷回村。我和栓柱商量，去瓜地走一趟。“消灭法西斯，自由属于人民”，该是打一个游击战的时候了。我们没有跟着社员直接回村，而是迂回着向南，贴着林场树林的边缘，奔向瓜地的方向。
清风习习，星星闪烁，月亮显得更加明亮了。
我们边走边议论着电影里的画面，边学着电影里的台词，边想像着按《地下游击队》里捡钱的动作来摘瓜的景象，就像游击队员正在开赴前线，一会儿的功夫瓜地就到了。
大标月亮地，满天星辰，偶尔有青黢黢的云彩从月亮的身边走过，倒显得大地格外地朦胧风致了。
月光下，山村已经沉睡，瓜地是那么的神秘。
瓜地大约有十来亩的样子。西面是一片苞米地，苞米已经开始抽穗儿，长到一人多高了，苞米地里藏着一两个人你是根本一点也看不到的。南面是林场的山林，黑黢黢的一片。东边是一片开阔的黄豆底，平坦开阔。北面是土豆地，土豆已经开花，就像天上的星星。朦胧的夜色当中，地北头的瓜窝棚静悄悄的矗立在那里，看不见一丝灯光与活力，有可能看瓜的老张头儿早早已经睡下了。看来让老人家看瓜，不是十分有把握的事。
瓜棚安置在瓜地的北面，主要是能够防止从村里来的人，谁会想到我们会绕到南边来下手。李军长最著名的一句台词就是他们的“失败往往在于轻敌哟”，《南征北战》教会了我们许多对敌斗争的常识。
瓜棚安在地北头，为了看住从村子里来的人，外村的人就不管了，这是多么大的败笔呀。老张头不是一个军事家，怎么可能想到我和栓柱是从南边来的，高营长说要运动战加迂回战。
战争，就要讲究战略位置，我们的位置就是十分有利的。进可攻，退可守。进可攻，我们所处的位置是一个高岗，从墒情上来说，这里的地势要比北头那边的低洼地旱一些，所以这里的瓜一定会甜，而且会早熟一些。退可守，南面是一片林场的树林，一旦被发现，马上就可以撤到林子里去。栓柱学着张军长的腔调儿说：“西边是苞米，东边是黄豆，西瓜还会向哪里退呢”，他模仿的《南征北战》里的张军长惟妙惟肖，只是总会在不经意间先抽一抽鼻涕，样子令人笑到肚子疼。
空荡荡的旷野并不宁静，庄稼地里的蝈蝈和蛐蛐的叫声清晰、欢快而悠远。秋天正在到来，秋虫们的爱情还没有着落，香火相传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会产生天大的压力，这是一种担当的声音。
夜色淹没了一切美好的色彩，即使空气清新凉爽，却让人感到浑身燥热。皎洁的月光弥漫在整个儿的瓜地及周围，几朵青黢黢的云彩慢慢的移动着，有些鬼兮兮的，让人突然感觉到瓜地倒有点儿像坟地了，指不定哪里会真的跳出鬼来，我的心不免砰砰的跳个不停。
我们两个猫着腰，顺着垄沟向瓜地前进。遗憾的是到了瓜地以后才知道，我们不能知道哪个瓜是熟的，哪个瓜还没有熟。没有办法，我们只能临时统一意见：挑大个儿的摘。
刚刚才摘下一个香瓜来，就听见了苞米地的那边有人一声断喝：“站住，谁在偷瓜？”接着，就从苞米地里冲出两个人来，一个是大队的革委会副主任兼民兵连长张洪涛，一个是我们的老师刘小琴。
张洪涛，原先是我们公社中学的高才生。文革开始的时候就带领同学们造了公社书记的反，深得县革委王主任的赏识，很快入了党提了干，当了大队革委会的副主任兼民兵连长。刘小琴是刚刚从县里来的知识青年，是我们学校的老师兼我们的语文课任。她长得性感漂亮，非常可人。尤其是每次下课，当她巨大的屁股从门口挤出去的时候，男孩子们就会在背后议论很长时间。她根本就不在乎男孩子们贪婪的眼神，反倒很享受这些儿马蛋子们的有意无意地蹭来蹭去。在学校，男学生们都很喜欢她，有事儿没事儿都愿意往她那儿跑，问作业是假，文革时期根本不用学习，看她的大屁股是真。因此，在她上课的时候搅闹课堂的现象就少许多，都憋着劲儿到其他老师的课堂上去发孬。一次，李老歪还在黑板上画了一个女人用一根扁担，前面挑着一个巨大的黑板擦，后面挑着自己的屁股，从门口挤出来，还把一边的门框给挤歪歪了，说的就是刘晓琴。刘老师看到后并没有生气，而是悄悄地走到李老歪的背后，以苏修帝国主义侵略我国领土珍宝岛时所采取的突然袭击的方式，照着他的屁股狠狠地踹了两脚。
一周后，当李老歪再回到学校上学时，满脸的仰慕就像凝固了一样，并掺进了许多的假模假式。
看见张主任和刘老师，我的心一下子就要从嘴里蹦出来了，扔下瓜，拉起栓柱，迅速的逃向南边的树林。
怎么也想不到，天大的疏忽发生在我们的身上，我们两个都穿着白色的背心，在明亮的月光下是十分的抢眼，很快就被他们两个人撵了上来。
“我已经看到你们了，还往哪儿跑。不要再做那些无谓的抵抗”，好像也是一句电影台词。
我知道，跑是徒劳的。我们闯了大祸，张主任和刘老师一定会找家长告状，或许一顿胖揍不可避免。无论是刘老师还是家长，我们都多有领教，并记忆深刻。
我们只好停下来，面对着张主任和刘老师，惊恐地等待着他们将要对我们采取的惩戒，甚或是大打出手，同时要保护好自己背后的一亩三分地儿。因为，刘老师一贯有苏修帝国主义的发动突然袭击和背后下手的偏好，李老歪身上的故伎不可重演。
令我不解的是，他们两个并没有打我们。张主任只是围着我们两个转了两圈儿，既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对刘老师说话：“两个生瓜蛋子”。说罢，就拉起刘老师走了。
我和栓柱就傻傻的站在月亮地儿下面，不知所措。
“两个生瓜蛋子”，不知是说我们两个扔掉的瓜还没有熟，还是说我们两个人像个生瓜蛋子，反正他们走了。
他们走了，却把恐惧留给我们。一定是去告诉家长去了，要么就是在明天的课堂上一起算总账，当众把我们打翻在地，再踏上一万只脚，让我们永世不得翻身，这是眼下最为流行的惩戒办法。此刻的月亮依然明亮，但却陌生得非常吓人，满天星辰舞动着青黢黢的云彩，一刻就让月亮长出了獠牙，仿佛正张开大口向我们走过来。不用说话我也能读懂那漫天的残忍，恐惧和羞愧深深地包围着我们，月亮陌生到如此吓人的程度，真恨不能找个地缝儿藏起来。
我跟栓柱，再也不敢回家。我们两个就在树林子边儿上来回的走着，累了就坐下来歇一歇，巴望着结局早点到来。老话说，何死何活吊朝上，没必要这样地煎熬着。
那个年代，每个家庭的孩子都很多，回不回去也没有人管，家里也看不出来，不回去也不会出来找找。我们两个人就这样在山边子的树底下坚持着、煎熬着，在恐惧之中等待着天明，想不到天明距离我们都是那么的遥远。
第二天，我们没有回家，而是直接去了学校。我和栓柱就在教室里痴痴地等待着，盼望着暴风雨快一点的到来。上课了，刘老师并没有在课堂上批评我们。一堂课，我们也没有上好，也听不见老师在讲什么，只是看着刘老师的嘴在不停地动着。太煎熬了，一直到了下课，也没有任何消息，一切都在等待中。钟响钟寂，上课下课，痛苦、煎熬、挣扎，不是在等待中死亡，就是在等待中爆发，我却选择了继续等待。
放学的钟声敲响了，刘老师一直也没有找我们两个，我们就悄悄的溜回家去。爸爸妈妈也没有问昨天晚上的事，我们就这样煎熬着，盼望着，等待着，一连几天也没有什么动静，好像这次做贼被抓的事就这样悄悄地滑过去了，也没有人问起来这件事情的情况。张主任也没有来找我们，刘老师也没有找家长。但是，我和栓柱的心却很长时间都没有放下来。
慢慢地，这件事就淡化了，我们两个都深深地感谢着张主任和刘老师的网开一面，没有让我们两个人把脸丢在地面上。
后来听说，刘老师被推荐上了大学，大家都背后议论说她是奉子上学的。刘老师毕业后没有再回来，而是分配到县里，嫁给了一个科长，当起了官太太。
村里人嘴碎，议论别人的故事时好添油加醋，竭尽渲染之能是。都说我们的刘老师上大学是靠偷鸡摸狗换来的，我听后感觉着很气不公，总是愤愤然的，因为我们的刘老师是善良的。
那是一个荒唐的年代，每个人都豪迈地做着与年代相匹配的荒诞之事，无论大人物还是小人物，即便是在某个瞬间他们会觉得恍如隔世，但也不得不那样做。就像美国俄裔作家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感慨的那样：“每当我追溯自己的青春年华时，那些日子就像是暴风雪之晨的白色雪花一样，被疾风吹得离我而去”。
不管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还是社会推崇着以集体为荣的观念，人民公社的管理机制都不能改善人们的生活，连瓜果梨桃这样的基本生活资料也都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因此每个人也都不可能做到以集体为家而无非分之想。如今，如果你开着车去旅行，到处都可以碰到瓜地或瓜摊儿，可以随时停车，买上几个西瓜香瓜解解渴。可是，水果越来越多，人们却常常抱怨说吃不出原来的那种味道，仿佛一切鲜花都开得不如从前漫山遍野地艳丽了。
怀旧是一种愁绪，并不意味着旧事的完美无缺，而是人们对现实生活的批判性期许。所以，对于村里人的那些传言，我始终耿耿于怀。张主任和刘老师是否干那一些偷鸡摸狗的事情，不得而知。我只知道，青春总会留下一些疤痕。
误会，这些误会，证明了我们都曾经年轻过，都曾经轻狂过。
【作者简介】王德明，1960年生，哈尔滨市人，沈阳工作。热爱文学，喜于创作，多有诗歌、散文、小说等作品先后在刊物上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