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钱老的作品让我想起一个人——20世纪来自挪威的表现主义先驱爱德华·蒙克[Edvard Munch]。
中西方绘画的比较研究，一直是美术界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郑午昌的中国画与西域画的比较研究以及中国画与西洋画的比较研究，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初就在美术界获得了很大的反响。比如他在《现代国画家应有这种觉悟》一文中举例说：
“我国画家所敬仰的往哲，如顾陆张展，荆关董巨，黄王倪吴，以及清之四王吴恽等，在西洋美术史上，都不难一一找出其人格和艺术相同的人物。比如苦画西斯廷壁画的米开朗基罗，何异吴道元。大胆制作秣草车的康司坦保尔，何异王摩佶。特拉克窐的敷彩，何异王洽的泼墨。写实派高尔佩之注意自然，何异于郭熙之师诸造化。印象派莫奈之注意光线，何异于米元章父子之注意墨韵。至若梵高塞尚高更之徒，则犹八大石涛也。”
西方表现主义是从后印象主义演变、发展而来，直接对表现主义产生影响的是挪威画家爱德华·蒙克，他在作品中注意表现主观的内心感受，忽视对描写对象形式的摹写，通过作品的抽象化着重于内心情感的宣泄。这与钱老主张“取其意，不重其形；撷其精，不袭其貌”有相似之处。
中国艺术鉴赏评论界有一句话说：风格即人格。
爱德华·蒙克的父亲患有精神病，他向他的孩子们灌输了对地狱的根深蒂固的恐惧。因此他通过主题来表现他切身经历的对生存和死亡的感受，追求强烈的形式感。到晚年回到挪威，更多地表现出对大自然的兴趣，他的作品变得更富于色彩，减少了悲观的成分。
钱老的一生更加坎坷。他曾协助募款支持东北义勇军，帮助郭沫若顺利从日本返国并被日本警察逮捕，后因不愿受辱以器物击警，在日本被判刑四年。回国后，又被人误当汉奸。摘去右派帽子不久，“文革”中又遭受了更为严重的批判，晚年患有肺气肿，运动时受辱，病情益剧，终至辞世。
站在西方表现主义的观点看钱老的作品，从广义上说虽同为表现主义，但西方表现主义追求的是小我，由于童年的阴影带来的心理苦闷，爱德华·蒙克多以生命、死亡、恋爱、恐怖和寂寞等为题材，带有强烈的主观性和悲伤压抑的情调，在抽象中表现为对现实的扭曲、恐惧、抑郁，是“以画愈心”的自我疗愈。
钱老一生所追求的是大我。他所追求的更是一种心灵的大自在，蒙克在他的“灵魂”日记中写道：“我试图用我的艺术向自己解释生活及其意义。”钱老在狱中给妻子张珊的信中写道：“今将每日起居动作告吾爱：起身用冷拭法使皮肤坚实，朝餐后即开始工作，午餐后运动，温习太极拳。四时许晚餐，工作至每晚有间可读书。”钱老是在用生活在解释他的艺术。两者虽有不同，一个是用艺术表现行动，一个是用行动表现艺术但有一点是相同的，作为真正的艺术家，他们的作品都着重于发掘内心深处的东西。
同样，在纳粹统治期间，反纳粹主义的爱德华·蒙克的作品被贴上了“颓废艺术”的标签，从德国的各个美术馆撤了下来，由此诞生了他的作品《受难地》，此时蒙克除了悲伤还是悲伤。日本战败后，钱老以战胜国文化秘书身份再度赴日，返国后继续深研笔墨。日本友人小杉放庵曾用“中国人中少有的纯良大好人”来评价钱老的为人。钱老不是单纯的画家，他是真正有着传统风骨的文人士大夫，钱瘦铁先生继续着传统文人的家国情怀，他的人生与画中都可以看到铁骨铮铮的侠义精神。
钱老的画不甜，没有任何商业气和功利心，他是通过绘画观察，感受自己的存在，明白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在此且不谈他师从谁，受谁影响，也不谈他有多少深厚的篆刻和国画的功力，其作品与中国传统绘画不同，不循规蹈矩，不求“笔笔有来路”，可谓独树一帜，观者能直接感受到的是他情绪的发泄和作品的张力，但又似在西方表现主义风格中注入了一份中国文人画的洒脱，使之提升到哲学的范畴。
钱老的艺术作品始于篆刻，以笔代刀入画，作品中有金石之气，线条老辣纵横，爱德华蒙克的油画重色彩，版画则以刀代笔，用对比强烈的线条、简洁概括夸张的造型，抒发自己的感受和情绪。两位大家均画气不画形，都有超越想象外的自由精神。东西方艺术的发展是相通的，在西洋美术史上都不难找出其相对应的人物，因为艺术最终是属于全人类的。
作品欣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