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2023年4月27日至28日， 《历史与变革》杂志成功举办了“‘过去—未来之间’：历史与社会学的对话”研讨会，促进了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等不同学科之间的交流。第一天的讨论中，来自历史学和社会学的多位学者从各自实证研究出发来探讨历史学与社会科学对话的可能路径。我们会陆续选登参会发言，以下为赵世瑜老师报告部分的文字稿。
我想谈一谈历史学在和社会科学交往对话的过程当中我个人认为的一种立场。
时至今日即便是比较保守的职业历史学家也不会认为历史学应该、或者可以垄断人们对历史的兴趣和关怀，尽管他们当中相当部分人并不关注或者在意这些兴趣和关怀，就像有这样的兴趣和关怀的人知道并赞赏职业历史学家的文献学功夫但从来不会去学习掌握这种功夫一样。前者认为他们唯一的使命就是“知”所谓“知”，即在事实的层面上，后者则认为文献学功夫只是一种技术，与解释或分析的部分不可相提并论，所以后者对历史的研究往往使用二手材料，既是不能也是不为。这时呢，历史就已经是复数的了。后现代思潮对史学的挑战已大体上尘埃落定，人们也大多同意历史是复数的和非线性的，更不用说历史叙述是复数的，即存在不同的历史解释和体系。这就为从不同学科或者方法论的视角去解释历史提供了认识论的基础。比如，赵鼎新教授所说兼顾结构机制分析和事件时间逻辑的历史社会学，只要其目标是进行历史解释，就可以被视为是复数历史的一种。当然，假如将历史社会学的目标设定为探索人类历史变迁规律，这种科学主义的立场可能会拒绝认同后现代主义对复数历史的认识。反过来就像瑞士学者雅各布谈到，十九世纪末史学不能分享在社会学中表现出来的那种科学自信。在历史研究中兼顾结构机制分析和事件时间逻辑，我对这一原则是认同的，至少我认为的历史人类学也应如此。应星教授说当下中国的历史社会学研究存在结构性叙事和时间性叙事两种路径，而且主张各美其美，以找到美美与共的道路，与这个表述也不冲突。在我看来几乎全部关注历史的社会科学，都是或者几乎都是结合结构机制分析和事件时间逻辑的，包括经济史，甚至包括以布罗代尔为代表的社会科学化的历史学。不同的是即便是愿意与社会科学保持对话的历史学者也是时间性叙事或以时间逻辑为主的，所以尽管兼顾，仍只是和而不同。
赵世瑜，《小历史与大历史：区域社会史的理念、方法与实践》
三联书店，2006年
与上面的讨论有关的是，旨在以历史分析为目标的社会科学领域有历史社会学、历史人类学、历史人口学等等；但是在经济学中的历史研究却叫做经济史，法学中的历史研究叫做法（律）史等等。就此差异而言有可能是因为早在近代经济学和法学诞生之前历史学就已经有了相关的研究和内容，也有可能在古典经济学和古典法学中历史就是重要的一部分，而社会学等大多数是十九世纪的产物。由此经济史和法史就一直存在着两个传统，与历史学的经济史和法史的研究路径和关怀是不同的。另一方面历史社会学和历史人类学在本学科中都不属于主流，而前者在各自学科中的地位都比较重要，这或许也是个中缘由。不过最重要的差别应该在于他们的学科立场不同：前者回答的是各自的学科问题，后者则试图回答历史问题。历史性或者是时间性是人类文化与社会乃至各个方面都具有的基本属性和认知维度，各学科在探索自己的基本问题上注意到这一属性和维度是自然的和顺利成章的。然而历史学家通常认为这些学科的历史分析都是为推进本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论服务的，而从事这类工作的社会科学家却认为他们也在为认识历史做贡献，这样一种落脚点的不同似乎表明了不同的学科立场。
以上梳理并不意味着要墨守成规，后来的学者可以在原有的概念框架下和经典作品的基础上作出独特的理解和创新，当下也无人可以做出“只能这样去做，而不能那样去做”的“规训与惩罚”，在这种“学术史梳理涉及到的历史社会学等等在本质上与历史学是否有所区别”的问题也会有助于我们比较全面的理解在某个口号或者标签下做研究的多样性和多元性。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是历史学和社会科学的蜜月，它们彼此之间逐渐相向而行，Tilly批评社会学家：“当他们从历史现象中摘取素材时，含蓄地认为历史学研究是智商低下者的活计。”他举出李普塞特（Lipset）的话说，社会学家的任务是在大的框架上建立总体的假设并去验证，历史学家所关注的是对某些特定事件或过程的分析，着重于实际发生的情况。他讽刺说，这种分别类似于区分菌类学者和采蘑菇的，他批评历史学家有时也助长了这种有时也助长了这种糊涂观念，就是把社会学看成了一个理论仓库。琼斯也指出，无论是保守的历史学家，还是他们的对立者，都认为历史学是一门缺乏理论的学科。于是，他质疑说，为什么历史学会被认为是缺乏理论的呢？这样的假设能不能被证明呢？如果是，关于历史和社会之因果关系的社会学概念，是否可以适应历史科学的需要呢？甚而像斯考切波这样的学者，直言不讳地说历史社会学不是一个附属领域或自我包含的专业。这些接近半个世纪前批评的状况和看法，实际上至今还依然在延续。一些根本的问题也没有最终得到解决。并导致了近年来的一些争论。
赵世瑜，《历史人类学的旨趣——一种实践的历史学》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
1988年，布尔迪厄和年间派第四代的夏尔蒂埃有过五场对话。据说背景是前者的名著 《区隔》，遭到了许多历史学家的攻击。同时年鉴派的社会学社会科学方法开始遭到了质疑。从这些对话中（我们可以）感到与前一代社会学家、历史学家相比，他们更具批判性而非建设性。在1995年，布尔迪厄在与德国历史学家拉菲尔的对话中，则对历史学进行了更为激烈的抨击。那在这些对话中，布尔迪厄和夏尔蒂埃并没有正面展开讨论社会学和历史学它的关系问题，但至少布尔迪厄谈到了对历史研究的一些不满，包括他嘲讽历史学家因为是研究“死人”，所以不会像社会的研究那样引发社会的敌意。他说，历史学家天真的使用一些范畴，比如说政治、医生等等。由于它们都是不断的变化的历史建构，因而不能在涉及一百年或者几百年的历史分析时使用同一个概念。而夏尔迪埃则以历史学家乔治杜比和阿里埃斯的私生活史为例来辩解，表示私生活这个词并不是一个中世纪的或十六世纪的概念，而是起源于更古老的时代，但到十九世纪则指在家庭情感基础上的亲密，历史学家冒险把这一概念用于一个漫长的时期，也是为了检验这一概念的适用性和限度。这一分歧背后的问题其实并不简单。他牵扯到的是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如何面对社会事实和理论。此外，夏尔迪埃还认为，历史学、人类学和社会学当时都处在关注结构还是个人行为的两难困境当中。但布尔迪厄则认为这是个伪问题，非此即彼是一种愚蠢的做法。
赵世瑜，《说不尽的大槐树——祖先记忆、家园象征与族群历史》（繁体字版），
中华书局（香港），2020年。
很快后现代主义就出场了，如果站在后现代史学的立场上，一切历史都是历史解释，而历史解释就是史学。承认历史是复数的，就等于承认史学也是复数的。海德怀特以及安卡斯密特等人认为没有独立于文本或叙事之外的事实。当然，多数历史学家对这样的批评是拒绝的，甚至是毫不理睬。在一定意义上说，后现代史学帮了社会科学的历史研究者一个忙。因为他们认为历史学家在史实真伪问题上做的一切工作都是白辛苦，只有历史解释才是有意义。也即一切历史都是历史解释，或者说历史学家为了使碎片化的事实变得有意义而他们编织成为一个个的叙事文本，这样历史文本就与文学文本没有什么两样。同样，后现代史学彻底抹杀了历史学家千百年来确立的第一手材料和第二手材料之间的差别。而这正是许多社会科学的历史研究者在进行历史研究工作的时候常用的方式。尽管当代大多数历史学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清醒的认识到，他们所依据的史料并非百分之百的事实而都具有程度不等的主观性，但他们的主要工作还是发现史实，并且矢志不渝的剥离史料中的主观因素。历史学赖以安身立命的基本方法，即文献学的方法，正是为了去伪存真。所谓第一手材料和第二手材料的分别就是真伪程度或者可信度的分别。也有人指出，从卡尔到怀特的后现代史学，实际上是把事实和证据或者事实和事件混淆起来了。所以，对于历史学家来说，重要的问题是如何把这些个别的事实当做证据，并建立起关联。而在这个时候，理论往往会“乘虚而入”。其实后现代史学从未否定存在一个真实的过去，但是他们却坚持只有文本才能达至这个过去。用凯斯詹金斯的话说，（后现代史学）就是在过去和历史之间划出一条彻底的分界线。不同的是，多数历史学家不仅不否认事实曾经存在，并且把自己的大部分精力和才聪明才智投放在选择事实、甄别事实真伪这类工作上，将其视为解释因果或意义的证据，并建立符合逻辑的关联。乃至概念工具的利用，都是第二位甚至第三位的，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完全否认后现代主义批评，而是他们仍然坚持以史实的辨析作为建构历史文本的依据，即便这些事实是相对真实的。因为没有人可以否认，几乎所有文本都包含真实性。无论它们如何被遮蔽、篡改、删减、重构，历史学的首要工作，都是要努力去复原它们。历史学家和从事历史研究的社会科学家之间的分歧，往往正是在这一点上。
经济学家利用历史数据建立模型，试图扮演某种历史趋势。但历史学的经济史学者往往质疑这些数据的有效性，尤其认为中国古代文件中的数据基本上不具有统计学上的意义。法学家过去用法典，现在用司法档案进行历史研究。但历史学的法史学者却发现，前者在使用这些材料的时候经常会脱离其历史情境，从而导致片面甚至错误的解读。这类例子不胜枚举。虽然历史学家并不能因此拒绝社会科学对历史的兴趣，也不能因此否定社会科学的历史研究的意义，但也不能因为社会科学的主要工作并不是发现和考订事实，而对建立在错误的事实基础上的社会学研究视而不见，给他们因不熟悉史学史而做出的常识性论说以宽容，即便他们认为重要的不在于事实的对错多少，而在于所提理论能否解决那些历史问题。但假如那些问题都是因为事实的对错多少而形成的伪问题呢？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历史虽然是复数的，但史学仍是单数的。对于西方史学来说，严格的历史学学科职业训练，包括对史料的批判性验证，是从近代开始的。但在中国，也许是和经学传统有关系，而没有艺术的源流。孟子说，尽信书不如无书。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可见已有区分史实叙事和解释的思想，也有了文献考辨的传统。因此我以为对史实的考订，尽管仍然有许多停留在假设的层面，但依然是历史叙事和研究的基础。这种对史实的信念和获取史实的独特技艺，是历史学存在的前提，也是其不同于其他学科的重要特征。因此，这里所谓单数的史学即指一门可以独立存在的历史学术。
赵世瑜，《在空间中理解时间——从区域社会史到历史人类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
最后，请允许我回到历史社会学，来表示对本次会议主办方的敬意。作为历史学者，我为多数中国的历史学从业者，忽视或没有能力与社会科学的对话感到沮丧。也由衷的对马克思韦伯、梯利、波罗斯坦安德森等等对历史有真知灼见的社会学家表示钦佩。但我仍然认为，大多数历史学家即便有这个能力，也不会一生从事这样的历史研究工作。同样，也许更多的社会学家，包括历史社会学家，也不会进行包括使用计量方法所做的微观历史研究。这不仅是因为他们从一开始所受的训练就非常不同。更重要的是，历史学家面对的是充满不确定性的历史碎片。他们在将这些碎片谨慎的建立起关联之前，还要努力去发掘它，并试图发现这些碎片到底反映出什么样的历史信息，而这往往是他们一生引以为荣的成就。赖特·米尔斯非常正确的指出历史感对于社会科学的重要性。他所批评的那种琐细的社会调查，在历史研究中也有类似的表现。但宏观的和整体的历史研究却往往面临处处漏风的风险。因为关于历史上的种种细微末节我们知道的太少了，也太容易出错了。对现实的研究可以有相对较高的纠错度，但是历史研究也达不到。所以我们看到在一百多年的时间里，社会学基本上集中关注的是某一类历史问题。而历史学大多以以小见大为准则，在适度的范围内应用社会学的概念工具。或许可以以我们与人类学合作的经验作为参考。肖凤霞教授使用了结构过程这个概念。我认为在历史研究当中是有效的，在研究地质晚期中国的城市时虽然更多采用的是结构性叙事，但在那本论文集中，历史学家、人类学家和宗教学家撰写的其他的文章，却大多是处理经验事实的时间性叙事。由于人类学与历史学先天的渊源关系，以及社区研究和民族志书写的研究方法，历史学家可以寻找到与前者更多的共同语言。在这个过程中，发现和解释经验事实是第一个共同点。在文化的意义上，将传统与现代不漏痕迹的连接起来，是第二个共同点。这显示出历史学和人类学在研究主题或对象的微观性，以及在发现他者以及他我关系上的共性。相比之下，历史社会学者不太关心信仰和巫术，韦伯也只是研究宗教。他们会关心国家制度，但很少研究宗族。历史学和人类学的这类共同点使我们在通过理解人的能动行为，把握特定社会的机制结构方面取得了较多一致的看法，对双方来说也都具有了可操作性，从而也有了一个可以相互对话的共同的平台。于是，我们所写的历史可能相同，也可能不同，总之是复数的，但各自的学科还是单数。
历史与变革（第一辑）：什么是历史社会学
让我引用霍布斯·鲍姆的一段话，作为我发言的结束。社会的历史属于史学，意即它以真实的编年时间作为其尺度之一。我们不仅要关注各种结构，关注这些结构持续和变化的机制，关注结构和机制变迁的一般的可能性和类型，还要关注实际发生的是什么。如果不这样，那我们就不是历史学家。在这里我想补充一句，无论社会科学的历史研究是否需要历史学家的关注甚至拥抱，但好的历史学家一定会发现，好的社会科学历史研究作品，并从中得到教育，谢谢大家。
报告人简介
赵世瑜，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主任，教授，研究方向为10世纪以来的中国社会史、历史人类学、民俗学史。先后出版《在空间中理解时间》《小历史与大历史》《狂欢与日常》等著作，主编《大河上下》《长城内外》等论文集，翻译《神圣罗马帝国》《剑桥插图中国史》《欧洲史学新方向》等译作，并发表论文百余篇。
文 稿 | 季 煜
编 辑 | 卢 甜
责 编 | 郦 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