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所说的“世界历史”是我国史学界常说的“全球史”，而不是专业和学科意义上的世界历史，也不是通史编纂性质的“世界史”。
全球史是20世纪下半叶兴起于欧美，后传播于世界的一种提倡从全球整体出发审视人类历史活动的史学理论与实践。目前，在全球范围内，越来越多的高校和中学开设了全球史课程，许多大学还成立了全球史研究机构，欧、美、亚三大洲均建立了全球史洲级学会。20世纪90年代以来，五年一度的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亦多次以全球史作为会议的专题或主题。
回顾史学史，书写域外已知世界的历史由来已久，但世界史从未进入史学主流，甚至不被视为“正宗”。而这一波全球史浪潮则不同，不仅半个多世纪以来经久不衰，而且史学“至尊”——民族国家史也受其影响，常“在全球视野下”修订改写。这一变化的原因是什么？我想主要有两点。
第一，当然与所谓“全球化”有关。“全球化”概念虽内涵仍有争议，但近几十年来在以通信与信息领域为代表的科技飞速发展的影响下，世界各地之间联系空前加强，彼此命运息息相关毕竟是事实。这样就有两大问题摆在人类面前：一个是在新形势下彼此如何相处；另一个是如何共同应对气候变化、跨国疾病传播、人口剧烈增长及核威胁等挑战。这些都是全新的问题，而人类面对新问题的第一反应常常是往回看，向历史求索智慧和经验。
第二，在这波全球史的发源地欧美世界，后现代主义思潮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后现代主义从批判西方现代社会的合理性出发，质疑启蒙主义的进步史观，进而否认知识的客观性、确定性和真理的普遍性，尽情拆解近代以来西方史学的基本命题、价值判断和定见成说，颠覆传统的宏大叙事框架，为创新世界史认知模式提供了理论和思想工具。欧美国家的全球史遂在这一氛围里成其气候。近代以来，西方学术伴随着殖民扩张在世界各地渗透，因此，欧美史学界的新动向在信息流动空前迅速的当下，得以引起非西方学者的关注，最终使全球史成为一种“全球现象”。
全球史的最大突破是从学理上颠覆了世界史学界根深蒂固的“西方中心论”。16世纪前后，欧洲殖民者通过征服与扩张成为人类中最先认识和接触自然地理意义上的“世界”的人，因而“天然”拥有解读世界及其历史的“优先权”。为使其经济和领土扩张合法化，他们极力利用这种特权创制普世性话语，在此后的不同时代，或以上帝福音的传播者自居，或以文明的化身自命，或以现代化的标杆自诩。不管是使用什么名目，在这个话语体系中，欧洲/西方总是代表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代表世界历史的创造者，而其他民族和群体只能扮演追随者的角色。更为可悲的是，西方长年的文化侵略还造成“记忆的殖民化”，许多非西方民族也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了欧洲/西方的这种世界历史观，以致欧洲/西方中心论在全球的世界历史学界长期弥漫，即或政治上受到批判，在学理上也不曾遭遇真正的挑战。但全球史彻底颠覆了这一理论的根基。全球史学者指出，必须把西方从其自视的世界历史认识主体的位置上拉下来，将其还原为认识对象，若以全球视野观照西方，它也只是普通一员。纵览全球史学家各色各样的新世界史叙事，他们对“欧洲/西方中心”的解构大致分为两部分。在古代中世纪部分，集中说明欧洲当时从属于“亚欧大陆西部世界”（West Eurasia），即由欧洲、中亚和北非共同组成的一个由众多内海与河流连接，并被共同的海洋、草原与沙漠边界所包围的自然区域，这一区域并未构成统一的文明，而地理意义上的欧洲更没有独立的历史，遑论古代欧洲文明。在近现代部分，全球史学者一方面通过大量史实说明，欧洲/西方在世界的经济主导地位并不是传说中的500年或更长的时间，而只是最近一个多世纪的短暂现象，因此远不足证欧洲/西方文明的优越性；另一方面揭穿“欧洲起飞”的神话，在论述“起飞”纯属“偶然”的同时，特别强调当时美洲、亚洲的经济社会演变对欧洲所产生的间接但不容忽视的影响，进而否定欧洲“基因”的决定性作用。他们甚至这样质问：既然中国与美洲都影响了“英国工业革命”的发生，那么凭什么还说这场革命应该姓“英”？全球史对欧洲/西方中心论的批判或许还有许多不足之处，但不可否认这一波批判是有力的、学理性的，不仅动摇了欧洲/西方中心论的根基，而且对建立世界历史学新的价值观具有积极的启发意义。
全球史的内容非常丰富，所涉猎的范围极为宽广。宏观如从宇宙大爆炸说起的“大历史”，微观细致到某种生活器皿的跨文化传播。本书罗列了当前全球史研究中在命题制定、概念理解及方法取向等方面存在的各种分歧，从中可以看出，现在远远未到对全球史进行系统总结的时候，但这似乎不妨碍我们对其已现端倪的方法论特征试做归纳。我以为，与传统世界史比较，全球史的叙事特点总体来说在于四个字，即“空间转向”，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从纵向进步观向横向比较观转移。世界上生活着众多人类群体，对不同人类群体进行排列和比对是世界史的基本内容之一，但不同的世界史观会采取不同的比较方法。在欧洲/西方中心论的世界史体系中，比较是纵向的、“历时性”的，即根据以欧洲/西方经验为标准的历史进步观，把不同人类群体按其“发展程度”置放于世界史不同发展阶段的不同位置，据此区分引领者与追随者、挑战者与应战者、发展与停滞、先进与落后。而全球史学者的比较是横向的、共时性的，他们通常设定一个时间段，将不同人类群体在若干“可比项”——政治体制、经济模式、价值观念、科学技术、城市建设、社会阶级及文化教育等上的表现平行罗列，等值比较，既标识各自特点又列举相似之处，重在展示人类历史经验的共同性、多样性和丰富性，而不妄做价值评判，他们认为诸如西方封建主义比东方专制主义更有利于资本主义发生之类的“定论”纯属无稽之谈。
第二，聚焦点从民族国家向其他空间单位转移。现代史学产生的年代正是社会学学者以民族国家为界从事封闭研究，设置日本社会、法国社会、德国社会等命题的时代。受其影响，现代史学自诞生起，就以民族国家史为首要乃至唯一的关注点。世界史虽冠“世界”之名，但也以民族国家为叙事单位，所以被比喻为“国家史之和”。全球史家则认为，在人类历史长河中，民族国家存在的时间很短暂，人类社会在很长时间里并不是以国家为单位存在的，以国家为单位书写的世界并不是真实的世界史。他们主张世界史以“世界”为观照对象，书写全球整体的历史，而叙事单位应随不同时期构成“世界”的主要成分来转移。这些“成分”通常是指内部经济相对统一的空间，它可以是一个民族国家，但也可以是一个大河流域、一个帝国、一块洋区、东西半球乃至全球（比如全球化史），同时还可以是一个未必有地理区域标记的部族联合体或某种“体系”。此外，在“全球视野下”审视的国别史、环境史、移民史、贸易史、旅行史、习俗史及食品史等等，也都具有跨国性质。
第三，叙事从单向度向多向度转移。无论以什么为单位，过去都习惯于把它作为一个孤立的存在，相比之下，全球史更加注重不同单位间的互动关系。全球史学家认为，世界上任何一个人类群体都不是与世隔绝的，它必然与其他群体发生接触，在接触中或因主动学习对方长处，或因迫于对方压力，自身发展都会得到促进，该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格局也会发生改变。因此在全球史学家那里，互动成为叙事关键词，被视为促进各人类群体社会发展，并使世界从分散逐渐走向一体的推动力。在多向度研究过程中，全球史学者创造了许多新的世界史命题和概念。他们提出“存在互联关系的共同体”概念，研究体量和内部关联的密度，并把“密度”分为四个等级，即彼此“接触”（contact）、“互动”（interaction）、“往来”（circulation）和“整合”（integration）；同时提出不同共同体之间的连接机制在于四个矢量（vectors），即外传（diffusion）、推广（outreach）、扩散（dispersal）和扩张（expansion），而连接的结果则是在全球形成大大小小、变动不居的网络。全球史学家的座右铭之一是：“历史在（空间）移动之中（history is movement）。”
综上所述，全球史的出现对颠覆迄今仍在世界上拥有广泛影响的、渗透欧洲/西方中心论的世界历史编纂观发挥了巨大作用；它将富有新意的“空间思考”注入世界历史学，提出历史的空间“流动性”；其“互动”思想首次把人类社会群体的“集体学习”能力，即“外在记忆系统”纳入历史发展动力。凡此种种都将为深化世界历史研究产生非常积极的影响。
但如前所述，全球史是后现代思潮的产物，像其他后现代学术表现一样，其批判性大于建设性。它对西方的世界历史学传统进行尖锐的批评，但并没有建立一个新世界史阐释体系取而代之。正因为如此，全球史所追求的“叙事客观性”“文明平等性”就成为无所依托的空谈。以“比较法”为例，要想取得全球史学者鼓吹的那种理想效果事实上是十分困难的。比较项太宏观，难免大而无当；比较项过于微观，如某种饮食习惯的比较等，虽然具体，但有多大意义值得怀疑（当然，后现代是不讲“意义”的）。况且，目前进行全球史比较只能依靠二手资料，这些经过“加工”的材料含有多少制造者的主观成分，是否可靠，也是大可质疑的。既然如此，全球史“原汁原味”的比较如何实现呢？再有，历史学不可能脱离意识形态属性，全球史学者的立场必然限制其“客观性”。比如在帝国研究方面，有些西方学者把近代殖民主义者所建立的帝国也定义为“互动平台”，这就完全抹煞了帝国主义侵略史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人民血泪史的区别，将宗主国的黑暗统治彻底“洗白”。至于有些国家的全球史学者（不限于西方），在“全球视野”的幌子下，怀着某种政治目的“重构”国别史或地区史，那就另当别论，更值得警惕。
大多数全球史学家都有比较强烈的现实关怀。面对20世纪后期全球化理论研究主要在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界蓬勃开展而历史学竟然缺位的局面，全球史学家痛感失责。他们指出，由任何一个学科单独构筑全球化理论都必然是片面的、短视的和误导的，因为它没有全局观和现场感，而这一重大缺陷只能由历史学来弥补。他们呼吁甚至以宣言的形式号召史学家行动起来，把握好史学发展的这一“天赐良机”，结合全球化现实开展全球史研究，从史学角度分析全球化的起源和机理，打开全球化理论研究的新局面，向世人充分展示史学的独特价值。20世纪80年代欧美新自由主义政策一度刺激文明史的复兴，以弗格森的《文明》和兰德斯的《国富国穷》为代表，一些西方史著重弹文明独立性与差异性的老调，以文明比较的形式绘制世界史，再次把西方推到“文明中心”的位置。一场“文明史与世界史”之争由此而发，至今仍在继续。在这场争论中，全球史学者进一步提出了自己应该担负的两个历史责任。
其中之一是针对当前经济全球化所面临的各种矛盾，提供历史的解决方案。他们说，今天在贸易和投资领域所出现的许多“新”现象，其实在1870至1914年间早已发生过，把当年的经济形势报告与今天的略加对照就会发现，两者如出一辙，只是当年的概念“世界经济”（Weltwieeschaft，德文，即World Economy）变成了今天的“国际经济”或“全球化”；关于信息技术革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和经济观念这一点，今天与1860—1902年电缆铺遍全球造成世界联通空前发展的时代亦有很大相似性；当前的所谓全球化是通过贸易网络、移民、远征、物种传播、宗教等普世意识流传，以及全球媒体互通等具体事物体现出来的，而这一切都曾在历史上反复出现，并已形成规律，只消加以总结，就可以为今天所用。
其二是传播“世界家园”思想。许多全球史学者宣称，全球化时代对知识的要求是提供一种全球性见识，借以取代个别国家和个别人自封的普世性话语，面对这一时代使命，世界历史学应以探讨世界的统一性为旨归，应成为人类认识自身，理解和把握世界的导航人。全球史叙事的目的是告知人类，他们同属一个物种，共处一个地球，共享一个经济体系，而所谓文明的冲突不过是一种人为的渲染；讲述全球史的“故事”，是为了让人类知道彼此如何容忍差异，地方如何融入全球，冲突怎样发生、如何避免。
应该说，全球史学者的这些美好愿望是可贵的，值得肯定的，尽管含有理想主义的色彩。
我国是在一个特定历史时期从外部引进世界历史学的，译介外国学术成果曾经是我国开展世界历史教育与研究的主要途径之一。在民国时代，译介作品全部来自西方。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则以引进苏联的作品为主。苏联的世界历史学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主导，引进中国后为我国世界历史学打下了牢固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基础。但以多卷本《世界通史》为代表的苏联世界历史学也存在过分教条地理解马克思主义、以国家为主要叙事单位、过于偏重历史的纵向线性发展等局限。20世纪80年代，吴于廑先生指出了这一局限，提出世界历史叙事应同时关注纵向（社会形态的发展）与横向（世界从分散走向整体）两条线索。吴先生同时提出，就我国世界历史学发展现状而言，“横向线索”的研究明显不足，弥补这一短板的任务尤其繁重。在这种情况下，打破民族国家界限，侧重互动网络建构的全球史书写无疑为我们提供了可借鉴的资源。但是全球史带给我们的启示意义和挑战性应该远远不止于此。无论从全球史国际发展的现状来说，还是就当代中国和平崛起，从世界边缘走向中心并须承担起大国责任而言，或从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来看，当代的中国世界史学者都必须意识到并必须承担起祖国和时代赋予的光荣而艰巨的使命。对中国的世界历史学来说，这同样是一个“天赐良机”。
首先，全球史的创新有待中国学者实现。已有西方学者自承，全球史所追求的文化平等理想，如果仅靠他们自身，不管付出多少努力也无法实现，因为他们为其生活体验、教育经历和话语环境所限，写不出来完全非西方立场的东西，所以全球史本身渴望着“全球化”。迄今为止在西方较有创新性的全球史杰作往往出自印度史、中国史专家之手，这也从另一角度说明，全球史的发展多么需要非西方史学家的参与。遗憾的是，我国目前还少有全球史力作。这是与中国这一具有悠久史学传统的国度极不相称的，也是与当今中国处于世界舞台中央的大国地位极不相称的。中国的世界史学者应该对自己生于一个经历百年殖民屈辱的国家，因之最具备突破西方话语体系、重新书写世界史的资格与责任有充分的自觉。
其次，中国编纂世界通史的优势有待进一步发挥。其一，中国的全球史是马克思主义的全球史，而正是马克思创立了全球经济一体化系经济发展的自然过程的理论、强调了交往在其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早期具有全球史视野的大家如布罗代尔、沃勒斯坦、霍布斯鲍姆等人，或者是马克思主义者，或者熟稔马克思主义理论，其原因就在于此。当代中国世界史学者具有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这是一个先天优势。其二，在中国史学中，通史编纂是一个重要的门类，在绵长的历史实践中，形成了“据实写史、通变古今”的传统，这与西方通史编纂长期未脱哲学范畴，抽象唯理、偏于说教、缺乏实感的倾向完全不同，适为补充与纠正。发挥以上两点优势，谨记恩格斯的教导：“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卷10，562）；“即使只是在一个单独的历史事例上发展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也是一项要求多年冷静钻研的科学工作，……只说空话是无济于事的，只有靠大量的、批判地审查过的、充分地掌握了的历史资料，才能解决这样的任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卷2，598），中国的世界历史学者完全可以大有作为。
再次，“文明史与全球史之争”有待中国学者介入。如何看待人类历史上多种文明的存在？“全球史观”刻意淡化文明的差异，“文明史观”肆意夸大文明的争端，两者都失之偏颇，原因在于双方迄今都是基于西方的认识和经验。鸟瞰东方历史，特别是中外文化交流史，文明互通共融的先例并不鲜见，细加考察，即可展现世界历史上文明交流包容互鉴的一面，这不仅裨益于世界历史学科，也有利于认知当代世界。
第四，“全球史发展规律”有待中国学者深入探寻。即以“互动—融合”一说为例。“互动”是全球史的核心理念之一，几乎所有全球史学者都高度认同：互动导致人类各群体间理解加深、相似性加强、融合的可能性加大。事实果真如此吗？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不仅关乎历史真相，而且影响对当前世界局势的认识与应对。无论从历史上看，还是着眼于当下现实，世界各地之间的联系和互动若以长时段来测量，确有逐步加强的趋势，但是并非每一次“加强”都带来理解与和谐。欧洲在哈布斯堡王朝瓦解之后，一些小型的、高度商业化和军事化的民族国家组成了一个体系，体系内部各个部分的确极具相似性。但当这个充满竞争性的体系四处寻找新的商业机会，在18世纪中叶至19世纪中叶“催生”一个新的、真正全球性的体系的时候，它给世界带来了剧烈震荡，新的体系内部存在远非昔日可比的更大的社会和区域差异。这说明地区间的密切交往并没有导致一个统一的世界；体系形成后产生的经济增长也没有带来一个更加平等的世界。那么，我们究竟应该否定“互动—融合”的总趋势，还是承认在这个总趋势下会出现暂时的“波动”和“逆转”？如果存在“波动”与“逆转”，其原因是什么？是否有周期？这些问题都需要深入探讨，基于中国的历史遭遇和现实需要，中国学者尤应重视这方面的研究。
最后，“全球性的全球史”有待中国学者构建。社会科学的特点之一，是因其概念、理论、话语不断循环往复于研究对象而会“自反性地”重构和改变研究对象，在今天这个交往日益紧密的“地球村”里，这一特点尤其鲜明。为了我们生活的世界更加和平和美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有必要加强塑造未来的意识。时值全球史勃兴于世界各地的今天，我们有理由组织全球史学家的跨国对话，研究在不同国情下，从不同学术角度，何以对全球史产生共同的兴趣，通过讨论，进一步厘清全球史研究的目的和责任，交换新时代对人类命运的思考，在不回避思想交锋的前提下，在为逐步接近一部全球的、兼容的、完整的全球史的共同努力中，加深彼此理解，为营造更加包容的世界氛围尽一分力量。这是中国史学家为打造和谐世界应尽的责任，也是一个旨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家的学者应有的襟怀与气魄。
最后谈一谈本书主编本特利教授。杰里·H. 本特利（Jerry H.Bentley，1949—2012）生前系美国夏威夷大学历史系教授、《世界历史杂志》主编。本特利早年见长于欧洲文艺复兴与人文主义研究，后转向世界历史，是美国较早以世界历史为专业主攻方向的学者之一。1982年世界历史学会成立，本特利是该会创始人之一，1990年成为该会会刊《世界历史杂志》首任主编，以后一直任此职务，直到去世。90年代中期，他连续发表《旧世界的相遇：近代以前的跨文化交流》《跨文化互动与世界历史分期》等力作，倡导以“跨文化互动”而非欧洲历史经验作为全球史叙事的主线，在学界产生重要影响。2000年本特利与其同事齐格勒教授合作编写教材《传统与碰撞：一部全球史》，获得“最畅销的全球史”“美国千所学校百万学生首选教材”的美誉，连续再版。该书第三版中译本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书名为《新全球史：文明的传承与交流》。
本特利教授长期致力于世界历史学的国际交流，并曾多次来中国访学。首都师范大学全球史中心成立后，他长期担任该中心学术刊物《全球史评论》的顾问，并受聘为中心的讲座教授。从2006年至2011年，他每年两次来中心讲学，深受师生好评和爱戴。2011年，世界历史学会授予本特利教授“世界历史先驱奖”。
本书中译本的出版是对本特利教授的最好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