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1月13日宝鸡市，超过一万二千名学生在操场进行他们的考试。@端传媒
学人简介：谢爱磊，教育社会学学者，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香港大学教育学哲学博士，剑桥大学访问学者。主要研究领域为社会发展与教育公平，近期关注的研究课题主要有农村籍大学生在精英高校的适应、城市中产阶层的教育焦虑等。
本文为学人Scholar志愿者戴星慧、梁慧琳、杨牧樵对谢爱磊教授所作采访。
01
情绪往往触发个体的反身性思考
学人：是什么促使您关注“小镇做题家”这一群体？您个人的经历对理解“小镇做题家”的生活轨迹与内心世界有哪些帮助？有哪些限制？
谢爱磊：我在农村出生、上学和长大。因为自己的生活轨迹，对高等教育能否帮助农村籍学生顺利实现社会流动这个问题非常感兴趣。促使我关注精英高校农村籍大学生就学体验问题的另一个直接原因是，我在离开家乡去上海读大学期间，也的确遇到了一些适应上的挑战，并慢慢地加以克服。我关注这部分学生群体的另一个直接原因是，2012年左右启动的针对农村和贫困地区学生的专项计划让重点大学的农村籍学生数有了实质性增长。许多人对这个群体的学生也非常感兴趣，但当时的报道将相当多的篇幅放在了描述他们的“学业不适应”上，说他们学业困难，容易辍学，还是较多极端事件的主角。那个时候的故事版本是他们学业不行，但现在，网络上关于“小镇做题家”铺天盖地，他们又成了大家口中的“做题家”。我感觉到，当看不全这个群体的生命故事，简单地给他们贴上一个身份标签极其容易带来一些偏见甚至是污名化。
我个人的经历让我无论是在读到网络上关于“小镇做题家”的讨论还是在访谈在精英大学就学的农村籍学生时，都有着一些天然的共鸣和理解。在社会科学研究中，我们时常把这称之为内部人视角，也就是从研究参与者的立场去理解他们赋予自身社会流动征程的意义。我和他们共享的社会背景和一些经验，可以让我捕捉到访谈中一些表达和行为细节，理解他们特定选择背后的意义，认识到一些复杂情感。共同的身份和经历，也让我在交流的过程中获得了更多的信任，可以听到他们吐露真实的想法和感受。
当然，我明白你的意思，一般情况下，大家都主张说社会科学研究者最好能够平衡好内部人视角和外部人的视角。因为内部人可能因为与参与者的情感纽带或共鸣而产生偏见，过于主观地诠释数据，忽视了客观的分析；由于与研究对象关系紧密，可能难以保持研究所需的“情感距离”，无法从更宏观的视角进行反思或批判；也容易忽略一些群体内的隐性现象，因为这些现象可能已经成为理所当然的“常识”，因此不用加以探讨或质疑。
这些可能的限制，都是我时刻在留意的。这也是为什么我在书中设置了另一条关于个人成长的故事线的重要原因。我想，把个人的背景介绍清楚，读者就可以借其判断这些经历对我作品的影响。我不假装自己完全客观中立，韦伯“价值中立”的本意也不是要完全排除研究中情感的成分，而是要尽可能去掉政治的干扰。
另一点，我想，保持理论上的敏感很重要，借着理论去思考个体与社会的联系、思考特定感情生成的社会机制是保持宏观视野、反思和批判意识的重要手段。我觉得不要害怕所谓的“没有情感距离”，对特定问题，尤其是捕捉情感体验的尝试，“没有情感距离”也许是种馈赠。我反而时刻在考虑的问题是，我会不会因为和研究参与者的距离，而失去了对他们赋予生活的意义的洞察力。
学人：《小镇做题家》这本书非常关注和着重记录、刻画农村籍学生在进入精英场域后的情绪反应，如“落后”“迷茫”“两头都抓不住”等，亦展现了农村籍学生对自我向上攀爬过程的理解和情感反应，其中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一位叫渐藜的受访者提到“想想就觉得后怕”，“后怕”既是一种复杂的情绪反应，也隐含了反身性的叙事。在访谈中，您怎么引导和捕捉学生的情绪反应？您又是怎么理解诸如“后怕”这种复杂的情绪？
谢爱磊：我的确特别关注农村籍学生在进入精英大学后的情绪，一方面的原因，就像我在书的开篇中提到的，向上的社会流动本身的正面意义毋庸置疑，但假如只从经济维度描述社会流动故事则有可能使社会流动本身的意义狭隘化。关注成为精英大学天之骄子的农村籍学生，只看他们人生坐标的几何移动还不够，也要关注他们在社会流动征程中的心理和感情。这样才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当代的年轻人，对他们心理和感情背后原因的社会学分析则有助于更好地理解这个时代与个体的生命历程如何交汇。全书核心，其实也就在这里。
我关注农村籍学生的情绪反应，另一个方面的原因是，我认为情绪往往触发个体的反身性思考。正是这个原因，我才提到，对事件和周遭环境的情绪反应以及个体如何去应对这些情绪反应有着重要的分析价值，正是这些情绪和反应揭示了他们所处的情形，所带的关切和感受。当我们跨越社会界限，在两种不可调和的生活方式之间取舍时，产生的种种复杂感受正是改变的机遇。
反身性有它的内在含义，我认为它主要有三个要件：受访者的自我对话、情感和他们对行动条件（社会结构）的重新评估和思考。而自我对话，对行动条件（社会结构）的重新评估和思考往往与各种情绪相伴出现，所以在访谈的过程中，我捕捉学生的情绪反应一个重要策略就是推动他们去进行自我对话，试着请他们去回忆过去的自己并想象将来的自己，和他们一起谈谈在精英环境中探索的有效性到底如何，而这些往往夹杂着各色情绪。
渐藜“后怕”是个典型的例子，她提到，“自己能够一步步走过来，来到南山大学，真的就是感觉如果自己在某一步发生了有什么意外的话，自己走的路就会很不一样。好像在哲学里面也有这样说法，每条路的可能性都很大——自己离南山大学的录取线基本上也是压线过的，刚高几分而已。”“后怕”只有被放到她个人的生活史和她个人对生活是背后社会结构的一些深入思考中才能加以理解。例如，她家庭条件一般，自身所拥有的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也有限，只有特殊类型的文化资本——学业资本——才是她能把握住的，但学业资本的积累又有很强的不可控性。正是在大学的环境中，她逐步地意识到这些，并反思自己所面对的社会结构。
02
“对个人生活史的探索”
学人：从学业和其他社会生活两个领域的对比入手，我们在您的笔下看到了“学业”对乡村籍学生而言复杂多元的意义，以及由于错配而“缺乏游戏感”的体验，您能展开讲讲我们如何从这两个关键词来理解这个群体吗？
谢爱磊：在研究类似工人和少数族裔等背景学生在精英高校的适应情况的时候，过去的研究，尤其是较早期的教育研究在做理论化尝试时一般不把学习和社会生活领域分开讨论。针对农村籍大学生的研究比较关注的也是他们在学习上的适应——这可能部分地受西方教育社会学经典文献的影响，认为学习价值观和行动、相关的身份认同及背后隐藏的阶级关系才是学校教育的关键过程。
但是假如在研究中国精英高校农村籍学生的时候不做这种区分就很难理解他们在精英场域面临的困扰在哪里，尤其是很难理解当学生在自嘲“小镇做题家”的时候，他们在讨论什么。他们究竟赋予了自己特定阶段的生命转折以何种意义。所以在我的研究中，我主张将大学的环境理解成一个“双重多元”的环境，“双重”主要是指可以分为学习和社会生活两个领域（我认为学业可以分成这两个部分），“多元”则是本体论意义上的，意思是不同社会背景的学生对这两个领域可能会有着非常不同的理解和认识。
也是在这个意义上的，我们看到了参与研究的农村籍学生赋予大学学业复杂而又多元的含义。在学习上，他们与在同一个教育系统中成长起来的城市籍学生有很多相似的地方，认同学习的重要性，但从偏应试教育、竞争又异常激烈的高中环境过渡到大学环境，多元的追求，更加自由和自主的学习氛围，不同的学习组织模式都给他们带来了不同程度的挑战（我想这是不少城市籍学生也自称“做题家”的部分原因），但基本上大家都还能逐步地做调整、渐渐地适应。
在社会生活领域的挑战则较为长久，其核心特点是，研究参与者较普遍地提及，他们缺乏在精英大学社会生活领域的游戏感，容易对自身的社会能力进行低估。缺乏游戏感的含义是，当他们踏入精英大学时，新的精英空间里所拥有的“空闲”“自由”和“选择”往往转化为不小的压力，他们缺乏一个“有准备”的认知图式以指导行动，对如何安排自己的课外活动没有系统认识，也无法将自身探索新环境的意愿转化为实际行动。自我低估指的是他们倾向于对自身的社会能力进行负面评价，认为自身缺乏和他人打交道的能力、自认为更加内向，视野狭隘、更加局限，没什么兴趣爱好、更加单调。由于这些，又容易自我设限，倾向于减少在非学业领域的探索。
学人：您书中附录部分名为“追踪研究速描”，其内容主要是阐述了您获取本书中相关数据的调查方法。请问在您看来，“速描”原本作为艺术领域的词汇，现在又作为一种方法的比喻，它在什么维度上与您这种追踪研究的方法相契合？您能展开讲讲为什么选择这种研究方法？在长期追踪的过程中您遇到过什么困难吗？
谢爱磊：谢谢你特别细心的观察，作为一本本意面向大众的写作，在理论志趣和可读性之间做平衡是件有挑战性的工作——我还是入门级水平。在写作的过程中，我试着少做传统的理论化尝试，在呈现方式上，也尽量试着少出现影响阅读的术语（如p值等）。在描述获取本书数据的过程时，从篇幅和受众考虑，我也试着尽量把原本复杂的调查过程说得简单，就好像速描“仅勾勒出一个物体大致轮廓、形体，而不加绘肌理，光影的细节与变化”。
追踪研究使用的方法本身，却在很大意义上不同——执行过程比描述的要复杂一些。全书的数据来源于一项纵贯的混合方法研究，既有定量的调查部分，也有质性的深度访谈部分，但写作和深入分析主要基于质性数据。这项研究设计上的一个的核心特点是将时间加入了研究设计。在方法层面最典型的体现是，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对同一群参与者进行重复调查和访谈。这一做法的优势是，有助于捕捉我的研究参与者在大学的体验如何随着时间变化而改变或不变。也正是这一原因，它类似“对个人生活史的探索”，让我们可以录制“电影”而不仅仅是像基于某一特定时刻的研究去捕捉“快照”。
不过，说像录电影又好像太过雄心勃勃了，谨慎一点说，像速描也许更好些。我想特别强调的是，这项研究关注学生的主体性，比方说，我的研究参与者在学期间会经历各种事件、会体察环境和社会过程，并赋予它以意义，时移势易，这些意义本身也会随着时间而发生变化。而纵贯研究有助于我们把握这些变化。
在长期追踪的过程中，我们的确遇到过许多困难。主要挑战之一是样本的流失，由于各种原因（像毕业和联系方式失效）导致研究参与者数量持续减少。另外一个挑战是团队参与人员的更替。我开始这项研究的时候还在上海工作，后来辗转几所大学，虽然主研究人员一直保持未变，但参与人员一直有变化，这对研究的实施和数据的分析带来的挑战都是切切实实的。当然，我也想了不少办法加以克服。
03
推动改变的潜力不仅指向自身行动，也指向社会
学人：您在书中有言，布尔迪厄将反身性思考视为一段人生“危机”的产物。请问您如何看待反身性思考？您认为反身性思考的下一步能够有力地指向行动吗？
谢爱磊：我之所关注反身性，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对个体主观能动性的思考。从中英文文献来看，过往针对诸如工人、少数族裔、农村社区等背景学生群体的研究，对他们主观能动性关注得还是少了一些。这样就很有可能让人们以为，我们的学生在大学的经历在某种意义上完全由他们的出身所定义。这是应用文化资本和生存心态等概念分析学生体验时在理论层面往往会遭遇的困境——留给个体的主观能动性空间很小。在现实层面，它也可能常常让人觉得失望，怎么好像人被压在社会的结构下面动弹不得。
时常就有学生来我的办公室，说读了很多有关弱势群体学生的研究，觉得充满了失望，感觉个体一点力量也没有——好像我们的人生是被社会出身框定了的。我想，无论是在理论还是在实践层面，纳入反身性概念都是有益的。反身性思考意味着我们持续地监督自己的行动，并不断加以审视、评估和协商行动背后的社会力量，调整自己的行动。在理论层面，它留给了个体能动性空间，在现实层面它给予人希望吧。
我在全书的结尾提到一个重要观点——我的写作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群人反身性思考的结果。我之所以强调这点，是因为我想摆脱研究者中心观——认为反身性和对人生经历的分析性思考都只属于研究者。我恰认为，每个人都会赋予自己的人生一定的意义，都会因为可能的遭遇而对人生产生一些深入的认识，对人生的社会学分析不仅仅局限于社会学家。假如每个人都有分析自己人生的能力，它必然会成为调整自己将来的方向和行动的基础。所以，我在书中才提及，当农村籍受访者从事反身性思考的时候，它就已经暗含了改变他们自己的力量。更重要的是，当这些反身性思考从纯粹的个体领域被引入公共领域时，它便有了推动改变的潜力。这些潜力不仅仅是指向自身的行动的，也是指向社会的。
电影《寄生虫》
学人：实际上，“小镇做题家”这一群体内部也有很大的差异性，这是一个非常多元的群体，您也提到“小镇做题家”是一种特殊的生存心态，没有谁是客观、标准或平均意义上的“小镇做题家”。面对从乡土中国日益变成流动中国的当下，我们该如何认识教育的意义？怎样看待教育不平等和精英再生产？
谢爱磊：谢谢你留意到在谈“小镇做题家”的时候，我一直在用双引号，也谢谢你留意到我书中的这句话。我之所以用双引号和提这句话，的确是因为在本体论层面和认识论层面都有些一点点自己的思考。在本体论层面，也就是在对研究的对象是什么样的存在上，有不同的观点，比较典型的如客观实在论，认为存在一个单一的客观的世界和真相，独立于我们而存在，目前对“小镇做题家”的定义大体上是这样一种思路，认为他们就是出身农村或小镇，擅长做题，通过高考获得成功，进入一流大学，但缺乏视野和资源的群体。
但这样去定义暗藏了一些风险，例如，擅长做题的说法，会让人觉得这个群体的学生真的会较其他社会背景的学生更会做题，这让人容易忽视他们所属的社会群体所面临的结构性困境——农村学校实际上更缺乏各种软硬件资源、更脆弱，农村学生也更不易获得学业上的成功，例如更少获得进入一流大学学习的机会。另外，缺乏视野的提法，就会容易让人觉得这个背景的学生是僵化的，一成不变的，没有能动性的，对自身的局限没有思考的。但不要忘了，小镇做题家被发明出来和广泛传播的一个重要基础是它代表着农村籍学生和有类似背景学生的一种自嘲。
我对“小镇做题家”在本体论上的认识上是多元主义的，认为它是农村和小镇学生（当然，它现在也不专属农村和小镇青年）的一种特殊主观建构。世界是多元的，每个群体都有自己对这个世界的独特理解。如果这样去认识“小镇做题家”，就等于说它代表的是有某些相似背景的学生对大学甚至是毕业后一段人生经历的理解和意义赋予。这一点有重要意义，因为这种提法本身承认了学生的能动性。也正是基于这一点，我们可以声称，它是某种传达声音和表达意义的工具，既然是表达意义的工具，那么每个人在特定时刻使用它的时候，可能想使用的只是其中的部分。
在我看来，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你能看到学生的反身性。当他们自称“小镇做题家”的时候，他或者她可能正在思考自己过去所接受的教育的相对局限性，是在想象一种更宽广的人生应该是什么样子，社会的结构性限制又有哪些。也是在这一点上，我们似乎看到了教育在社会结构的再生产上所发挥的双重作用，一方面它通过维持主流文化的合法和优越性促进了不平等的社会结构的再生产、促进了精英的再生产，但另一方面，它好像又以某种方式激发了我们的学生对不平等问题的一些新的思考和反击。
04
重新确立每个人都可以向上流动的信念
学人：透过您的视野，我们得以走进“小镇做题家”们身份认同困境的漩涡中心一窥究竟。其实除了“小镇做题家”，还有一些人群看起来也有着相似处境，如“随迁儿童”“留子”等，您认为这些群体之间是否有对话的空间？关于“小镇做题家”的研究在哪些方面可以扩充我们对当下庞大的流动人群的理解？
谢爱磊：在书中，我所提及的身份认同建构困境主要是指，研究参与者在探索和建构新的身份认同时面临着一些特殊处境（这些处境是情境性的，可变的）。一方面，他们很难实现身份认同的转变，要么自认为“一直是农村的一员”，要么觉得城市和农村“两头都抓不牢”，要么觉得“认同模糊”——既是农村的一员也是城市的一员。另一方面，无论是处在哪一种情形当中，都要面临特殊的情感体验。或要很小心地进行印象管理，防止身份穿插；或又如“漂萍”般既不能告别过去，又不能拥抱现在；或即便处在认同转变的过程中，也依然要面临“没有固定的归属感”的心理压力或部分地“否定过去”的情感代价。
我没有系统地研究过“随迁儿童”“留子”的情况，但我觉得对话的空间是有的。我想，他们和我的研究参与者一样，要面临一些因为社会流动征程而产生的困扰。在我的研究中，我的研究参与者在身份认同上面临的上述困境主要原因在于他们迈进精英大学时需要跨越的一道文化边界。这道文化边界的特殊性主要体现为其具有双重结构。一方面，它是他们的家庭和精英大学的文化边界，另一方面，它是他们的高中和精英大学的文化边界。我想无论是“随迁儿童”还是“留子”等在某种意义上都需要跨越不同意义上的社会边界。
当然，在我的研究中，我关注的主要是文化边界，社会流动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如何处理“过去”与“现在”两个不同社会阶层的文化关系并建立身份认同感、并克服由地位文化的二元分裂所带来的内心冲突。但“随迁儿童”还是“留子”要跨越的是哪些类型的边界？他们的身份认同会不会一样因此而显现一些复杂动态的特点？这些又会如何地影响他们的持续社会化？都是值得探讨的话题，也有许多对话的空间。
针对当下庞大的流动人群，我的研究也许在某种意义上算是一种扩充。过去关注农村籍大学生学习经历的研究也较少将他们这段特殊生命征程放到社会流动研究的视野下加以理解，对学习结果的关注也要多于对学业体验的关注。但实际上，在经典的社会流动研究文献中，针对个体社会流动体验的研究是一项重要议程。这一方向的研究脱离了传统的社会流动研究纯粹代内、代际抑或垂直、水平流动的结构性叙事框架，尤为关注社会流动过程之于个体的社会意义，也就是个体对自身社会流动经历的主观感受、认识与评价。
学人：我们何以理解进行向上的社会流动之正面意义？因为当我们从实际操作方面进行考虑时，要向上流动必然要遵循精英阶级的逻辑与规则，问题在于也正是这一逻辑和规则加剧了不平等，造成了很多普通人心理和情感上的沉重打击。
谢爱磊：在书中，当我提向上的社会流动的正面意义的时候，我其实是在两个层面讨论它。第一个层面也是基础层面的意思是，向上的社会流动有其物质和经济含义，物质和经济的成功，对于个体而言，非常重要。另一个层面的意思是，假如只从经济维度描述社会流动故事则有可能使社会流动本身的意义狭隘化。你提到的向上流动必然要遵循精英阶级的逻辑与规则也和这个问题相关。假如我们从文化的角度理解社会流动，跨越社会阶层就不能简单地被理解成从社会经济地位连续体的一个台阶踏向另一个台阶，也同时意味着脱离一种地位文化并进入另一种。而文化通常意味着理念，价值观和行为规范等——你口中的逻辑和规则。
当社会结构持续变动或者社会流动率高时，即便是同一阶层的文化同质性也很难保证——因为新晋社会成员源源不断地将自身阶层的社会和文化特质带进目的地阶层，目的地阶层的文化甚或因此而发生改变。我想，对于向上流动的人而言，或许无需经历一个痛苦的文化融入过程——感觉自己要去遵循精英阶级的逻辑与规则。但在一个流动率不高，不同社会阶层的文化相对稳定，高社会阶层与低社会阶层成员的行为、习惯和价值观殊为不同的社会，是否要遵循精英阶级的逻辑与规则显然会成为需要思考的问题。
所以，一个更加根本的问题是我们的社会流动性变得如何。实际上，我也在各种场合不止一次地被问到这个问题。我个人的观察是，年轻人对精英的逻辑与规则质疑越来越多，甚至对社会共识较多的贤能主义也是如此。我的感觉是这和他们的流动预期有很大关系。赢得年轻人认可精英阶层的方式（包括价值观和规范）有许多，直接的利益分配之外，向上的流动预期也可以起到同样的效果，当个人相信自己未来可能从现有的逻辑和规则中受益时，即使这种受益是延后的，他对现有的逻辑和规则的支持也可能会更多。要解决普通人感受到的心理和情感上的沉重打击，
05
大学不是风向标，而应当是引领者
学人：您在书中提到“顶级专业服务”（EPS）行业对学业要求不高，而是看重文化符号。可见学业与文化符号完全是两回事，您能具体谈谈两者的断裂是什么吗？它们分别遵循着什么样的底层逻辑？
谢爱磊：书中的这个地方其实涉及到关于农村籍大学生在就业问题上的文化资本解释。在教育社会学领域，对毕业生就业问题的关注由来已久，一条研究是技术功能论的，另一条解释是文化冲突论的。
按照技术功能论的观点，社会进步由技术发展的“阶段”来界定，技术进步导致了从事管理和专业工作的人在数量上不断增加，这转而对正规教育和培训提出了规模化的要求。“能力”是个体进入高级管理、专业和行政岗位的前提。而学校教育的一个核心就在于培训学生的能力，而能力的内核是客观实在论意义上的专业知识和技能。
不过，文化冲突论的分析认为“文化匹配”才是个体在劳动力市场上是否能获得工作的关键。职业垄断主要涉及文化资本的积累和社会排斥，与技术无关。对此，社会学家里维拉在对美国最顶级的服务公司，金融公司等机构的招聘进行研究时有过生动展现，她说精英雇主在招募新员工时首要关注的为“顶级高校的文凭”“课外活动的参与状况”“表面光鲜”。她指出，这三者之所以受到重视，不是因为它们的知识意蕴和技能含义，而是其传达的文化意义。在她看来，参与甄选过程的人倾向于招募到“像自己一样”的人，因为他们认为这样的人能够更成功地融入组织。招聘不仅仅是一个技能排序的过程；更是候选人、招聘者和公司之间文化匹配的过程。
之所以说学业和文化符号是两回事，是因为学校的学业未必能够直接有助于学生获得被雇主看重的文化资本。这涉及到上面我所提到的学校学业的双重多元属性。学校的课程学习可能会有助于学生获得以专业知识为代表的“硬”能力，但沟通和人际交往技能、团队合作能力、灵活性、主动性、综合素质、创新能力等“软”能力却更多地要透过正式课堂之外的隐性课程和社会生活渠道学习，与雇主相似的价值观和如里维拉看到的人际互动模式等文化实践更是如此。
但不同社会背景的学生对隐性课程和社会生活领域的探索可能有着不同的认识、理解和选择，例如，我的不少研究参与者在刚进大学的时候就提到什么都“不知道”，认为类似学生组织参与等社会活动“没那么重要”，或因为一些具体的类似不会唱歌、没有才艺，不会用电脑软件做图等具体的“技能门槛”而“不好意思”或“无法”投身不少课外活动。另外，如上面所提，他们也还或多或少地面临“自我低估”的困扰。
《阳光普照》剧照
学人：您在书中提到，大学教育的目的不只是简单地指向就业，还要为他们持续地探索人生打下基础。然而，就目前就业环境而言，大学教育与企业之间似乎存在着较大的断裂，在大学的所学难以转化为职场需求，两者似乎遵循着不同的运行逻辑。您如何看待这一现象呢？这当中问题根源来自于什么？
谢爱磊：当代社会对大学和社会间关系的理解主要是技术功能论意义上的——把两者间的联系窄化理解为大学和劳动力市场的联系，且将联系的本质窄化地看作是所谓的人力资本。认为大学最重要的使命是将知识和技能传授给学生并将他们送入劳动力市场以增进个体经济收益、推动社会和经济发展。
但这样的理解窄化了教育的目的。我身边的学生时常感觉自己的人生被困在了试题、考场和学校里。他们是敏锐的。因为对大学和社会间关系的狭义的人力资本式理解，在很大程度上是现代尤其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产物，是高等教育不断扩张以及新公共管理和新自由主义的广泛传播的结果。
我说大学教育的目的不只是简单地指向就业，还要为他们持续地探索人生打下基础的意思是，人力资本理论并非对高等教育与劳动力市场关系的固有想象。例如，在经典的高等教育哲学中，大学的目的就被看作是认识论的，纽曼就认为知识和理智本身即是高等教育存在的价值，在中国的古典文献中，大学的一个根本目的被看作是推动个体的自我养成。
大学所学难以转化为职场需求是个经典问题，也是个复杂问题，现在大量研究也都在关注高等教育和劳动力市场的技能匹配问题。在政策层面这时常意味着推动专业设置调整和实时开发新的实用课程。按照技术功能论者的理解，大学就要时刻关注职场的知识和技能需求。大学曾被提醒关注的能力是个长长的清单，如智力，学科知识，创造力与抽象思维，问题解决能力，写作能力，交流能力，外语能力，计算机能力，团队合作能力，问题解决能力，创新能力，全球公民胜任力，数字素养，等等。
问题是大学所学和职场所需不是简单的对应关系。一则是因为，知识和技能实在也不是大学和职场唯一联系。人不能被看作是知识和技能存储器。二则是因为大学不是风向标，而应当是引领者，在一个判断大学成功与否的标准已经变成能否生产支持经济增长的知识，制造温顺的劳动者和有需求的消费者的时代，更是要去反思这一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