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气未消函谷里，忠魂长在大河间
孙传庭，字伯雅，号白谷，代州振武卫（今山西代县）人，二十七岁中进士，历任永城知县、商丘知县、吏部验封司主事、稽勋司郎中，因不满魏忠贤专权，弃官归乡，赋闲近十年之久。崇祯八年（公元1635年）还京任职，历任吏部验封司郎中、顺天府丞，崇祯九年（公元1636年）调任陕西巡抚，与洪承畴一起镇压农民军，擒获老“闯王”高迎祥，消灭十五股义军，稳定了陕西的局面。崇祯十一年（公元1638年）因清兵入塞，赴京勤王，卢象升战死后，代其总督各镇援兵，翌年升任保定总督，不久，以失聪为由请求辞职，遭到崇祯皇帝的怀疑而下狱。崇祯十五年（公元1642年）获释，任陕西三边总督，在崇祯帝催促下，出潼关进剿李自成，在郏县之战中，败退陕西。崇祯十六年（公元1643年）加督师、兵部尚书衔，再次出关进剿李自成，在汝州之战中溃败，不久后，阵亡于潼关，享年五十一岁。
孙传庭死后，仅五个月，明朝就被李自成推翻，因此《明史》有“传庭死，而明亡矣”之说。有《白谷集》《鉴劳录》《省罪录》等作品传世，后人辑为《孙忠靖公全集》。
根据 《代州孙氏家乘》记载，孙传庭的九世祖孙成，在明朝洪武年间被任命为振武卫百户，由河南汝宁府光山县孤树里村迁居山西代州，后遂安家于此。孙传庭的六世祖孙凤，开始鼓励子孙习文，五世祖孙歧、高祖父孙宗派、祖父孙嗣约、父亲孙元震均中过举人，其中，孙歧做过莒州知州、孙嗣约做过观城知县。
孙传庭生于万历二十一年（公元1593年）四月二十一日（5月21日）。他仪表魁伟，身长八尺，能左右射，武艺绝伦。六岁入读村塾，十三岁在童子试中夺魁，成为生员，此后，在学校的各种考试中都是第一。万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乡试中举，翌年通过会试和廷试，考中三甲第四十一名，获赐同进士出身，洪承畴、梁廷栋、姜曰广、吴阿衡、丁启睿、刘宇亮、杨文岳、余应桂、邵捷春等知名大臣与他同榜，并成代州孙氏第一位有进士功名者。
孙传庭初授永城知县，不久，调任商丘知县。当时后金占领辽东，身在内地的他深忧时局，曾写下“山海徒闻尚可支，堪怜一线系安危”“丸泥不是封关计，仗剑谁歌出塞词”“圣主若虚前席待，愿将血泪洒丹墀”等诗句，表达了建功立业的志向。天启五年（公元1625年）三月，他因在徐鸿儒起义时防备有功，获得南京广东道御史王允成褒奖。同年入朝述职，授吏部验封司主事，不久，升至稽勋司郎中，但因不满魏忠贤专政，告假回乡。
孙传庭弃官回家后，在家侍奉母亲，教授学生，同时“大治第宅、辟园圃，穿溪叠石，种松、栽荷”，与宾客“酌酒选奕、赋诗谈笑”，过着“朱楼画舫，花晨月夕”的安逸生活。
崇祯年间，内有农民起义，外有后金入侵，国事日益糜烂，山西更是成为农民军、后金军与明军三方的战场。面对如此时局，孙传庭也开始留心兵事，志在“澄清天下”。他的门生冯容以“天下事殆不可为”劝孙传庭放弃对国事的关心，但孙传庭不以为然表示“为之自吾始，济不济，命也”。
崇祯七年（公元1634年）八月，后金第二次入关，代州也遭到蹂躏，孙传庭在闰八月上《敌情必有虚怯之处疏》，提出了步兵扼守险要，抵御后金骑兵的方法（疏已不传）。
崇祯八年（公元1635年）五月，后金第三次入关，孙传庭派家丁王承嗣、孙剑等击退后金兵，保卫家乡。同年秋，孙传庭终于复出，回到朝廷，任吏部验封司郎中。由于他喜谈边事，便以“边才”越级升为顺天府（今北京市）府丞，成为督抚的候选人。
崇祯九年（公元1636年）三月，陕西巡抚甘学阔被罢官。当时，吏部尚书谢升与孙传庭不和，为了将孙传庭调走，便举荐孙传庭来接任陕西巡抚，担当剿灭农民军的重任，当即得到崇祯皇帝批准，但孙传庭也有意出任此职。四月六日，崇祯皇帝在便殿召见孙传庭，孙传庭请求提供充足军饷，但崇祯皇帝表示“措兵难，措饷更难”，答应给他六万两饷银，但以后由他自筹。五月十六日，孙传庭入秦履职，期间募得三千劲旅，积极整顿陕西军政，重振明军的战斗力，履任不到一个月，便派副将罗尚文斩杀了据守商洛一带的农民军首领整齐王张显（张胖子）。
当时，明军的主要对手是老“闯王”高迎祥，由五省总理卢象升负责镇压，将高迎祥围困在郧阳山区。高迎祥欲经子午谷进攻西安，孙传庭便和陕西三边总督洪承畴率军堵截于子午谷之黑水峪，以逸待劳。七月十五日，高迎祥率部从盩厔（今陕西周至）黑水峪进至仙游寺，翌日与孙传庭交战，此后，孙传庭“四日三捷”，最终俘获高迎祥。孙传庭即联名洪承畴传捷京师，崇祯皇帝大喜过望，降旨褒奖。九月十九日，孙传庭遵旨将高迎祥押解京师，凌迟处死，农民军最强的一支就此瓦解。高迎祥被俘后，孙传庭招抚了农民军领袖拓养坤（蝎子块）、张文耀（张妙手）等，击破张天琳（过天星）、马进忠（混十万）、高见（大天王）等，到崇祯十年（公元1637年）初，基本确保了关中地区的安全。孙传庭由此崭露头角，声名鹊起，几乎超过了他的上司洪承畴。
此后，孙传庭一面清屯练兵，一面围剿农民军，洪承畴负责围剿西面的“闯将”李自成等，而孙传庭则负责围剿东面的郭汝磐（混天星）、张天琳（过天星）等。从崇祯十一年（公元1638年）四月到八月，孙传庭先后于合水、澄城、庆阳等地连败六队、过天星、混天星、大天王等，而后三部义军在屡败后，都陆续归降。同时，洪承畴也在与李自成的战争中连续获胜，李自成本想东出与过天星等部会合，然而，他们都投降孙传庭，李自成顿时势孤失援，洪承畴趁机在潼关南原将其主力歼灭殆尽，李自成仅率十八骑突围。加上此时张献忠、罗汝才也投降了明廷，农民军一时归于沉寂。此时，清军（皇太极已改国号为大清）第五次入塞，洪承畴、孙传庭奉命赴京勤王。这不仅给了李自成以喘息之机，也改变了孙传庭的命运。
崇祯十一年（公元1638年）九月，多尔衮、岳托率清兵分路从墙子岭（今北京密云东北）、青山口（今河北迁西东北）入关侵扰，京师戒严。崇祯皇帝先命正在丁父忧的卢象升夺情起复，总督各路兵马抗清，十月十五日命洪承畴、孙传庭赴京勤王。二十二日，洪、孙率五万秦军离开陕西，经山西入京，在行军过程中上疏，主张对于清军不可轻战、严加防守、伺机反击。十一月初九日，当孙传庭行过徐沟（今山西太原清徐县徐沟镇）时，因清军南下真定（今河北正定县南）、保定，兵部便急令孙传庭赴援，孙传庭随即勒兵改走井陉，至十九日晚抵达，立刻攻击围城清军，迫其退去。次日，清兵又围城南，孙传庭即选精骑出击，追杀十余里而还，至二十一日，清军退去，孙传庭又在晚间命士卒举火袭扰，令清军大惊。二十四日，因卢象升己率兵在二十二日赶到真定，孙传庭即继续北上，两日后到达保定，忽然又接到兵部咨文，让他就在真定暂驻御敌。孙传庭以为卢象升既己至，自己大可不必再往，遂移文兵部请旨。十二月初三日，兵部发来明旨，命孙传庭以兵部添设左侍郎衔会同卢象升、高起潜协剿，他便在初五日从保定南下，次日即抵定州（今河北定县），因见手下兵多怯懦，以致清军猖狂无忌，孙传庭深感痛心，遂上一密奏，直言不可浪战。几天后，卢象升战死巨鹿。十二月二十七日，崇祯皇帝命孙传庭以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接替卢象升，总督各镇援兵，并赐以尚方宝剑。但因为前此卢象升、高起潜相继兵败，孙传庭此时虽名为总督，实已无兵可督。
崇祯十二年（公元1639年）正月十八日，崇祯皇帝又任命孙传庭为保定总督，负责保定、山东、河南军务。当时，清军占领济南，明军却按兵不动，坐视山东被铁蹄蹂躏。充当督察的内阁首辅刘宇亮，与孙传庭互相指责，刘宇亮称他促孙传庭出兵而不出，孙传庭则强调是刘宇亮不敢出兵，并阻止他进兵。另一方面，孙传庭上疏，指责关宁总监高起潜麾下的祖宽，要对济南失守负责，得罪了高起潜。尽管有刘宇亮、高起潜的掣肘，孙传庭坚持不轻出、严守备、伺机攻，既定御敌方略，在东安（今山东淄博沂源东里镇东安村）、武清、蓟州、冷口关等处邀击清军，取得小胜，直到三月十一日清军出塞。
孙传庭受任保定总督后，多次请求面见崇祯皇帝，商讨军国大事，但不仅高起潜与他不和，兵部尚书杨嗣昌也怕孙传庭“夺席”（取代他的兵部尚书职位），遂屡屡阻挠，孙传庭便在通州待命。三月二十三日，孙传庭得感冒竟致耳聋，到五月初九日上疏，请辞保定总督，并举荐杨文岳替代。崇祯皇帝认为他在推诿责任，要求他继续负责练兵，并命兵部派人核实，回报属实后，才将他革职，并派御史杨一儁再去核实。孙传庭移驻易州，等待再次查勘，此时，又有保定府学教谕尹三聘告发孙传庭，称孙传庭乱抓百姓（之前有多名孙传庭麾下士兵被百姓刺死或刺伤，这些人都是尹三聘的同乡）。杨一儁再次核实孙传庭病情属实，并将尹三聘的告状称为“泄愤”而不受理。崇祯皇帝在杨嗣昌、高起潜等的影响下，已失去对孙传庭的信任，在得到杨一儁的回报后，坚称孙传庭称病“显属欺罔”，并认为杨一儁在包庇他，遂将孙传庭和杨一儁两人一并革职，派锦衣卫将孙传庭逮捕入狱，时为崇祯十二年（公元1639年）七月二十三日。
孙传庭被捕入狱三年期间，李自成、张献忠重新起兵，熊文灿、杨嗣昌镇压不力，致其坐大，明朝国势，江河日下，岌岌可危。面对每况愈下的局面，崇祯皇帝再次想起了孙传庭，有意起用，再加上兵部尚书陈新甲、内阁首辅周延儒推荐，以及孙传庭在狱中“请杀贼自效”，崇祯皇帝遂于崇祯十五年（公元1642年）正月，释放孙传庭，并在文华殿召见他，询问天下大事，孙传庭表示，只要得到五千精锐就可以剿灭义军，于是，崇祯皇帝起复他为兵部右侍郎，率京营官兵救援被李自成围困的开封。不久，李自成放弃攻打开封，于二月十七日攻陷襄城，杀陕西三边总督汪乔年，崇祯皇帝遂委任孙传庭代其陕西三边总督之职。
孙传庭赴任时，还负有一个秘密使命，即处死被怀疑“通贼”的秦军援剿总兵贺人龙。四月，孙传庭召郑嘉栋、牛成虎、贺人龙诸将至西安，在宴会结束时，突然命刀斧手拿下贺人龙，数落贺人龙在开县黄陵城之战时观望不进、在项城之战、襄城之战时遇敌先溃，导致张献忠坐大，以及两任陕西三边总督（傅宗龙、汪乔年）被李自成所杀，遂斩贺人龙。
由于京营官兵腐败无能，而原有的秦军官兵在项城之战、襄城之战、松锦大战等战役中损耗大半，因此，孙传庭抚掌叹息：“我思用秦人！”再加上他发现李自成拥兵数十万，其实力已非往日可比，便向崇祯皇帝提出练兵两万、给饷百万，崇祯皇帝很不高兴，虽然批准，但要求他在拿到军饷一个月后，须率兵出潼关围剿李自成。此时，李自成第三次围困开封，崇祯皇帝于六月二十四日任命苏京为监军，催促孙传庭出关救援开封。孙传庭表示，这些新兵未经训练，不可轻易出战，崇祯不听，孙传庭只好出师。十月，孙传庭率主力出潼关、逾太行、渡汜水，同时密遣别将出武关，自南阳鸦路趋宝丰，作为夹击李自成的偏师。此时，开封己为水淹，李自成南趋汝宁，听说孙传庭率兵来攻，便转而向西迎击，先在南阳击溃孙传庭之偏师，然后，北上与孙传庭作战。在河南郏县，官军潜至民军附近，孙传庭令部将左勷率左军，郑嘉栋率右军，高杰率中军，设下埋伏，牛成虎率前军挑战义军，诱敌深入。双方接战不久，牛成虎佯装失败，将义军引入包围圈，四面伏兵突起，义军猝不及防，向东逃窜，官军追杀三十里。但当时连日降雨，粮草不济，官军不得不停止追击，并争抢战利品。此时，罗汝才来援救李自成，李自成也趁机杀个回马枪，大破官军，反败为胜，左军左勷、右军萧慎鼎率先溃逃，孙传庭率残兵奔回陕西。此次柿园之役，明军损失数千人，但李自成也丧精锐八千人。事后，孙传庭依军法将萧慎鼎斩首，而左勷则念在其父左光先的份上绕过一命，令其纳马二千匹赎罪。
孙传庭自柿园之役败归陕西后，到处招兵买马、发展生产、置办武器，经过大半年的努力，秦军官兵实力有显著增长。孙传庭还发明了一种战车，上面装载火炮，车厢里存放士兵的衣服和粮食，名叫火车。这种火车共打造了二万辆，组成一个“火车营”，由总兵白广恩统领。另一方面，李自成的势力也在壮大。崇祯十五年（公元1642年）十一月，李自成攻占汝宁，杀保定总督杨文岳，十二月取襄阳、荆州。翌年正月取承天府、汉阳，不久，改襄阳为襄京，自称新顺王，初步建立政权。
孙传庭在陕西练兵期间，驭下严厉，动辄以军法从事，加上他屡屡催促地主捐献，因此得罪了不少人，陕西士绅都希望孙传庭能尽快出征，并谣传孙传庭按兵不动是养寇自重，会再次被捕入狱，崇祯皇帝也“下手敕催战”。在这种情况下，孙传庭上疏请战，自诩“不出一月，贼可尽歼”，并称有内应（邱之陶）相助。阁臣吴甡提出反对意见，兵部侍郎张凤翔也进谏：“孙传庭所有皆天下精兵良将，皇上只有此一付家当，不可轻动！”此外，左中允刘理顺写信提醒孙传庭，不要贸然出师。但最终崇祯皇帝还是批准孙传庭的请战，崇祯十六年（公元1643年）五月，皇帝命孙传庭兼督河南、四川军务。五月十五日，由于吴甡不愿督师，崇祯皇帝命孙传庭督师，加兵部尚书衔，加督江西、湖广、贵州及江南、北军务，赐尚方宝剑，其后，又旨令其出潼关消灭李自成。但孙传庭在出发前给兵部尚书冯元飙写信，阐明自己“雅不欲速战，见上意及朝论趣之急，不得已誓师”。
崇祯十六年（公元1643年）八月初一日，孙传庭在西安关帝庙誓师，初四日统率总兵白广恩、高杰、牛成虎等部十万众出潼关，同时，檄调各路人马夹攻李自成。李自成得知陕西官军出关的消息，亲统大军北上河南迎敌。由于河南境内赤地千里，缺少粮草，李自成采取了诱敌深入的战略，把主力部队部署在郏县以南的地区，把后勤问题留给长途跋涉的官军。官军于八月十六日抵达洛阳，八月二十一日进逼汝州，义军都尉李养纯（四天王）投降。李养纯投降后，报告称义军的老营在唐县，精锐部队在襄城，地方上任职的文武官员屯聚在宝丰。孙传庭根据这个情报，采取了有针对性的行动，在九月中旬先后攻破宝丰和唐县，将安置在唐县的义军家属屠杀殆尽。九月十四日，官军和义军主力在郏县进行激战，官军大胜，果毅将军谢君友被俘杀，李自成本人也差点被擒，逃入襄城，官军尾随而至。当时，连日大雨，城外露舍的官军苦不堪言，由于道路泥泞，官军粮车难以移动，后勤出现问题。李自成趁机派大将刘宗敏率一万名骑兵，从小路抄到官军后方，切断官军的粮道。驻守郏县的孙传庭无奈之下，只好决定回师迎粮，他命令河南总兵陈永福留守军营，自己统率秦军分路回师打通粮道。陈永福部下的豫军官兵看到秦军官兵走了，自己却被留下来，愤愤不平，也都跟在陕西官军后面撤退，陈永福无法控制局面，官军队伍大乱。九月二十二日，义军趁机在汝州发起进攻，官军全线崩溃，丧师四万，损失兵器辎重无数。
汝州之战后，孙传庭与数千溃兵从孟津渡黄河，由黄河北面经垣曲入潼关，其后各路溃军陆续入关，还剩四万。高杰请求退保西安，但孙传庭表示：“如果闯贼进入潼关，秦人还会为我效命吗？”因此坚守潼关。十月初八日，崇祯皇帝命削夺孙传庭督师及兵部尚书的官衔，并令他“戴罪收拾余兵，扼守关隘，相机援剿，图功自赎”。但此前义军已攻破潼关。《崇祯实录》将潼关失守系于崇祯十六年十月初一日，称是李自成部绕道潼关侧后，前后夹攻而破潼关，孙传庭遇难；也有史料如《崇祯长编》，将此事系于崇祯十六年十月初六日，其过程，一说是孙传庭督师大纛被义军缴获，而义军借以骗开关口。后世一般认为，孙传庭即于十月初六日（11月16日）战死于潼关，享年五十一岁。五天后，西安失守，孙传庭的继室张氏率三妾两女投井自杀。
孙传庭死后，由于尸骨无存，再加上有传言称孙传庭还活着，所以，崇祯皇帝没有给予封赠。清军入关后，明末殉节诸臣也是一个极少触碰的敏感话题。清乾隆四十年（公元1775年）十一月，乾隆皇帝明令表彰包括孙传庭在内的明末殉节诸臣，孙传庭享受“专谥”的待遇，以“夙娴良画，屡著捷功，仓卒殉军，仁成身殒”。乾隆四十一年（公元1776年），得到“忠靖”的谥号，列入《钦定胜朝殉节诸臣录》中。
（本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