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上的语言，尤其是一些年轻人的用语，现在普遍有着低幼化的倾向。他们喜欢用很萌的语言，去编一些绰号。尤其是在一些严肃命题，比如国际政治方面，更喜欢低幼化的语言、黑话等等，比如兔兔、我兔之类。
更有甚者，用一些绰号去调侃有生理缺陷的人。也就是说，他们的语言低幼化背后其实是对严肃命题的幼稚化，也是一种对他人毫无敬畏和尊重的表现。
从浅表来看，这种语言低幼化是因为“娱乐至死”。
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一书中，探讨了人们在娱乐时代语言和思维的简化和幼稚化问题。
他认为，随着电视（写此书时互联网尚未流行）和娱乐媒体的兴起，严肃的公共讨论和思想变得越来越艰难，语言被大众进行过度的娱乐化，逐渐失去了原有的复杂性和该有的深度，成为快餐式语言。
波兹曼认为，电视这种视觉媒体（现在可以理解为短视频、短文字）倾向于简化复杂问题，以便更好地吸引观众的注意力。注意力导向的媒介产品，导致了语言和思维的肤浅化。
他指出，电视节目（同样也可以替换为现在的网络视频）通常只追求短暂的娱乐效果，将直接的图像感官刺激作为重心，理性讨论和逻辑推理退场了。在这种环境下，就连政治、新闻、教育等本来严肃的领域，也只能去迎合快餐式的、简单化的传播方式。
在“娱乐至死”时代，语言注定会变得更加口语化、碎片化，最终可能导致人们失去对复杂问题进行深刻思考的能力。
该书写于1985年，其中的巨大预言性令人惊叹。
另外，从哲学的角度看来，语言低幼化的问题也可以得到印证。
使用工具是人类的最重要特征，这不仅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还深刻地影响了人类文化与思想的进化。工具其实不仅是物理层面的人体延伸，它其实也反向塑造了人类的认知、意识乃至社会结构。
从现象学（如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的角度看来，工具不仅是外部的物品，而是人类存在的一部分。
海德格尔在其著作《存在与时间》中探讨了人类与世界的关系，提出了“工具存在”和“现成存在”的区分，这两者构成了他关于“工具世界”与“语言世界”的思想基础。
海德格尔认为，工具与人类的关系是“在世”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使用工具，人类与世界的关系被改造了。
当我们使用工具时，比如用锤子敲钉子的时候，我们并不会专注于“锤子”这个工具，而是将注意力放在敲钉子的动作上。只有当锤子这个工具失效或有问题时，我们才会注意到它的存在。
这个理论的重点在于，使用工具使人类的感知发生了变化。锤子不仅是一个钉钉子的工具，而是在使用过程中成为人类手部的延伸，甚至可以改变人类对时间、空间和任务的理解。
这种工具带来的“沉浸体验”改变了人类与周围环境互动的方式，从而影响了思想的形成。
反过来说，沉浸于使用锤子的人，会误以为自己的手是铁做的——这样说可能更容易理解。
对一个使用手机的人来说，手机屏幕就是它可以随意掌控的娱乐世界，你在里面其实拥有某种魔法，与整个世界持续产生连接，并且不断发生娱乐活动。直到手机坏了你可能才会意识到自己的局限性，比如流落到一个荒岛上没有手机，你可能才会发现生活的本质。
那么工具是如何反向塑造人的语言低幼化？
人本来是正常说话的，但经过互联网对人的反向改造，人会误以为自己也是娱乐化的一部分（人对自身的工具化和娱乐化），就像锤子的例子当中，人误以为锤子是自己的一部分。
于是，人也对自己进行了娱乐化，比如用语言的低幼化去迎合网络的快餐化，这样才能让一切话题都带有“娱乐性”，从而让自己融入网络世界。
这种改造是很彻底的。一些年轻人，甚至在生活中都不会好好说话，也是像网络上那样说低幼化的词语或者黑话，这就是人被手机这个工具改造成了另一台手机。
一些只会重复别人说的网络用语的人也是如此。比如“你以为XXX的国土都是充话费送的吗”之类。
另外一种理论——马歇尔·麦克卢汉的技术决定论认为，技术和工具是文化和社会结构的决定性力量。
麦克卢汉的名言“媒介即讯息”认为：工具（尤其是信息技术）不仅传达信息，还反过来塑造了人类的思维方式和理解方式。在这种时代，人们的任何行动都成为讯息，都成为媒介，那么人、讯息、媒介三者，便将出现浑然一体的趋势。
为什么互联网语言低幼化？因为发言的人已经化身为快餐化语言讯息本身。
通过信息媒介，人的认知结构也跟着发生了变化。其实在互联网诞生之前，书写和印刷术等工具已经改变了人类的记忆方式，使得人类不再依赖口头传承，而是借助书面记录来塑造社会的意识形态、文化和政治，文字世界成为另一个世界，塑造着人类的文明。
比如，人看着明月本来只有一种朴素的情怀，但“千里共婵娟”这样的诗句，就让人的情怀有了具体的承载和另一种表述，反过来塑造了人类更细腻的情怀。
但互联网工具起到的作用恰好相反，它提倡的简单化、感官刺激、娱乐化、浅表化导向，反向改造了人，也反向塑造了现在的社会结构。
从美国大选就能看出来，凡是手机社交媒体和短视频等娱乐软件的重度用户，就更愿意投票给川普这样的“大众化”候选人，因为他们对长句、复杂信息等的接受度在下降，民主党的那一套对他们来说太麻烦了。
欧洲也有这个现象，根据统计，借助报纸和电视理解政治的，支持左派（倾向于平权和接受移民）的较多，而通过手机互联网理解政治的，右翼比较多。
所以右翼候选人也更擅长通过推特、tiktok等工具作为自己的推广工具。
那些语言低幼化的人，其文化结构和思考方式就更是很明显被手机这个工具改造了，他们不仅仅语言低幼化，背后更是其思考方式的简单化、极端化以及对一切的不敬畏，因为在娱乐世界里，一切都可以被调侃和解构，他们无视现实世界的伦理，编绰号和段子描述国际政治、甚至调侃残障人士，就是这种互联网娱乐化的外延——既然互联网世界可以调侃一切，那现实当中也是。
这种极度的娱乐化甚至形成一种病态，即就算是见识到现实世界的残酷，比如地震、战争，第一反应也是赶紧拍视频发网上以获取点赞。
这种情况，就是娱乐化已经“入魂”了。人彻底成了“电子奴隶”，成了技术和算法之下的一个工具。本来是人发明了工具，但现在人反过来成了工具的工具。